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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器銘文

鎖定
古代青銅器上的文字。也稱金文、鐘鼎文。今存最早的銅器銘文屬於商代。西周時隨着青銅器製作技術的改進和改良,銅器銘文步入全盛時代。大約從戰國中期開始,傳統形式的銅器銘文已很少見。六朝以後,銅器銘文不再流行。商、周銅器銘文,尤其是內容比較豐富的周代銘文,是研究當時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中文名
銅器銘文
別    名
金文鐘鼎文
朝    代
商代
價    值
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銅器銘文簡介

早期銅器銘文 早期銅器銘文
商代至春秋的銘文,一般是鑄成的,內容多記奴隸主貴族的祭典、訓誥,征伐功勳、賞賜策命和盟誓契約等。簡單的僅以一二字標出奴隸主或其氏族的名稱。商代銅器銘文較短,西周後常有長篇銘文。現存最長的銘文,見於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計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戰國時期的銘文,大多是刻成的,內容以記載作器工名、器物所有者和使用地點為主。字體,商代近似甲骨文,西周前期風格雄健,中後期趨向規整。春秋戰國時期向多樣化發展,出現了鳥篆等藝術字體,列國文字也不統一。秦代統一文字,結束了字體不統一的局面。青銅器銘文,是研究我國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早期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當時漢字發展的珍貴資料。

銅器銘文歷史淵源

銘文的商代銅器,幾乎都作於盤庚遷殷以後;年代可能更早的,只發現了兩三件。商代銅器上的銘文大都很簡單,一般只有1至5、6個字。很多商代銅器僅記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銘者,自名也”(《禮記?祭統》)的古義。在記作器者之名的同時,又記所紀念的先人廟號的(如“魚、父乙”“戈、祖己”);或是僅記先人廟號的,也很常見。到商代晚期出現了一些較長的銘文,內容多數是説王或某個地位較高的人由於某事而賞賜該銅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為紀念。已發現的商代銅器銘文,篇幅沒有超過50字的,超過40字的有我方鼎(《三代吉金文存》4?21)、四祀邲其卣(《商周金文錄遺》275)、小子卣(《三代》13?42)。

銅器銘文發展歷程

銅器銘文產生髮展階段

根據現有的資料以及相關考證,現今所見的最早的銅器銘文產生商代,而且幾乎都作於盤庚遷殷以後。早期商代銅器上的銘文大都很簡單,僅記作器者之名或者詩先人廟號,一般只有1至5、6個字。到商代晚期出現了一些較長的銘文,但是字數也不超過60字。

銅器銘文全盛階段

銅器銘文 銅器銘文
西周銅器銘文步入全盛時代,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①銘文篇幅加長。百字以上的銅器銘文頗為多見,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 291字,小盂鼎有 400字左右(但多殘泐不可辨識)。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後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盤(亦稱夨人盤)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銘文中“?”字作為有重文之字計算)。如果不算由幾個編鐘合成的銘文,毛公鼎銘是已發現的商、周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這篇銘文詳細記錄了周王對毛公的誥命之辭,可以看作是保留在銅器上的一篇《尚書》。
②銘文內容豐富。西周銅器銘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類簡單記載,以及比較常見的記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賞賜或記功表德的銘文以外,還出現了一些比較特殊的記事銘文。其中有記訴訟勝利的銘文,如曶鼎(後兩段)、匜(《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一)》207)、攸從鼎等銘,還有記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銘文,如五祀衞鼎(同前,173),格伯簋、散氏盤等銘。從銘文內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關於奴隸制度、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軍事制度、官制、周人與周圍各族的關係以及其他重要問題的大量史料。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東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説西周銘文“有書史之性質”(《周代彝銘進化觀》)。

