錢名山

錢名山（1875—1944）名振鍠，字夢鯨、號謫星，後更號名山，並以號行，晚年又別署藏之、庸人等，世居江蘇常州菱溪，人稱其為江南大儒。錢氏自幼聰穎，十歲即能作詩，十六歲即中秀才，十九歲中舉人，二十九歲成進士。曾授刑部主事，後因服父丁憂，而不求仕進。

錢名山的書法初學歐陽詢，繼學顏真卿，中年後學漢隸北碑，晚年學寫懷素，而得《蘭亭序》之力尤深，並汲取了王右軍、倪元璐的長處 。錢名山早年書法以帖學為基礎，後融入了碑書。用筆及運筆皆體現了一個痛快的效果，鐵畫銀鈎、斬釘截鐵，即有顏書的寬綽、雄強，又有碑的古拙方正，氣度、氣勢均博大高遠。于右任曾親口謂： “名山老先生書法比我好。 ”而張大千的字或多或少也受過錢氏的影響，而朱屺瞻則自述： “畫藝之成，曾受名山先生之啓發。”作為學者、詩人，多才藝、多成就，其書法處處散發着書卷氣，並有着詩人的激奮之情。他尤擅行書，在江南極負盛名，康有為雲：“除我之外，當世更無與此公匹敵。”徐悲鴻、張大千等皆推崇其書法造詣，謂之行書典範。 ^[1] 

錢氏作書不主張懸腕，認為字是靠腕力送出的，懸腕影響到力的運行，寫字不能沉着痛快。故而謝稚柳作書作畫，也受其影響，不作懸腕。而觀兩人字，氣息彷彿，以靜美勝出。民國時，錢名山與李瑞清為同年舉人，與曾熙為同年進士，三人交誼殊厚。錢名山有閒章“ 海上羞客”，是因為其寓居上海時，抗戰爆發，上海淪陷。又有一枚閒章“癸卯進士”，凡不相識人求字，具鈐此印。一九四四年錢名山在上海桃源村因胃潰瘍辭世，享年七十。

錢名山書法(5張)

《陽湖錢氏家集》《名山集》《名山問約》《名山詩集》《良心書》《課徒草》《文省》《名山叢書》等。

青龍街道解放村委焦家村53號東 1944年錢名山為江南大儒，興辦教育、熱心常州公益事業等。棺木已深埋，墓碑保存完好。 ^[2] 

錢名山先生（1874－1944）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多災多難的年代，政治上，保守與新派勢力激烈抗衡，國家前途迷茫，民族危在旦夕；軍事上，頻頻遭受八國聯軍等外國勢力的入侵，國內軍閥割據，內憂外患，危機重重；教育上，千年科舉瀕臨終結，新的教育體制尚未建立；文化上，中華千年道統遭到嚴重破壞，舊文化被解構，新文化未建樹......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錢名山內心的憂慮、苦悶、彷徨無法釋然。他清醒地意識到一腔抱負已無用武之地，失望之餘，毅然辭官歸鄉。回到故鄉常州，他隱退而不隱居，以設館授徒的形式，在亂世中傳續中華文脈。大廈將傾，他以瘦弱的雙臂扛起擎天重任；以極大的容忍，極大的定力，與矛盾的力量較量。“絢爛歸平淡，真放本精微”，他似天邊一顆靜穆的星辰，用自己的光和熱，照亮着人們前行的征程。他相信多一顆種子多一份希望，所以他對“寄園”傾注了全部心力。事實證明，他種下的一顆顆種子，長成了一批俊才。任何對文化教育的“投入”，都不會是徒勞。他的努力對城市文化的傳承起了深遠的影響 ^[2]  。

名山先生對常州傾注了深切的情感，為保護一方民眾的安危作出了努力，對城市文化形成了深遠的影響。

1、 辭官歸田

錢名山的一生，除了在京為官的三四年和抗戰期間避居上海的八年，其餘近六十年，都與常州相濡以沫，不離不棄。

錢家在常州是一户書香門第，世代書香盈門。名山的祖父錢鈞（1819－1877），號廉村，自稱“平生無他嗜好，惟愛書成癖”。他的愛書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他總結自己的一生：“百年事業總荒唐，卻有平生如意事，書滿青箱。”他曾取古人“讀書便佳，為善最樂”語意，名其堂曰“佳樂堂”，著有《佳樂堂遺稿》。錢鈞之子錢向杲，即名山先生的父親，光緒元年中舉，購地築“寄園”，隱居其中，平生慷慨尚義，關心國家存亡，歷時十年，著成《夷夏用兵鑑古錄》40卷。他有詩云：“寒窗依舊一燈青，歲歲埋頭史復經。”

