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八家

“金陵八家”中首屈一指的是龔賢，江蘇崑山人，生於萬曆十七年（公元1619年），卒於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其早年正逢明王朝社會動亂頻繁，內外交困的時期。此時民不聊生，生靈塗炭，所以其早年在外漂泊，居無定所。直至晚年，社會趨於穩定，龔賢開始在南京的清涼山隱居，專心於繪事，並開始賣畫為生。龔賢最擅長的是山水畫，他師從宋元諸家，並且能脱古人的窠臼，提倡寫生，多遊歷見聞，所以他的作品有着清新的生氣，並一改自董其昌以來的陳腐之氣，山水又重歸描繪真實的山川秀潤的道路。他的作品內容也多取材於南京當地的風光或是遊歷所見，大多描述的都是真實景緻。在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溪山無盡圖》跋文中曾説到，“非遍遊五嶽，行萬里路者不知山有本支而水有源委”。充分闡明瞭他“造化為師”的藝術創作理念。

他的山水技法在吸收古人長處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尤其是對墨色的把握，已臻化境。他用墨色的變化來表現遠近、明暗之分，充分體現了事物的自然神態。他的這種技法主要來自於宋人的“積墨法”，並將其發揮到極致，第一遍以細點鋪墊，第二遍再補點，細密繁厚而不失靈動，墨色渾厚而不呆滯；然後第三遍開始皴擦，也是以細點和短皴為主，過後待將幹未乾時再以濃點和淡點覆之，先後反覆達六七遍之多（《柴丈畫説》）。山石的畫法就是先勾出輪廓然後幹皴乾點，之後加以濕皴濕點，反覆之後山石的形態顯得渾厚華滋，質感細密，層次豐富。樹木的畫法也是用墨層層烘染，顯得枝葉繁茂，這樣樹木的遠近疏密逼真，鬱郁蒼蒼，具有蒼茫感。他的這類作品通常顯得墨色淋漓，後世多統稱這一類的龔賢作品為“黑龔”，這類作品在龔賢的作品中比較常見，傳世量較大，市場流通多，佔了很大比重。例如現藏於南京博物院的《夏山過雨圖》就是龔賢作品的典型代表，明顯的細碎點皴加上層層暈染，形成了清新靜謐的氣質，具有一種靜謐之美，絲毫感覺不到人間煙火氣。而所謂的“白龔”是指以幹筆淡墨勾描皴點，另加上星星點點的濃色，通幅明秀，較之於前者的墨色渾厚淋漓顯得更加明快動人。如故宮博物院藏的《木葉丹黃圖》。

除了龔賢之外，負有盛名的是樊圻（1616－1694）江寧人，字公會或洽公。他也以山水創作為主，師法董、巨及宋元諸家，間作花卉、人物。他的山水作品一般也有兩路風格，一是帶有青綠山水意思的細路，還有就是水墨山水粗簡的一路。他的作品到處洋溢着自然的氣息，若認為龔賢的山水能得自然的神韻的話，那麼樊圻的作品則是寫儘自然之“風韻”。他的作品更具自然氣息，現藏上海博物館的《江干風雨圖》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作品。描繪了一派江南水鄉的美景，岸汀浮渚，層林遠岫如詩境一般，從畫面上看採用平遠的佈景手法，從畫面的左下方一叢樹開始向畫面的右邊中間延伸，有房屋、橋舍等，構成了畫面主體形象。更遠之，山脊曲延向畫面左上角，組成畫面的主體走向，也是氣脈所在。這樣中間一大片空白留出，就是江水盪漾，碧波萬頃。從波浪的動向可見風是自左方向右吹，畫下方的樹木也在風吹之下向右方傾倒，畫面這樣顯得動態十足。樊圻的技法與龔賢的有很大的不同，他多有細線長皴，而對於點與染的層次追求並不反覆，他更多地藉助於皴法和色彩，使畫面顯得更加貼合自然的真實，具有很強的藝術衝擊力。樊圻在八家中的藝術造詣是僅次於龔賢的，所以他的傳世作品相對於其他幾位還是較多的，目前市場也比較常見，其中也不乏精品。

金陵八家中還有一位為大家所熟知的是吳宏（1615-1680），。他原籍是江西人，後來客居金陵。他也是以山水創作為主，並且也有宋元諸家入手，且畫風與樊圻較近，但是他的用筆較之樊圻更顯尖峭，凌厲。他多是以碎亂的直線造型山石，也正是這樣的方法與暈染結合正好把山石凸凹、陰陽很好地描繪出來。其書法也如同山石皴法一樣不拘一格，鋒芒顯露，飄逸自如。南京博物院藏的《柘溪草堂圖》是他的代表作品，也是描繪的真實景物。從畫的題跋中得知柘溪草堂是在寶應白馬湖邊上的一個水村。從現在畫面上所反映的景物可以看出確實是一個湖邊小水村，並且對景物處理與樊圻的作品用諸多相似之處，這並不是巧合，還有他的《負郭村居圖》（現藏天津博物館）、《江城秋訪圖》（現藏旅順博物館）可以看出是典型的“金陵風範”。