銅器銘文衰亡階段

柞伯簋及銘文拓本 柞伯簋及銘文拓本
到了春秋時期,銅器銘文雖然仍受重視,但是其重要性已經比不上西周。當時仍有很長的銘文。例如宋代發現的齊靈公大臣叔弓(或釋“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鎛,鑄有器主誇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績,並記載齊靈公對他的誥命的長銘,共493字。同時出土的叔弓的編鐘上也鑄有內容基本相同的銘文,全文由七個編鐘合成,長達501字(如認為末句“子”“孫”二字下都摹脱重文,便應該是503字),比毛公鼎字數還多。但總的來看,春秋時代的長篇銅器銘文要比西周少得多,而且內容也比較空泛,史料價值不如西周銘文。
戰國中期開始,傳統銅器銘文已很少見,“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銘文則大量出現。這種銘文字數一般不多,所記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點等。舊式的長銘在戰國中期以後並未絕跡。20世紀70年代在河北平山發現了公元前 4世紀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鐵足銅鼎刻有長達469字的銘文,銅方壺刻有長達450字的銘文。此外,戰國銅器銘文中還有少數內容比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國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編鐘上有大量關於樂律的銘文,齊國的子禾子釜上有關於度量衡制度的銘文,楚國的鄂君啓節記載了國家對鄂君啓經營商業的規模和路線的規定。
秦漢時代的銅器銘文,除了常見的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詔書以外,絕大多數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標明器物主人的銘文。

銅器銘文特色

銅器銘文周代銘文

鴨形匍盉及銘文拓本銅器銘文 鴨形匍盉及銘文拓本銅器銘文
周代銘文有不少是有韻的(早在武王時代的大豐簋銘文裏就已經用韻),喜歡用整齊的四字句的銘文也相當多。例如西周中期的史牆盤和後期的虢季子白盤,就都是既用韻又大量使用四字句的。虢盤銘説:“……丕顯子白,獻馘於王。王孔嘉子白義,王格周廟宣榭,爰饗。王曰伯父,孔?(義近“顯”)有光。王錫乘馬,是用佐王。錫用弓,彤矢其央。錫用鉞,用徵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其風格與《詩?小雅?六月》等篇有相近之處。

銅器銘文春秋時代

到春秋時代,既用韻又大量用四字句的銘文越來越多。例如徐、楚等國的鐘銘就大都採用這種文體。它們還時常抄襲舊文套語。徐國的沇兒鍾、徐王子鍾(《商周金文錄遺》4)、許國的許子鍾以及大概屬於楚國的王孫遺者鍾,都有“終翰且揚,元鳴孔皇”、“皇皇熙熙,眉壽(或作“萬年”)無期”等字樣。1979年在河南淅川楚墓裏所發現的王子午鼎,也有不少與王孫遺者鐘相同或相近的句子。

銅器銘文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的杕氏壺銘説:“……歲賢鮮于虞.可何是金契.?#91;吾台以為弄壺.自頌既好.多寡不訏.?#91;吾台以?#93;宴壍飲.盱於我室家.枇獵母毋...”通篇隔句用韻,第三句以後都是講所作的壺的,可以看成一首頗為別緻的小詩。有的銘文別出機杼,風格比較特殊。例如西周前期的沈子簋銘,通篇都用對先考講話的口氣,頗值得注意。

銅器銘文文化價值

銅器銘文 銅器銘文
銘文中的敍事部分大都直陳其事,很少修飾,頌揚求福之語又往往是一些套語,但仍有不少銘文具有比較濃厚的文學氣息。由於銅器銘文的篇幅有限制,內容也有很大的侷限性,而且作者多數不可能是當時的文章好手,因此其文學價值一般不如流傳下來的同時代其他形式文學作品。但是它卻是我們五千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先人智慧的結晶,屬於國家的文化瑰寶。
應國墓地出土物中,青銅器最具特色,製作精細,造型新穎,其中不少銅禮器還鑄有銘文。可以確定墓主人的墓葬有應侯墓(3座)、應史墓、惠公墓、匍墓、葬父墓、應姚墓、應申姜墓、應嫚(注:上“比”下“而”)齋墓、(注:上“宀”中“日”下“易”)宮姒墓、羅子戊墓等。另外,還有一些墓葬中出有應公、應伯、侯氏,柞伯、青公、叔浩父等人的銅器。這些銘文對研究古代的禮制,應國的世系及外交關係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銅器銘文辨真偽