在濃厚的家庭文化氛圍薰陶下，錢名山自幼飽讀詩書，16歲成秀才，19歲在南京鄉試中舉，29歲在河南參加會試，中第16名進士。他的文章得到的評語是："行文奇秀，用筆豪邁，自鑄偉詞，不拾人牙慧。"由於他不喜歡館閣體的書法，沒有入翰林院，以二甲進士授刑部主事。在朝中，他曾屢次上書言事，都被留中不發，切身的經歷，使他對清末內憂外患的局勢、腐敗無能的朝廷感到徹底失望，於1909年毅然棄官回鄉。

名山先生對自己歸鄉的決定很欣慰，似乎早已心嚮往之，身心輕鬆，愉悦之情難以抑制，他渴望着親近故鄉的一草一木。他想象着掙脱宦海以後的鄉居生活，一如陶淵明的情趣：“獨自昂頭人海中，西山晴翠接高穹，何來宦味如秋燕，莫負冰心語夏蟲。誰為江河憂日下，休將身世慟途窮，還鄉須覓中山酒，長醉溪頭荻葦風。”

1914-1932年，他在常州東門外的“寄園”創辦書院，英才輩出，聲譽卓著。

授徒之外，他著書立説，賑災救難。他的著作頗豐，主要有：《名山集》《續集》（三集至九集），《名山文約》，詩有：《謫星詩集》《名山詩集》，詞有：《謫星詞》《名山詞》《海上詞》。

1937年，抗戰爆發，寄園毀於戰火，名山先生被迫攜全家避居上海。1944年，名山先生因胃病突發去世，歸葬常州，聞聽噩耗，避難內地的寄園弟子們自發在重慶舉行追悼會，鄉賢吳稚暉主持追悼儀式。如今，名山先生安眠在故鄉的地下已60多年，他的道德文章，在江南廣為傳揚。今年，常州市政府作出決定，在名山先生寄園原址附近，擇地上百畝，建造菱溪公園，恢復寄園風貌，人們稱讚此舉為民心所歸之德政。

2、博愛仁慈

名山先生是一位慈善家，他的博愛仁慈馳譽江南。

早年，錢氏的姻親謝氏連遭家毀人亡的大難，辭官回鄉不久的名山先生，把謝家的長子謝玉岑（著名詞人）接到寄園讀書，後來，其弟謝稚柳也到寄園就讀。當是時，嫁到謝家的姑母錢蕙蓀，為了完成丈夫與兒子的夙願，提出了刻印《謝氏家集》的想法，名山因棄官回鄉，經濟拮据，但他很重情義，靠教書鬻字，終於使《謝氏家集》成書。鄉人皆稱道：“錢名山的道行德性可知矣！”

名山先生對普通民眾的疾苦充滿了同情。他有許多詩篇反映深切的愛民情懷。

“為有未償錢十萬，遂使夫妻不相見，何況田家生計艱，年年水沒銀河岸。”這是“貧賤夫妻百事哀”的真實寫照。

“蓬頭小女茅房住，東方明時挑菜去，春寒少雨土脈堅，星星薺菜小如錢，腹空惟有隔宵粥，日高挑得盈筐綠，市人持稱不容情，兩則有餘斤不足，得錢與母持換米，明日提筐還早起。”這是“挑薺女”的辛勞生活。

“灼灼枝上花，垂垂澗邊柳，女年十八九，嫁作農家婦。嫁作農家婦，力作何時休，不見天上星，織女重遷牛。五月天氣熱，二麥正登場，播揚從天風，面鬢多刺芒，十月天氣寒，柴場置稻牀，稻多落手重，指痛腕欲僵，發焦炎夏日，肌粟早天霜，生兒不用卧，上？煮黃梁，自作田家婦，但有日夜忙，不見城中婦，垂老尚有色，惟有鄉村婦，三十如五十，試將城與鄉，兩婦齊肩立，年紀雖復同，貌若姑與媳，同荷生成恩，流光何太急，但訝村婦老，使知農民苦，如何苦農民,願以告聖主。”村婦的生活，在他筆下是那般細膩逼真，可見他與農民的生活貼得很近。

