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銅佛造像

現存的中國金銅佛造像，包括傳世品和出土文物兩大類，其中有些還作為中國早期佛像遺品的代表而聞名。部分精品早年已被盜往國外。南朝金銅佛造像現存兩件，為宋文帝元嘉年間造像，可為其早期代表。一件是元嘉十四年（437）韓謙造坐佛像，通肩衣、禪定印，舉身舟形背光等，仍固守較早的傳統手法。光背飾火焰紋，四足方座上加一層束腰須彌座，衣紋規範化以及較北方金銅佛像為優雅的面容，是此像的特點。另一件為元嘉二十八年（451）劉園造坐佛像，形式同前，唯坐佛左右及頭光上各有一坐佛。

十六國是西晉（265—316）末年，北方少數民族一時間紛立的小朝廷，共有匈奴、羯羌、鮮卑等族建立的成流、二趙（前、後）、三秦（前、後、西）和夏共十六國，史稱十六國時期。而此時也正是佛教初傳入中國二三百年左右，佛教傳入我國的路線雖有陸路與海路之分，但相當大的比重上，佛教是循着絲綢之路面進入內地的。十六國的疆域也分佈在絲路附近，加之十六國的首領又多崇信佛教，都曾鑿窟建寺、塑造佛像，至今十六國的石窟在敦煌、業內靈寺尚有遺存，十六國的石塔，甘肅一帶也常發現，十六國的小銅佛像也仍有不少傳世品。由於絕大多數佛像沒有銘文，故到底是十六國時代哪個朝廷鑄造的很難確指，但它們的造型規律還是一致的。完整的十六國佛像極少，可謂鳳毛麟角。存在的佛身僅是當年整體佛像的一部分，由於分鑄套接，時代久遠，故配件多已散失了。存世的佛身部分尺寸一般均在七八釐米高，十釐米高度以上為罕見者前述建武四年像高39.7釐米，大夏勝光二年像也高19釐米，均可説是極珍貴的。此時正是印度和犍陀羅佛像製作興盛的時候，犍陀羅佛像的樣式因受希臘影響佛發為波浪形或渦卷狀。犍陀羅的佛像有袒右肩式和通肩式大衣二種，衣紋立體而寫實，衣料的質感較粗厚。衣紋走向一般從左上方向右下方傾斜而下。這種傾斜的衣紋在個別十六國佛像上也可看到，這種外來的佛像樣式傳入中國後，衣紋逐漸演化為對稱狀的U形或V形了。佛像趺坐的方台座兩旁無例外浮雕二伏獅子，喻護法獅子或佛法廣大，威力如獅子吼。獅子頭呈正面，嘴大張，正面露二前腿。位置略向前突出，使平面呈凹形。小型像二獅子之間為素面或陰刻裝飾性圖案。較精緻者浮雕水瓶，瓶民間舞插花，或作流式博山爐，爐兩側有供養人。十六國佛像質地多為紅銅，黃銅、青銅者較少。多數無發願文，或原在四足部有發願文已失落。

自分元386年拓跋珪建國，534年分裂為東西魏，雖然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但這時也正當印度的笈多王朝（320—600），國力強盛，宗教繁榮。許多印度和中亞的僧人們循着絲綢之路或海路來中國傳佈佛教。佛教的傳播離不開佛像，由於印度、犍陀羅、中亞等地的佛像樣式不同，因此傳入我國的佛像樣式也呈現多種風格的流派。北魏初期的銅佛像仍能看到外來的、特別是犍陀羅佛像的影響，偶也能發現馬士臘佛像的因素。我國地域廣闊，有些地方上製作的佛像，因工匠遠離文化中心或交通要道，難得看到好的粉車，因此仍然是用的地方上代代相傳的漢魏以來的畫像石手法來表現佛像，故有的佛像上也難於發現上述典型作品的一些特徵。造像兩肩寬厚，身軀飽滿，上半身偏長，給人以凜凜堂堂、偉岸端莊之感，殘留着唐造像濃厚遺風，佛像面形豐圓飽滿，肉髻低矮平緩，螺發正中又嵌一髻珠是唐末五代始出現的。