鄒喆是蘇州人，字方魯，隨其父客寓金陵。畫學其父，擅山水和花卉，他是“八家”中較粗簡的一路，作品傳世的也不太多，市場上還是可以見到的。他的作品首先從佈局上打破了樊圻和吳宏的平遠、深遠的方式，多是高遠、深遠的方式，其山水畫工穩而有古氣，作零星山水小冊，則有簡淡清逸之趣。他的筆墨接近明人的氣格，可能是受其父親傳派的影響，筆意剛勁凝練，色彩淡雅秀麗也是很為人們所稱道的。他的兩幅分別藏於瀋陽博物館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山水圖》描繪的景緻一樣，只是不同時候的作品，他對真實景物的描繪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從中可見一斑。這也是“金陵畫派”在清初畫壇上非常典型的風格，這也是他們的作品具有經久魅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葉欣生卒年不詳 ^[2]  ，字榮木，上海松江人。擅長山水，學宋人趙令穰法，師從明末姚允在。他的山水以佈局最稱道，用筆輕細着色淡雅，陸心源在其《穰梨館過眼錄》中記述説“繡澹精微四字，堪為榮老傳神點睛”是非常貼切的。南京博物院藏《山水》扇面可見其作多以幹筆淡墨皴擦着墨不多而深秀之情之畢現，可惜是傳世作品至今已非常罕見。

胡慥，字石公，金陵人。他跟葉欣、謝蓀一樣，目前傳世作品已非常罕見，吳湖帆先生曾在自己所藏的胡扇面題跋上説道“其山水決無僅見，觀畫中九友之張爾唯尤為罕有”可見其作品之珍貴稀有，吳先生還説到這幅《山水圖扇》（現藏南京博物院）之法與樊圻頗為相似，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他的特點，用筆也是粗簡一路，較之樊圻有過，較之吳宏不及，其皴法也多細直線，但不如吳宏之硬挺，峻峭，多一些温和。

高岑（1621-1691），字善長，又字蔚生，杭州人，居金陵（今南京）。繪畫初學七處和尚。他不僅善畫山水，還精於水墨花卉。他早年傾慕朱翰，後學藍瑛，又從宋人董源、巨然的筆墨中尋根求柢，乃至黃子久之空靈簡樸，﹝黃公望﹞沈石田之粗服亂頭，﹝沈周﹞他都潛心入手，融會貫通。高岑初以平實工穩為本，及至中年以後，崇尚寫意，追求性靈與境界，其畫漸至神采飛揚，晚年則愈發天馬行空，一意孤行，其實這正是從必然步入自由的進程與歸宿。

他的山水也有兩路畫風，一路是粗筆，有沈周的風範，例如《千里江山圖》（現藏遼寧省博物館）、《山水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還有一種細筆的風格，也最常見，傳世的也多是此類作品。他的這類作品也最具有“金陵風氣”，和樊圻、吳宏的風格最為相近，如《青綠山水》（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但是他得用的比前兩者沉穩得多，精細，細微處還透露着仇英的遺風，並且還具有深厚的自然情趣。

謝蓀（生卒年未詳，約卒於康熙年間），清代畫家。字緗酉，又字天令，溧水人（也是金陵地區的），常住南京。擅長畫山水、花卉，與龔賢、樊圻齊名，為“金陵八家”之一。據很多畫史記載，他的山水具有吳門畫派的遺風，如他的《青綠山水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構圖採用深遠和高遠方法，用筆非常工細，山石樹木都以石青石綠染就具有典型的吳派遺風。

清初“金陵八家”主要活動於明亡清興的百餘年間。這個時期開始從明末以來因戰亂帶來的蕭條中好轉過來，社會秩序趨於穩定，人們的生活也開始逐漸地進入正常化。但是，一部分漢族地主階級對於滿清的統治依然心懷不滿，渴望於恢復明王朝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批不願與朝廷合作，隱居山林之中的“遺民士人”。“金陵八家”也在此時應運而生，他們身上或者説骨子裏都多多少少的帶有“遺民”色彩。他們多沒有在仕途上謀求生機，而只是醉心於繪畫，遁跡于山林，以詩畫相酬唱，以此來緬懷逝去的“故國”，來描繪秀麗的山川，來排解心中亡國後的悲傷情懷。所以他們的作品都有一種清新靜謐的氣質，不染世塵，有着很強的藝術欣賞價值。所以他們的作品深受世人的喜愛，特別是近些年來，隨着內地藝術品市場的覺醒，“金陵八家”的作品也開始受到矚目，成為人們競相追捧的寵兒。