他慨嘆：“嗟哉赤心不變可奈何，人間痛毒何其多！”

他還寫過一首《凍死人》，讀來催人淚下。“老夫夜卧重衾底，絨繩裹衣不去體，默唸街頭凍死人，此心耿耿何能已，一更二更凍到骨，不覺生來有膚革，三更四更凍人心，玉壺冰結如堅金，五更以後不復凍，魂魄已落陰山陰，借問死人數多少，月千歲萬堪稽考，男兒或者不自強，婦孺何辜死當道，不須憑弔古戰場，已見民生日凋耗。”

為了一方民眾的安危，名山先生牽腸掛肚，奔走呼號，甚至不惜以老弱的身軀挺身而出。

清光緒三十二年，陽湖東北境芙蓉圩大水，田野、道路一片汪洋，唯墳墓在水中有青意，居民伐薪曝之屋背，而樹林稻根亦盡，其民走外縣乞食於各鄉者不絕。名山先生參與賑務，忙於晝夜奔走，不辭勞瘁，既賑其災，又為之講水利。先是圩心之民，欲戽水出圩外，水經過圩邊之田，田主以水經過其田，於已田不利，不許，常有鬥毆爭訟之事。名山先生即鬻書集貲，購圩田鑿而浚之，永為公產，使圩心之水出圩外。比年雨水少，圩田土熟。從此圩民不但永息爭端，而且農家肥料蒙其利，至今過其地而問之，雖三尺童子，猶盛稱名山先生之德為不可及也。鄉民為酬謝他的辛勞，鑼鼓爆竹喧成一片，隨後抬送着"曲全水利"的一方匾額來到他門前。他沒提防這一着，堅決拒絕，後來敵不過鄉民們的誠意，只好讓他們懸上廳堂，過了幾天，就叫人拆了下來。

離常州城約百里之馬跡山，於1930年遭災欠收，山民不飽，多斫樹根，有餓斃者。名山先生專程到無錫，在公園鬻書，所得潤資，全部用於賑災。賑資不夠，他又約常州文藝之士賣字畫參加賑災，並把馬跡山遭災的消息傳播到上海，徵集到書畫什二千金。他還告訴無錫人，"馬跡山昔者實隸錫。"於是錫人大施錢穀。名山先生遂挾麪粉數百包，稻穀百餘擔至馬跡，一日散畢。

1934年，江南饑荒，溧陽最嚴重。名山先生趕到無錫，應紅十字會之請，鬻書振宜溧之災，得四百金。返到常州，宜溧難民至白家橋，名山先生趕緊把四百金全部散給災民。其後難民聞風大集，約四五千之多。邑人聞先生之力司其事也，得道者多助，皆踴躍參與賑災，不待募捐而仁粟義漿塞錢氏之門，先生遂於東坡艤舟亭上發給資糧。鄉人傳有觀音大士降。當時，東坡園艤舟亭，以及公益處所，都住滿了鳩形鵠面的難民，還容納不下許多人，幸而有空屋的開明士紳同情他的苦心，共同響應，讓出空屋，並且 踴躍地捐了很多錢財食物。捐助的人越來越多，先生説："我不準備編印徵信錄，如果不能取信怎麼辦？"捐助者都説："錢先生在這裏辦賑，我們是不需要這些的。"

幾年後，常州遭遇百年未有之旱災，而當政者仍然固守常規，不肯把囤積的糧食散發給飢餓的百姓。名山先生見之，忍無可忍，奮筆疾書一篇《讀孟子齊飢章》，大聲疾呼，怒鳴不平：“嗚呼，積穀防災，積而不散，吾不知其説也！”他憤怒地説：糧食不是官紳種出來的，而是農民種出來的，農民是糧食的主人，而官紳只是代為農民看管糧庫鑰匙的人，現在主人飢餓，而看管糧庫的僕人卻不肯開倉，“此誠倒行逆施之事，我不知其説也！”濟世利人，為民請命，名山先生不遺餘力，傾力而為。