北齊：（550—577年）的正治中心在鄴（今河北臨漳）。北齊的造像風格仍上承北魏晚期風格，突出的特徵是造像的身軀突顯，不過分強調衣紋的立體刻化，有的僅在大衣領口、袖口和裙與腳部交接的地方象徵性地淺淺刻化。這種不重衣紋刻化的手法，明顯地可看出與薩爾那特造像有着密切關係。

佛造像的面型多豐滿圓潤，五官起伏亦較小，身軀比便亦均稱適中，側面看，身軀多顯扁平，腹部突起，胸部平緩。佛的髮髻多為平緩圓渾，內髻不似北魏初期高聳如山。又多數造像也不刻化發紋，有的淺雕刻螺發紋。

北周的造像與北齊造像的顯著不同之處是北周造像多渾厚，一般呈頭大身小，體身略顯笨重。面相豐頤，寬額。菩薩的瓔珞珠粒粗大，在腹前交叉於一環。

隋代（581—618年）統治時間雖然不長，但佛像至今遺存尚多。隋的造像主流似乎承襲北周造像風格較為明顯。隋的造像不論佛、菩薩等一般仍感覺比例略嫌失調，往往頭大身小，腿稍短，造型稍板滯動態感不強。體軀壯碩，有厚重感。佛像肉髻較為平緩，面部豐滿，衣紋有的仍較淺薄，軀體飽滿。菩薩的冠高低適中，瓔珞的顆粒粗大，深垂過膝，寶■（■帶）和帔帛也均向兩側低垂，缺少飄逸的動態。

初唐的造像一般仍多保留着隋代造像遺風，造開明多呈體態豐肥，飽滿壯碩，造像的頭部略顯偏大，身材稍短。面相豐滿而顯方頤，給人以較突出的印象。佛的頭部與身軀比例合理，面型豐滿，方圓適度，佛發為水波紋式或螺發。着方領下垂式大衣，內着僧祗支和裙，體軀飽滿豐肥。台座喜用束腰方台座，上搭敷布，布紋轉折曲復生動。菩薩多束高髻，髮型優美，五官姣好，上身袒，束腰，重心向一側扭曲，體態極為生動嫵媚。帔帛也有動感，活省心。瓔珞刻化精緻，顆粒也不似隋、初唐時粗大而有沉重感。晚唐造像也可與五代時（907—960年）造像一起來談。此時的造像仍為唐代風格範疇，但技法較前略為退步，盛唐時的那種氣勢恢宏，自由發揮的作風逐漸消失，變成較為拘謹，略顯生硬的樣子。唐代凡趺坐的佛像裙部衣紋多呈從兩足部分向兩側放射狀平行舒展，紋線很長，直達膝部，衣紋大致與腿部平行，在膝關節曲折處少有衣紋。

宋代是個文人政權，經濟發達，在北宋（960—1127年）的一百六七十年中，藝術達到了相當的繁榮，佛教也更加貼切庶民的生活，民間中流行各種名目的信佛團體即邑會，以崇信觀音之風為盛。此期的造像可説是世俗化的、人間化的佛像。佛的造像依然墨守舊規，肉髻較平緩，五官端正，表情寧靜而略含笑意，着方領下垂式大衣，體型較豐滿。羅漢的造型在宋代達到了極高的成就，羅漢多為所謂“胡貌梵像”，深目突鼻，目光如炬，鬚髮拳卷，是以印度梵僧為依據塑造的。衣紋刻化流暢細膩，轉折翻卷自如，實為傳神之作。

