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之戰

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是中心任務。他提醒全黨：“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當時，擺着新生政權面前的經濟挑戰十分嚴峻。國民黨統治時期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仍在延續，一大批不法投機商趁機興風作浪，致使黃金、銀元、外幣充斥市場，導致物價猛烈上漲，經濟秩序混亂。當時有一些處在觀望狀態的人認為共產黨能夠“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資本家説：“共產黨是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經打零分。”他們要看共產黨的笑話。物價的飛漲儘管在預料之中，但波動之大、範圍之廣，不能不令人深深擔憂。人民政權有沒有能力制止惡性的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把經濟形勢穩定下來，把生產恢復起來，從而在政治上站穩腳跟，這是廣大人民羣眾所殷切期待的，也考驗着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

黨中央和人民政府將這場“經濟戰”的指揮權，交給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陳雲説：“老百姓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看我們，他們還透過經濟看我們，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不餓死人。這些問題是老百姓關心的，也是對我們的考驗。” ^[2]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但經濟戰線仍硝煙瀰漫，人民幣擠不進上海市場，銀元投機猖獗的電報不斷送到陳雲案頭。陳雲在北平籌建中財委的同時，參與指導了上海市軍管會同上海舊經濟勢力之間的“銀元之戰”。

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市軍管會就發佈《關於使用人民幣及限期禁用金圓券的規定》：以人民幣1元收兑金圓券10萬元；6月5日起，嚴禁金圓券在市場上流通。由於金圓券的信用已接近於零，收兑工作十分順利，《規定》發佈僅7天，就收兑金圓券35.9萬億元，約佔國民黨政府全部金圓券發行額的53%。

然而此時，上海舊經濟勢力利用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擔心鈔票貶值的心理，掀起了銀元投機風潮。上海證券交易所是銀元投機的大本營，那裏每天麇集着幾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銀元販子人數更多。原來1塊銀元值100元人民幣，6月3日漲到720元，6月4日突漲到1100元，漲勢仍在繼續。銀元成為上海市場上實際使用的本位幣，人民幣只起輔助作用。到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幣近20億元，大部分卻浮在市面上。人民幣只能購買小額貨物，根本買不到整批貨物。有的商號還拒絕以人民幣作商品標價，把人民幣排斥在市場之外。

在認識清楚銀元問題的癥結所在後，陳雲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佔領陣地的指示》，於6月8日下發。《指示》在分析了大軍渡江、南京政府完全垮台後新解放區金融問題的新情況後指出，對待銀元的鬥爭，除政治手段外，還須陸續採取許多經濟步驟：明令鐵路交通事業及市政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幣；税收一律徵收人民幣；以地方為單位，首先是上海酌發實物公債等。

得到毛澤東贊同並接到陳雲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佔領陣地的指示》後，6月10日上午10點整，上海市軍管會派出軍警到證券交易所，把銀元投機的大本營端掉了，同時在全市範圍內執行中央《指示》。上海的這次行動抄沒黃金3000多兩、銀元3萬多塊，處理投機商人200多名。消息傳開，市場上銀元價格暴跌。

由於政治手段、經濟手段、宣傳攻勢三管齊下，上海市軍管會在同舊經濟勢力的“銀元之戰”中取得了勝利，為日後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3] 

“銀元之戰”震動了上海，為人民幣全面佔領市場掃除了障礙，成為遏制通貨膨脹的第一步。 ^[4] 

經過“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國家基本掌握了市場上的主動權。中共中央及其中財委分析，要使物價真正穩定下來，必須釜底抽薪，統一全國財政經濟體制，以平衡財政收支，消除通貨膨脹隱患。此乃治本之策。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佈命令，決定統一財經體制。命令要求，全國所有收入支出、全國物資、全國現金都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中央一聲令下，全國上下令行禁止，高效執行。經過短短3個月的艱苦努力，全國實現了財政經濟體制的集中統一管理和財政收支的平衡，物價也基本穩定下來。統一財經，毛澤東稱讚它不亞於“淮海戰役”。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