作為正統文人，名山先生擁有深廣的平民情懷，一生中，他為許多具有精神風骨的平民樹碑立傳，目前已發現常州地區有三十多部家譜的譜序出自名山先生之手。名山先生做這些文章，目的並不是為某一人、某一家族“歌功頌德”，而是為了謳歌真善美，鞭撻假惡醜，傳承城市精神，弘揚社會正氣。

對於在侵略者面前剛強不屈，而且能奮勇反擊，以身殉國的普通人民，他予以熱烈讚頌。常州現存一塊《大江東去》碑，銘刻的就是嚴氏一門的剛烈事蹟。名山先生在碑文中寫道：“河塘橋畔，有少蘭嚴氏，骨如生鐵，丁丑年間罹大難，父子奮身搏賊。男喚杏根，女名壽菊，痛灑全家血。中原萬里，誰家有此奇烈！忠孝門庭，英雄兒女，皎若中天日。堂前流水，為君晨夜嗚咽。”

3、鐵骨錚錚

名山先生之於常州城，是仁愛的化身，也是正義良知的化身。他不畏強禦，時恤鰥寡，遇地方上豪紳猾吏之橫行鄉里，而民間善良蒙受冤抑者，輒作不平鳴，必為之奔走呼籲，伸張正義，為文以告當世。他曾經説："我欲為天下除大惡"。

光緒三十二年，鄉人錢舜華為其兄營葬事而受邑紳惲某橫加凌辱，致銜冤以死一案，一時激起很大名憤。名山先生憫舜華死事之烈，而恨惲紳之仗勢欺壓也，為之立傳，聲之京師。這樁冤案，舉國震動，一時之間，聲援名山先生的大有人在，人們紛紛表示：錢某孤掌無援，我助之！”無錫兵部主事、浙江道御史等加入了聲討行列。滿城譁然，斥罵惲為狗頭，邑令為狗尾巴，惲震駭，避匿上海租界，一面向督撫暗通關節，雖得開脱，而惲紳之膽落矣。此事有《烈婦洗冤錄》石印本，乃名山先生親筆書。

名山先生因愛生勇，懷着強烈的正義感，為聲張百姓利益，怒斥不良官吏。有一次，有人把買到的明代一個皇帝的遺像請他題字，他拒絕了，當然潤資也拒收。他認為封建皇帝殘害人民的惡人最多，他對國民黨的禁令嫉首痛恨，寫有一首《金縷曲》：“不道年荒鴻滿野，竟是從旁袖手，遮望眼華堂傑構。寄語鄉人休借問，敝衣冠觸當門狗。牛口內，無還豆！”

1918年發生了一件寄園弟子"毀佛案"。常州城中有二賢祠，在東門艤舟亭旁，紀念兩位鄉賢薛方山和唐荊川先生。東門富商戈蓮生與邑令姚紹之為寄親，稱霸一方，改其祠為觀音堂。名山先生的弟子唐玉虯，為荊川后裔，聞之大憤，約同學數十人遊艤舟亭，擁入祠內，將所有佛像搗毀，棄於河塘內，回至水門橋堍，戈蓮生已帶着數十人趕到，聲勢洶洶。名山先生此日入城訪友，不知已，先生歸，聞言大駭拍案曰："危哉，今日之事，如果遭工人圍毆，可若何？"即在黑板上寫："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今日之事有登高臨深之危，可不戒乎？"又安慰道："事已至此，不用怕，且沉機以觀其變。"數日，戈蓮生向縣上控告：寄園弟子倚勢橫行，搗毀公共佛像，破壞地方治安，流氓行徑，出於洙泗，斯文掃地矣。先生笑曰：彼辱我，不校也，然二賢祠必恢復，講理可耳。即日寫《與人論二賢祠書》，刊印數十份，請人散發。沒過多久，此案無形撤銷，觀音堂出讓，二賢祠恢復，戈到寄園向名山先生道歉，先生一笑置之。

