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雀山漢墓竹簡

【規格】主要為長69釐米、長27.6釐米、長18釐米三種

銀雀山漢墓竹簡，公元前140～前118年墓葬中出土的竹簡。分別出土于山東省臨沂縣（1994年為臨沂市）銀雀山1號和2號漢墓中。臨沂位於山東省東南部，北屏沂蒙山區，以東臨沂水得名。古屬鄅國，西漢時屬東海郡。在臨沂城南有兩座隆起的小山崗，東西對峙，東崗名為金雀山，西崗名為銀雀山。

1972年山東省博物館等單位發掘了銀雀山兩座漢墓。兩墓都是長方形豎穴，均為一棺一槨。槨室分成棺室和邊箱兩部分。大部分隨葬品放置在邊箱內，出土陶器、漆器及銅鏡、錢幣等。1號墓的竹簡出土於邊箱的北部，與竹簡同出的還有半兩錢和1枚三銖錢。2號墓的竹簡出土於邊箱南部靠近東壁處。 ^[3] 

從兩墓出土的錢幣和2號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推定，1號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至前118年之間，2號墓下葬年代在前134至前118年之間。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抄寫年代應早於墓葬年代。竹簡字體屬早期隸書，當是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18年（西漢文、景至武帝初期）書寫成的。1號墓中出土的兩件漆耳杯，底部刻有隸書“司馬”二字，多數研究者認為是墓主人的姓氏。2號墓出土肩部刻有“召氏十鬥”四字的陶罐，“召氏”一般也被視為2號墓主人的姓氏。 ^[4]  西漢時期避諱不嚴，竹簡有時似避“邦”諱，有時又不避（《孫臏兵法·陳忌問壘》有“晉邦之將”語）。“盈”（惠帝名）、“徹”（武帝名）諸字，竹簡常見，“雉”（呂后名）、“啓”（景帝名）二字雖不常用，但也出現過。 ^[5] 

銀雀山漢墓竹簡共計有完整簡、殘簡4942簡，此外還有數千殘片。銀雀山竹簡的長度有3種：

1、長69釐米，約合漢尺三尺，經綴聯共32簡。

2、長27.6釐米，約合漢尺一尺二寸，約5000簡。3、復原長度為18釐米，約合漢尺八寸，此類簡僅10簡。

漢簡的不同長度，反映了漢代禮制。編聯竹簡的絲繩早已朽斷，從簡上留下的編痕可知有2道和3道的編聯方式。從編痕處留下的空白可看出，竹簡是先編聯成冊，然後再書寫的。 ^[6] 

書寫字數：簡文系墨書，每簡字數不等，27.6釐米長的一般書寫35個字左右。文章篇末多有計數，標明本篇字數。 ^[7]  書寫格式：書寫格式有四種：

一、漢簡的上下兩端各留1至2釐米的空白。《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晏子》、《尉繚子》均屬此種；

二、漢簡的上下兩端不留空白，整枚簡自上而下寫滿。《六韜》、《守法守令十三篇》均屬此種。這兩種簡均長27.6釐米，一般書寫三十五字左右，篇末多有計數，標明本篇字數。

三、圖表形式，《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篇即此例。此圖表系十二簡編聯成，從圖中心向四方繪八條硃紅色線，以代表八種風。一年十二月分成四組，於圖四角由內向外放射狀排列。

四、表格形式。《元光元年曆譜》即此例。

竹簡篇題的書寫有三種形式：

一、單獨寫在第一簡的簡首正面，正文從第二簡開始書寫。

二、寫在第一簡的簡首背面，正面書寫正文。

三、寫在篇末最後一簡的文字結束處下。篇題書於第一簡背面，説明是簡冊書寫完畢，自左向右捲起，提篇題於外，利於索檢。竹簡未見書名標題。 ^[8] 

書寫風格：簡上的文字全部為隸書，用毛筆蘸墨書寫，字跡有的端正，也有的潦草，不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 ^[9]  一號墓竹書非一人一時書寫，書體和行款不盡一致。書體可分為規整和草率兩大類。 ^[10] 