在清初金陵地區的畫家羣裏這些畫家代表了當時的創作最高水平，也充分體現了他們的創作思想和方式。他們的畫面中所呈現出的靜美之韻和自然生氣正是作為“遺民”的思想感情的集中體現。他們對故國山河的眷戀全部變成了畫面上的具體形態展現在後人的面前，一改自明末以來的陳腐習氣，又展現了生氣勃勃的生命力，對後世的創作影響很深，豐富了中國繪畫史。

在現下藝術品市場空前高漲的時期，書畫市場也繁榮起來了。越來越多的人走進了書畫的收藏和投資中，中國書畫的受關注程度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並且隨着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當代畫家的作品也可是引來投資者的興趣，但是由於炒作的原因，當代畫家的價位往往要高出古代畫家。雖然如此，但是很多藏家心裏明白這樣的畫價虛頭太大，至於將來的市場如何現在無法肯定，等其百年之後，其藝術成就蓋棺定論自然見分曉。所以對這些畫家的投資還是具有相當的風險的。目前越來越多的人將目光移向了幾千年的輝煌燦爛文化上，相比之下古代書畫的收藏價值、升值潛力和保值能力是相對穩定的，很難有大的起伏。因為他們的藝術成就已經經歷歷史的考驗，能留存至今的都是古代先人的藝術精華，可以永傳百代而不朽的，且他們的藝術永恆性是不可再生的。並且隨着人們文化藝術欣賞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這些先人藝術的認識只會更加深刻和全面，這些被塵封起來的古代藝術家們的作品必將會受到人們的青睞，市場必定走俏。

金陵畫派的這些畫家除了名頭很響的龔賢在市場出現較多、較普遍地受到藏家們的認可外，其他的各家並沒有受到我們的認知，他們的作品並沒有受到藏家注意，對他們的作品重視程度不夠。另外他們的傳世作品少的也是造成的大多數人見了還是會把他們作為一般的小名頭畫家，沒能真正認識其價值。自2000年至2006年出現在市場上的金陵畫派的作品中，除了龔賢以外諸家的作品在市場上僅寥寥數件，遠遠沒有形成市場的氣候，並且市場的價位也都不高，大部分還是以小名頭的畫家的價位成交，甚至還要低。這就充分説明對於他們的藝術成就還沒有充分的認識或是不夠深入。

另外一方面，古代書畫的歷經百年甚至數百年的風雨保存至今數量稀少，經典的藝術精品更是鳳毛麟角。清初金陵地區的這批畫家，由於他們都隱居不仕，社會活動較少所以他們的作品普遍影響較小。並且在這批畫家之後他們地傳派沒有很好的延續他們的創作理念和方法，所以他們的精華作品很快就消失了，以至於大部分畫家在當時都默默無聞地逝去。他們的作品傳世量相對較少。

有辭書認為，金陵八家是誰，各家説法不一：

①明末清初學者方文（1612～1669）《嵞山續·題樊會公小像》卷五詩云：“繪事江東有八家。”江東：指金陵。詩作於康熙二年（1663），“八家”首次出現。

②李漁（1611～1679）詩有《寄樊會公、吳遠度·樊吳俱工繪事，金陵有八家之目，此其二也，與予居相近》（見朱緒曾《國朝金陵詩徵》卷四十一）。

③成書於雍正十三年（1735）的張庚（1685～1760）《國朝畫徵錄》卷三首列八家之人名：龔賢（半千）、樊圻（會公）、高岑（蔚生）、鄒喆（方魯）、吳宏（遠度）、葉欣（榮木）、胡慥（石公）、謝蓀（緗酉），號稱“金陵八家”。清代秦祖永（1825～1884）《桐陰論畫》從張庚之説。

④成書於乾隆年間（1736～1795）《上元縣誌·方伎》卷二十四，將陳卓、吳宏、樊圻、鄒喆、蔡霖滄、李又李、武丹、高岑八人，由周亮工“品題為金陵八家”。

⑤成書於同治年間（1862～1874）《上江兩縣誌》列陳卓、吳宏、樊圻、鄒喆、葉欣、胡慥、武丹、高岑為“金陵八家”。

⑥清代楊思壽（1835～1891）《眼福編》以樊圻、高岑、鄒典、鄒喆、吳宏、葉欣、胡慥、謝蓀為八家。

⑦民國二十六年（1937）《崑山景物志》以龔賢、樊圻、高岑、鄒喆、葉欣、施霖、盛丹、王概為八家。

綜合七家之説，列為“金陵八家”者有：龔賢、樊圻、高岑、鄒喆、吳宏、葉欣、胡慥、謝蓀、陳卓、蔡霖滄、李又李、武丹、鄒典、施霖、盛丹、王概共十六人。一般多以張庚《國朝畫徵錄》“八家”説為準。“八家”中以龔賢最著。他們來自不同地區，寄居金陵，多以賣畫為生。有人稱之為“金陵畫派”，差矣，他們的藝術主張不一、師承不一、畫風不一，並非一派。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