名山先生是人民詩人，也是民族詩人，他對欺辱中華的外敵深懷痛惡，對錶露民族氣節的勇士敬佩之至，大加讚譽。

名山先生中進士後，按當時規矩，新進士必須入進士館學習三年，否則無出路。名山先生入館見西洋教習登壇宣講，羣進士執筆謹記其語，以為無恥，歸而大書其壁："生若入進士館，死不上先人塋。"

名山先生專門寫了一首詩讚揚台灣抗日英雄簡大獅，詩寫得很沉痛，事情發生在光緒乙未年，我割台灣予日本，台民簡大獅與日軍力戰一年多，在廈門，簡大獅被當政者捕獲，妻女皆死,簡大獅説：“我與日抵抗才落到這個地步，我反倭而非反大清，今天我被中國官吏殺死沒什麼憾恨，如果把我交給日軍，我死不瞑目呵！”可是，當事者竟然綁了簡大獅獻給日軍極刑處死。後來，簡大獅的弟弟簡大度帶兵抵抗日軍不幸也戰敗。名山先生了解了簡大獅的英烈事蹟後，有感於簡大獅的忠烈和當政者的昏庸，憤而作詩：“痛絕英雄灑血時，海濤山湧泣蛟螭。他年國史傳忠義，莫忘台灣簡大獅！”

1937年，蘆溝橋事變初起，淞滬全面戰爭還未爆發，當時國民黨政府正在廬山商討和戰大計，時局一片沉鬱，名山先生率先在《大公報》上發表一篇題為《必戰》的文章，主張非戰不足以求存，他對抗戰必勝的信念很強烈。他強調抗戰，強調中國和日本自甲午以來的血海深仇，“此仇不報不用生！”我中國人也，豈願中國亡於異族！八一三初期三個月的淞滬血戰，果然捷報頻傳，更增強了他的主戰信心。他興奮極了，每天買了許多報捷《號外》贈送給過路的行人和鄰居，有時在外面回家時買了沿路散發，讓人們儘快知道勝利的消息，他熾熱的愛國心感天動地。

4、續火傳薪

上世紀二十年代，錢名山先生在家鄉率先建立了名為“孝仁鄉書會”的讀書會，把自己的藏書作為公產，提供給鄉民閲讀，“有志於學，愛惜書本，不暴殄者，雖吾祖之書，亦可得而假也。”

近代社會隨着新知識的傳播，一些地方開明人士普遍重視民智的開發，積極投身於地方文化事業，人們力圖通過自己的文化優勢為地方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錢名山特別讚賞無錫開明紳士榮德生開辦大公圖書館及編纂《敍文彙編》的舉動，他在為該書所作序言中説：“今榮羣聚其書而公之，恐讀者之不至，而印行其序而致之，意者將以挽回今世不悦學之風，而致其書之用於天下乎？”名山先生雖沒有榮氏家族那樣的經濟實來開辦圖書館，但他舉辦鄉書會的目的，與榮氏開辦圖書館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名山先生於辛亥革命後，37歲時束髮作道士裝，縱情山水，肆志著作，設館授徒於東門寄園。以園中快雪軒為講授之處，最初弟子五人，後執贄者不遠千里而來，不數年而至三十餘人。

名山先生教書育人，務導之以其所近，不強人所不好，亦就其資質之高下而施教焉。講授之課，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無所不包。要之取精華，去糟粕，皆有益於世道人心之學。講授時，深知弟子之學力，略其易而抉其奧，手批口講，喜笑怒罵，神采飛揚，無不引人入勝。聽講弟子，心領神悟，津津乎味在酸鹹之外矣。旬日作文一次，出有五六題，經義、論文、詩賦皆備，任弟子選擇之。每次作文期兩日，先生嘗謂弟子曰：有的論文題，非涉覽各書不能下筆。兩日為期，是使汝等在作文時多看書，且不易忘也。

先生批卷，一篇之就，可立而待。弟子環侍左右，驚喜交集。蓋一字之貶嚴於斧鋮，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也。授課時，弟子萃集一堂，課後散歸各居自習，而先生時時親往督教焉。先生對弟子一節之善，一句之奇，如獲異珍，誦之不去口。弟子問學之心日益堅，進取之志日益鋭，而得一藝之造就，皆先生獎掖之力也。