銀雀山1號墓出土竹簡中有傳本書籍和古佚書，古佚書佔大部分。由於簡本與傳本的篇章分合不盡相同，故兩類有交錯的現象。

有傳本的書籍包括：

《孫子兵法》（即《孫子》十三篇）及其佚篇。簡本除《地形》篇外，其餘12篇文字均有發現。但與簡同出的篇題木牘殘片上，在《九地》篇題前書有《口形》。傳本《孫子·九地》前一篇為《地形》，木牘的《口形》當即《地形》，由此看來，簡本《孫子兵法》應是十三篇足本。佚篇共4篇，《吳問》篇記吳王與孫子關於晉國六卿軍事、政治制度的問答。《黃帝伐赤帝》、《四變》、《地形二》3篇是分別對《行軍》、《九變》和《九地》部分內容的解釋與發揮。

《尉繚子》共5篇。簡本與傳本《尉繚子》相合的原共6篇，其中《兵令》一篇收入《守法守令十三篇》。簡本與傳本《尉繚子》的《兵談》、《政權》、《守權》、《將理》、《原官》5篇文字相合。

《太公》共14組，可分3類。《漢書·藝文志》著錄。1～7組為第1類，見於傳本《六韜》者，《文韜》4組，《武韜》3組。8～13組為第2類，均為《羣書治要》、《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曾加稱引而為傳本所無的佚文。14組為第3類，是一些零散殘簡，其簡式、字體與第1、第2類相似，簡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據此當屬簡本《太公》殘簡。

《晏子》共16章，散見於傳本8篇之中。其中第10、第11兩章傳本都分別析為兩章。

佚書類包括：

《孫臏兵法》。《漢書·藝文志》稱《齊孫子》。簡本共16篇。第1至第4篇記孫子與齊威王、田忌的問答，確定是孫臏書。第16《強兵》篇也記孫臏與齊威王的問答，但可能不是孫臏書的本文，故暫附在書末。第5至第15各篇篇首都稱“孫子曰”。但其文體、風格與《孫子兵法》及其佚篇不相類。這些篇中的“孫子”以指孫臏的可能性為大，因此，亦定為孫臏書。

《守法守令十三篇》。共10篇，是以篇題木牘為線索整理出來的。其中《守法》、《守令》兩篇不易劃分，暫合為一篇。《上篇》、《下篇》疑即簡本《六韜》，因無直接證據，這兩篇暫缺。《守法》篇的內容與《墨子》論守城之法的《備城門》及《號令》等篇相似。《要言》篇文字多韻語，為格言之彙集。《庫法》、《市法》、《田法》、《委積》等篇記述土地、市廛、庫藏、賦税的法制。《王兵》篇內容散見於《管子》的《參患》、《七法》、《兵法》、《地圖》等篇。《李法》記處罰官吏之事。《王法》記王者之道。《兵令》篇簡式與《守法》篇同，與《尉繚子》各篇簡式不合，其內容與傳本《尉繚子》之《兵令》篇合。

銀雀山漢墓竹簡之六韜(22張)

此外還有：《地典》，《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下著錄。《唐勒》，為唐勒、宋玉論馭賦。《定心固氣》、《相狗》、《作醬》等雜書。論政和論兵的文章。如《十官》、《五議》、《務過》、《為國之過》、《起師》等40餘篇。陰陽、時令、占候之書，如《曹氏陰陽》等10餘篇，等。

銀雀山2號墓邊箱南端底部出土竹簡32枚，為《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簡冊基本完整，每簡長69釐米，寬1釐米、厚0.2釐米。《歷譜》以十月為歲首，是迄至二十世紀發現的中國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歷譜。所記的晦朔干支，訂正了自宋代《通鑑目錄》以來有關諸書的錯誤。

銀雀山漢墓竹簡中的《六韜》、《尉繚子》、《晏子》等書，自唐宋以來就被疑為後人假託的偽書。此次發掘證實了以上書籍在西漢前期已經傳世，並非後人假託的偽書。《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的同時出土，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盛事，證實了《史記·孫武吳起列傳》有關孫武仕吳，孫臏仕齊，各有兵法傳世的記載。 ^[13] 

《銀雀山漢墓竹簡》摹本(4張)