銅器銘文又稱金文.是商周銅器上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帶銘文的青銅器為藏家所青睞.於是,銅器上作偽銘之風流行。 要辨別銘文的真偽,必須對青銅器銘文的子體,內容等時代特徵有所瞭解。

銅器銘文商周青銅器

商周青銅器銘文多數是和原器同時鑄成的。通常是在範上刻出陽文,然後將銘文範嵌入主體範中。一般銘文範都嵌得很平整.四周沒有明顯痕跡,也有的嵌得粗糙,會突出器表,這樣澆鑄後的銘文一般為陰文。

銅器銘文商代晚期

商代晚期的青銅器上始出現文字,但字數不多,一般僅一,二字或四,五字,沒有超過五十字的.數十字的銘文也僅數例。商代晚期青銅器銘文的內容較簡單,多數為做器者的族氏或用途,以及被祭奠的人名。字體較大,常見有兩種風格:一種是筆勢雄健,形體豐腴,筆畫起止多顯鋒芒,間用肥筆;另一種是運筆有力,形體瘦筋,筆畫挺直.不露或少露鋒芒,肥筆甚少。

銅器銘文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長篇紀事銘文增多,字體清秀諧美,筆道首尾出鋒,有明顯的波磔.結構嚴謹.西周中期銘文內容多數記錫命典禮,字體以筆道柔和,質樸端莊,字劃圓渾為特點。西周晚期的字體趨於規範,字跡優美,筆勢勻稱,刻意求工。

銅器銘文春秋早期

春秋早期則沿用西周晚期的書體.變化較少,僅陝西一帶秦國文字作方正瘦勁,具有創新意義。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文字具有地區性特徵,如山東齊魯一帶盛行細長工秀之體.總之,這一時期的文字出現裝飾性的風格,鳥蟲書等也在這一時期出現。

銅器銘文戰國中晚期

戰國中晚期,青銅器銘文大為減少,內容以"物勒工名"為主.即刻上作器的年月,監造外所,共官名稱.銘文多數為刻文,字體疏散不規整.筆道淺細。
因青銅器銘文多數和紋飾一樣是鑄成的,所以可借鑑紋飾辨偽的一些方法,如查看字體周圍的氧化層顏色是否一致?鏽斑是否相連?字口有無茬口和翻邊?文字風格是否和器物一致?等等

銅器銘文製造過程

殷周金文被鑄在青銅器的內側,但是怎樣在鑄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確定。根據在工場遺址所發現的大量模具所推斷,青銅器的製造方法如下:
利用粘土做一個與製成品大小相若的土胚(模型)。
另外再用粘土包裹著模型,待乾透後切開外層的粘土,作為外模。
將模型削去外層,作為內模。
在內模刻上圖案文字。
組合起外模和內模,並在之間放入銅片作為間隔空隙以待注入銅液。
將已溶化的銅注入。
將模冷卻打破,取出青銅器。
但是,怎樣在內模上加上文字圖案等,仍然是一個謎。由於在青銅器內側的金文是凹入去的,因此在內模上的文字應該是凸出來的。加上這些凸出來文字的技法,有各種不同的假設:
將溶成泥狀的粘土,逐漸貼上。
此為清朝金石學權威阮元提出的假設,但沒有實證實驗
在內模貼上薄粘土,再削去多餘部份。
這是民國以前被提出的假設。工序中必然會在內模上造成痕跡,而青銅器上亦必然有之,然實際上並沒有。
先在木片或龜甲上刻上文字,用粘土填滿後,再將粘土移印至內模上。
經實驗證明這個方法可行,但是沒有發現相關的物證,因此仍只可當作假設。
概論:除甲骨文外,在殷代的一種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稱也是由書刻的原料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