名山先生設館十九年，四方之士，仰先生之道德文章，為當代之經師人師，皆欲執經問義，一登龍門為幸，至是而及門與私淑弟子遍各省矣。江南才子、張大千的藝術知音謝玉岑，藝術大師、古書畫鑑定家謝稚柳，原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畫家馬萬里、鄧春澍，詩人伍受真、王春渠、錢小山、錢仲易，還有今天依然健在的文化碩儒虞逸夫、錢瑟（王字旁）之、羊淇、羊漢、謝伯子、汪仲陽、楊維良、王道平（台）等一批文化俊傑，均為“寄園”弟子。

寄園是書院而非私塾，私塾是蒙童啓蒙之所，而書院是傳經論道之所；私塾的學童往往是本族的孩子，而寄園學子近悦遠來，雖有部分家族內的幼童跟隨學習，但更多的是學有所長的提高者；私塾課本為初級的三字經、弟子規等，而寄園的課目以經、史、子、集等經典文獻為主，常常談古論今，激揚文字，縱論天下時勢，商討強國之策。

名山先生創建的為時近20年的寄園，是常州最後一個古典書院，可能也是中國古典書院的終結。常州自古文風盛行，歷代書院之盛，綿延不絕。常州書院的歷史起始於北宋崇寧年間（1101－1106），第一所書院是“城東書屋”，由理學名儒周恭先主講，不久另建城西書屋，由周恭先及其弟弟周孚先一同主持。周氏兄弟又延聘理學大儒楊龜山先生到常州講學，他在常州居住了18年，其講學之地，後人稱為“龜山書屋”、“道南書院”，著名的無錫東林書院，最初也是龜山先生的講學之所。楊龜山是蘇東坡之後又一個自願客居常州的大學者。明朝，常州人民修建了“二賢祠”紀念東坡、龜山兩位大師。由於楊龜山先生的傑出貢獻，常州成為當時中國的學術要津。此後，常州書院綿延不絕，文獻中記載的還有：延陵書院、城南書院、青山書院、三近書院、龍城書院等等。龍城書院培養了一大批才俊，如：洪亮吉、孫星衍、黃仲則等，清代大詩人袁枚有詩讚曰：“常州星象聚文昌，洪（亮吉）顧孫（星衍）楊名擅場。中有黃（仲則）滔今李白，看湖七古冠錢塘。”

如果説道南書院、龍城書院為常州地區奠定了“高揚的文化風骨，和堅實的學術底藴”，那麼名山先生的寄園則在民國初年傳統文化嚴重滑坡的時代背景下，為常州文脈的繼承延續作出的貢獻，為常州留下了寶貴的“讀書種子”。有學者評稱：“先生束髮髻，着道士裝，不問政治，與田夫野老相往來，並以講學、授徒為業，著書、鬻書達二十餘年，常州之學風繼惲敬、張惠言、孫星衍、洪亮吉後為之一振。吳江學者金松岑稱錢名山、高吹萬、胡石予為江南三大儒。”

名山先生的教誨給予寄園弟子們終生的深刻影響。

錢小山先生從小在寄園讀書，15歲自編詩集《結網吟》，名山先生高興地題詩：“留得家門風雅在，中原文物未消沉。”解放後，他擔任常州政協、文聯和書協的領導工作，關心常州文物保護和文化建設，，為常州地區名賢先哲的故居建設和紀念活動盡心盡力，先後倡導和支持對唐荊川、惲南田、趙甌北、黃仲則、洪亮吉、段玉裁等人的學術和紀念活動，他以自己的古典詩詞和書法實踐，帶動和影響常州地區文學藝術事業的蓬勃發展和繁榮昌盛。

謝稚柳晚年專門寫了一篇情深意摯的《憶寄園》，六年的寄園生活，為謝稚柳的學識及藝術修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人們問及他的藝術道路，他總是説：“我是從寄園走出來的。”十六歲那年，謝稚柳住在名山先生的小房間裏，畫了一張梅花，名山先生看了，説畫得太散了，隨即把收藏的古代字畫拿出來給他看，這使他大開眼界，書畫水平大進。最令他難忘的是那張一見鍾情的陳老蓮的《梅花》，決定了他書畫的半世生涯。後來，他的書畫，達到與陳老蓮幾可亂真的地步。