《漢書·藝文志》著錄《吳孫子》（即《孫子兵法》）和《齊孫子》（即《孫臏兵法》）。《隋書·經籍志》中《齊孫子》已不見於著錄。唐宋以來認為《孫子兵法》是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而成書的，或以為是後人偽託的，或以為世無孫武其人，兵法為孫臏所著。《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被髮掘出來，使這個長期存在的疑問得到解決。

銀雀山漢墓竹簡所載史實與傳世史籍有不同之處，如《史記·孫武吳起列傳》記載齊魏桂陵之役比較詳細，但根本未提及龐涓。至十三年之後馬陵之役，方謂龐涓自殺，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簡本《孫臏兵法·禽龐涓》謂孫臏擒龐涓於桂陵，與《史記》顯然矛盾。從已有材料來看，孫臏擒龐涓確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馬陵。

1972年4月10日，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衞生部門基建工地上偶然發現了一處古墓葬。臨沂城關建築管理站技工孟季華當即將這一消息報告了臨沂文物組。

4月14日，張鳴雪、楊殿旭、孟季華、劉心健來到工地，由張鳴雪看管出土器物，劉心健、楊殿旭帶領4個工人下墓坑進行發掘，孟季華負責維持現場秩序。其間，楊殿旭在1號墓邊廂發現竹片，遞給發掘現場的王文啓、孟季華。經仔細清洗辨認，是“齊桓公問管子”等字樣。

臨沂軍分區得知發現竹簡的消息後，立即派一個班前來協助，晝夜值班，保護現場。劉心健、楊殿旭分頭向當時的地、縣領導彙報。期間，適逢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畢寶啓到各地瞭解出土文物保護情況，也一起參與了這次發掘。4月16日，由吳九龍、畢寶啓和省博物館又派來的蔣英炬在劉心健的陪同下，繼續進行清理工作。18日，吳九龍、畢寶啓、劉心健在清理1號墓時，發現了2號墓。此時，吳九龍到下邊進行清理，劉心健配合做紀錄、填標籤，畢寶啓負責介紹出土文物的名稱、質地、功用等，張鳴雪負責對這些文物的保護。到20日下午，兩墓的發掘工作全部結束。4月24日至28日，吳九龍、畢寶啓、劉心健、張鳴雪四人共同對出土的竹簡和全部文物進行清點、查對、登記、造冊，然後封箱、裝車。於4月30日護送到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政治部文化組。隨後，山東省博物館派吳九龍攜竹簡赴北京參加整理研究工作。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組織有關單位的專業工作者進行整理。 ^[15] 

一號墓是在基本建設施工過程中發現的。竹簡長期浸在泥水中，有的已經和淤泥膠結在一起，朽壞殘斷情況嚴重，出土時又受到一些損傷。竹簡出土後，由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進行了清洗、編號、照相等工作。 ^[16] 

1972至1974年，羅福頤、顧鐵符、吳九龍三人對這批竹簡進行考釋研究，為以後的整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74年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組。首先進行《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二書的整理，參加這兩部書初稿本編輯工作的有中華書局的楊伯峻、魏連科、劉起釪，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史樹青，中山大學的商承祚、曾憲通，故宮博物院的羅福頤、顧鐵符，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張政烺，北京大學的朱德熙、孫貫文、裘錫圭，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湖北省沙市文化館的李家浩等人。其中部分專家還參加了《孫臏兵法》普及本的註釋工作。

整理組將全部竹簡整理編成《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書，分三輯出版。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吳九龍參加了第一、二兩輯整理工作的始終，參加過《孫子兵法》和《尉繚子》整理註釋工作的有曾憲通，參加過《六韜》和《晏子》整理註釋工作的有北京大學實習生李均明、駢宇騫。第三輯的全部整理考釋工作是由吳九龍擔任的。此外，傅熹年為第一、二輯摹寫簡文，張守中摹寫了第二輯的一部分；周祖謨書寫釋文，商承祚擔任摹本的校字工作。 ^[17] 

文物出版社先後於1975年出版了《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線裝影印本，1985年出版了修訂本。 ^[18]  《銀雀山漢墓竹簡·貳》2010年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前半部分為竹簡圖版，後半部分為釋文註釋，共321頁。根據內容分編為 “論政論兵之類”、“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和“其他”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