元代的單尊銅佛像至今在西藏、青海、甘肅等地藏傳佛寺中遺留尚多。姿態極為優美，面相清麗，雖為流式衣着，但有能看到尼泊爾造像的風格痕跡，推測應與阿尼歌有關。

宮廷中有各種匠作，清代更設有造辦處，承造各種工藝美術品，佛像的製作也是重要品類之一。因滿清皇室信奉喇嘛教，同時每年有眾多的藏蒙滿民族的貴族、活佛、高僧來朝覲清帝，地方上又有許多新建擴建的廟宇，請求賜寺名、賜經像法器，因此之故，皇室的器作和造辦處敏年要生產大量的佛像法物以應需求。明代御造佛像，有兩種款識，即台座平面上陰刻有“大明永樂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兩種。均為標準楷書，字體工整，未見有其它款識的，且佛像均為銅製鎏金，尺寸一般在三十公分左右或更大。佛像由於是明宮監製的，故種類多數為常見的釋迦佛、阿彌陀佛、文殊菩薩、觀音菩薩、度母等，都是表情端莊，肢體正常的所謂“寂靜相”佛像，密教類的金剛護法，特別是雙身佛像數量較少。由於明代宮廷造藏式佛像只有這兩種款識，且都屬明初期，故其它的明代藏式佛像缺乏標準器，總的看，明代造像水平較高，造型優美舒展，比例勻稱，銅質多紅銅，鎏金偏桔黃，有的因時間久遠，金色多磨蝕而露出銅色。

清宮造辦處製作的佛像數量頗多，特別是乾隆一朝，佛像不可勝數，也有不少鑄有年款，相較則清初標準器較少。康熙時的佛像額寬面闊，身軀飽滿，但動態全型略顯呆板凝重，蓮座裝飾華麗，喜將飄帶兩端自小臂纏繞後從蓮座兩正面雙雙側垂下，這種樣式明代少見，是清初開始流行的，一直到乾隆時還多可見。乾隆一朝佛像製作數量頗大，至今遺留頗多。製作佛像往往有章嘉國師和大活佛親自把關，乾隆帝對佛學精通，喜探討理和追究漢梵譯名，故此時製作的佛像可稱是標準化時代。從整體看，乾隆時的佛像較為工整圓熟，有如官窯瓷器，工整有餘，靈氣不足。佛像姿態多為板直的趺坐或站立式，缺少動感，身體比例雖然準確，但不敢誇張，四平八穩，沉重敦實。

2013年6月16日，發行《金銅佛造像》特種郵票一套6枚，小型張1枚。郵票表現內容分別為五代·銅鎏金觀音菩薩像、 宋·銅鎏金地藏菩薩像、明·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像、明·銅鎏金無量壽佛像、明·銅鎏金文殊菩薩像、明·銅鎏金普賢菩薩像，小型張表現內容隋·銅鎏金佛教造像。郵票採用膠印印刷，設計者為夏競秋。

合併圖冊(2張)

該郵票取材於西安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觀復博物館、首都博物館、蘇州博物館珍藏的六尊金銅佛造像，分別為：釋迦牟尼佛(明)、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明)以及象徵願力的地藏王菩薩(明)、象徵實踐的普賢菩薩(明)、象徵智慧的文殊菩薩(明)、象徵慈悲的觀世音菩薩(五代)。小型張取材為《西方三聖像》，充分展現了我國古代不同時期高超的金銅佛造像藝術。金銅佛造像是指用銅或青銅鑄造，表面鎏金的可移動的佛教造像，間或亦指鍍金錘鍱像，包括佛、菩薩、弟子、天王、力士、諸天等形象。 ^[1] 

金銅造像藝術是我國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瑰寶，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金銅造像絢麗多姿，是我國雕塑藝術之林中的瑰寶，其藴藏的豐富歷史文化內涵與我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人們的審美觀念密切相關。郵票表現內容包括水月觀音像、文殊菩薩坐像、無量壽佛坐像、普賢菩薩像等。

2013年中國集郵總公司為配合金銅佛造像郵票發行首次將郵票中無量壽佛形像製作成大銅章，首次將大銅章與郵票結合發行，郵冊名稱為《妙相莊嚴》大銅章珍藏冊，銅章名為無量壽佛大銅章。

2021年12月，考古人員在陝西省咸陽市渭城區成任村東南發掘了一組6座東漢晚期墓葬，從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兩尊金銅佛造像，這是目前國內考古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獨立金銅佛造像。 ^[2] 

2022年6月10日，陝西咸陽成任村東漢家族墓地出土金銅立佛像、金銅五尊佛像在漢景帝陽陵博物院首度面向公眾展出。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