程滄波13歲小學畢業後，即到寄園學習古文，博覽經史。在名山先生的悉心授業下，他的古文基礎大有長進，他很推崇名山師，説：“先生之學，不拘名物訓詁之微，而宗文章義理之大者。故十三經、通鑑、諸子，為寄園之正課，而三通與宋元學案附麗之，寄園之徒，無長幼賢愚，談二十四史如數家珍。”程滄波頗有乃師的遺風，任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時，他剛正不阿，辦報頗有主見，嫌惡揚善，對國民黨官場上有些不顧百姓利益的行為嫉惡如仇，為了堅持辦報的獨立性，他多次與國民黨上層發生衝突。他很早就提出：“本報為黨之喉舌，即為人民喉舌”的新聞觀。。

5、文脈所繫

名山先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傳承者、集大成者和現代終結者。他的經世精神，他的不立宗派的精神，都是常州人文精神的體現，儘管他表白自己既不是“桐城”，也不是“陽湖”，實際上，其不入時流的精神正是陽湖派精神的體現。

名山先生的治學方針，有自己的抉擇和觀點，不崇尚哪一家。“直須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後行”。他跳出了漢宋學派和古今文派的圈套，反對考據訓詁，認為瑣屑不足道，足以汩沒學者的性靈。他批評鄭康成不近人情，疏證家孔穎達之流更是心勞而功絀。他認為乾嘉時代的考證是受了文字獄的影響，不敢發表自己的正直意見，恐怕闖禍滅族，所以逃避到考據的領域裏去躲風險，弄成和做八股、包小腳一般的學術。當他在北京時期，梁啓超和他談宋學，梁先生那時還沒有搞維新，他對名山先生説：“當今世道陵夷，總須先立乎其大者。”當時，名山先生正值年少氣盛，不以為然，認為梁先生的話有些迂闊。後來梁先生的思想變了，而他卻頗讀程朱之書。他對於宋學的批評，認為過於空虛，他的補充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便是“格物”，學者只求“致知”而不“格物”，則一切學問都無着落。他的文章的形式和內涵，近於韓、蘇。他主張文章要説理，要條達，要言之有物，所以他不贊成鋪張堆砌式的《昭明文選》，更討厭曾子固的灰黯生澀文字，他對於曾國藩所説陰陽剛柔四象，絕對排斥。所以他的文章既不是桐城，又不是陽湖，非但不是，他對於方望溪、姚惜抱、張皋文、惲子居，根本就瞧不起。他常説，世人大抵好言“派”，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好文章在天地之間，有什麼“派”呢？所以他文章的特質，自己説得很明白：“鄙人文字既無宗派，又復空疏，不足與百年學者比；竊取之義，惟有不平二字耳。”於此可以約略看到他文章的風格。

名山先生最自許的是詩，認為自己最足傳世的作品是詩。少年時期，他的詩集題名便是“傳我室”。他對詩的內容和主張，是崇尚性靈，“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這是嚴滄浪的説法，他相當同意。但他主張多多誦讀古人的作品，取其“辭備”，以為辭不備不足以成文，“性靈”也難得表現。他常説文章要多寫，多寫則熟練；詩要少做，因為詩是天地間的菁華，哪能做得如許好詩，如果一摸一首，此唱彼和，必無好詩。詩王杜少陵他對之也有微詞。可是小名家有一二雋句，他會特別提出來叫人欣賞，以為詩是天籟，詩的遭遇和詩的環境，各有各的觸發，大手筆鯨吞不了小家數，月亮的光芒，並不能掩沒華星的稜角。這是他對詩的論據。陶淵明詩是好的，人品好，所以詩也好。胸襟超脱，所以詩境也昇華。初唐是盛世，詩窮而後工，盛世反而無好詩。天寶以後，流離顛沛，詩人輩出，李、杜就生在這一時代，論意義，當然是杜勝於李，論風格，李卻有“並剪哀梨”之快。少陵尚有澀句，“借問何為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所以少陵少見天籟，太白不善人工，長處在此，短處也在此。昌黎句奇語重，七古尤可作為模範。義山要有目光去欣賞，香山諷議稗政，且文從字順，“老嫗都懂”，但香山的詩做得太多，流於平淡，乃其缺點。北宋僅取東坡，南宋極推崇放翁，“翁詩往往説恢復”，因他是民族詩人，有氣節，所以特別崇尚。金、元取元遺山、倪雲林，“遺山筆力雄千古，不及雲林字字珠”。因為雲林有澄澈晶瑩的妙處。清代王漁洋有性靈，晚清以龔定庵為殿軍，定庵詩足當“哀感頑豔”四字。這些論述，表現出名山先生對詩的自負。他的一生，對人對事，一切都很謙抑，惟獨對詩是例外。他有一首《金縷曲》：“平生情性原天賦。最喜是古風近體，引商刻羽。聲味色香皆絕妙，那不流傳千古？莫自痛年華遲暮。死後精靈應不化，繞天涯聽唱新詩句，即是我，心開處。”老人的真實、率性，是那般可愛，一如純真的童心。

名山先生最自豪的是自己的詩，“我以詩事天，不得無詩死。氣急言語盡，尚有心在此。”他一生留下的詩共1100多首。常州早在清代即稱“詩國”，而名山先生被譽為：“常州詩伯”，與黃仲則、趙翼、張惠言、洪亮吉等齊名。

清代初年，常州即有詩國之稱，“毗陵詩國千年事”。當時常州的詩界，先後出現過“毗陵四家”、“毗陵前後七子”等眾多詩人，羣星燦爛，各有千秋。“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的是黃仲則。清代常州稱詩國，一因清代在常州形成了詩詞的羣體與部落，二因常州詩歌在清代有其鮮明的特色，即求新、求異、求變。代表人物，公認的有：黃仲則、趙翼、張惠言、洪亮吉、錢名山等。論生卒年代論，錢名山是最後一名榜上有名者。他的詩詞創作受到了前輩鄉彥的重要影響，又獨標領異，當之無愧地成為常州詩國部落的重要代表人物和精神傳承者，為常州詩國大廈添磚加瓦，增光添彩。

浩如煙海的常州名人資源，最大的特色是：國學人才多，國學根基深，國學成果豐碩。常州歷代湧現的國學大家有：季札、蕭衍、蕭統、蕭穎士、劉勰、唐順之、莊存與、李兆洛、洪亮吉、趙翼、趙元任、吳稚暉、呂思勉等，深受常州學派影響的國學大家有：劉逢祿、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等，常州人的學術著作、學術成就，以及對後世的影響，彪炳史冊，值得大書特書。

錢名山在政局動盪、文風黯淡，封建帝制地動山搖的時代背景下，捍衞了傳統文化的尊嚴，藴育了讀書崇文的種子，傳續了中華國學的經脈，使兩千年來一脈相傳的地域文化資源沒有出現斷層。

結語

名山先生是常州的一部傳説，一段榮耀，關於他的許多故事流傳在一代代常州人的口中，口口相傳，成為美談。

他幼時即異常兒，好食橄欖，有人問他：橄欖不甜，你為什麼喜歡吃？他回答：稍遲則甜矣。他早慧過人，六七歲時已能屬對，塾師出上聯"一羣雁"，他答"數點鴉"。

19歲赴南京鄉試，尚未入場，即在寓所署其門巴曰"癸巳解元錢某寓"，同考者都嫉之以為狂。

名山先生性至孝。在京供職，一日，聞布穀環鳴其居，布穀者，相傳為孝子尋親所化也，他心知有異，兼程歸，果然，其父已卧病在牀，月餘而卒。先生感布穀之催歸侍疾，作《孝鳥吟》，其意欲勸告世上人，毋以名利為重，而失人子孝養之職。

鄉民們對名山先生也深有感情，抗戰初期，常州遭到敵機濫炸，名山先生的弟子陸仲卿，在離城三十多里的禮嘉橋，僱船來接其全家去暫避。他一下船，許多鄉民見了他都拱手行禮，扶老攜幼、爭先恐後而來，他們都捨不得名山先生離開，但為了避難，又催促其快些離去，鄉民們的真情流露，令名山先生淚濕眼眶。

名山先生去世後，鄉人私諡“貞愨先生”，也有人建議作“清惠先生”。

2023年5月，根據《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 ^[3]  》，其代表作不準出境。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