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器與草原絲綢之路研究

該書共分十四個部分，分別論述了北方遊牧民族產生的背景、草原絲綢之路考古學民族學研究的思考，以及各個歷史時代草原絲綢之路金銀器的考古發現、造型藝術、文化內容、文化交流等，探討了部分考古發現的遺蹟和金銀器在草原絲綢之路中的地位。 ^[1] 

張景明在此前先後完成了《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遼代金銀器研究》兩部著作，該書在前兩部的基礎上，將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出土金銀器置於草原絲綢之路的時空背景下，深入探討了該類器物所反映的東西方和南北方之間的文化交流現象， ^[3]  是其主持的國家文物局全國文物保護科學與技術研究項目的最終成果。 ^[4] 

首先，對中國北方草原遊牧文化產生的自然與社會歷史背景進行了自己的闡釋。書中從學術界關於三大生態文化區的劃分談起，認為中國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形成北方和西北遊牧兼事漁獵文化區、黃河中下游旱地農業文化區、長江中下游水田農業文化區。作者對北方和西北遊牧兼事漁獵文化區的定位認為值得商榷。從中國北方地區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生態變化看，尤其是北方草原地區，考古資料表明在新石器時代完全處於原始農業、狩獵業時期，並未出現遊牧，只是在公元前十六世紀或稍早時期，因氣候的變化，導致生態環境的演變，隨之誕生了從事牧業經濟為主的民族，進而轉向遊牧式的生產和生活，同時創造了獨具特色的遊牧文化，並形成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其次，對草原絲綢之路考古學與民族學有獨立的思考。從歷史文獻入手，以草原絲綢之路上的古遺蹟及出土的金銀器為佐證，深入分析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遊牧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狀況，作者提出一些創見性的問題。（1）絲綢之路的申遺問題。草原絲綢之路是一個國際性的研究問題，也是一個綜合性的研究問題，無論是中國國內從事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學者，還是國外的同行學者，都在圍繞這一問題去追尋草原絲綢之路古人類遺留的足跡，來反映曾經歷史時期輝煌的經濟、文化交往的通道。為此，學術界召開多次會議，研討絲綢之路上各種歷史、文化、經濟等問題。特別是在2014年6月，中國聯合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申報“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為世界遺產取得成功後，草原絲綢之路申報文化遺產問題迫在眉睫，且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去支撐。（2）草原絲綢之路正式開通前的文化交流狀況問題。在草原絲綢之路正式開通以前，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就已經非常頻繁。無論是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還是青銅時代，都有東西方、南北方文化交流的考古學資料作為佐證，在中國北方遊牧文化出現以後，徹底與歐亞草原融為一體。特別是在匈奴民族統一中國北方草原地區之後，這裏成為東西方和南北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彙集地，草原絲綢之路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交通地位顯得更加重要。（3）北方民族對草原絲綢之路的貢獻。草原絲綢之路在溝通東西和南北經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絲綢之路都顯得更加重要和優越。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是遊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域，匈奴、鮮卑、敕勒、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党項、蒙古等遊牧民族在勢力強大後，都曾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區，向西可抵達今新疆地區，使沙漠絲綢之路經常出現阻隔的現象。如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沙漠絲綢之路，但張騫的出使每次都被匈奴所截獲，影響了通道的暢通。以後歷代中原王朝的使者通過沙漠絲綢之路出使西域諸國，這種被截獲的現象非常多。如唐朝安史之亂以後，河隴被吐蕃佔領，河西走廊及青海道路被阻隔，唐朝的使者、僧侶、商人通往西域都必須取道回紇，走草原絲綢之路。遊牧民族的經濟是不穩定的，遇到天災人禍，都會使遊牧民族的經濟衰退，因而必須依賴中原地區的農耕經濟支撐，才會出現和親、朝貢、戰爭等交替的局面。當遊牧民族與中原王朝和睦相處之時，雙方的使者頻繁來往，使中原地區的文化傳入北方草原地區，而西方的商人也經過草原通道來到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加強了東西方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4）北方民族沿草原絲綢之路的西遷現象。當北方遊牧民族遭遇內困和外來打擊，其勢力逐漸衰退之時，都要西遷。向東發展有其他民族阻隔，而且通向大海，不利於進一步生存，何況幾個民族的西遷都因為在草原的東部有新發展起來的民族。如匈奴西遷時，鮮卑在草原東部發展起來；回紇西遷有契丹勢力的逐漸強盛；契丹西遷又有女真的崛起。向南發展有歷代中原王朝的阻隔，況且遊牧經濟與農耕經濟不易相融，只是相互依賴而已，遊牧民族也不能適應中原地區農耕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向北發展又是荒漠草原和戈壁，不利於更好地生存。只有沿着草原絲綢之路的通道向西開拓自己的發展空間，才能進一步生存。因此，遊牧民族西遷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對生存環境和政治環境的要求。

第三，以民族與時代相結合，指出金銀器在草原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考古學中，無論是古代遺蹟的發現，還是文物的出土，許多方面都反映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內涵。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是東西方文化交往的彙集地，很多的出土文物體現了文化的多樣性。其中，金銀器這種貴重金屬製造的器物，往往為古代上層社會所擁有，最能表現文化的外化形態和內在含義，使其在草原絲綢之路的綜合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中國北方草原地區發現了公元前2000年的金器，這是目前中國發現金銀器最早的地區之一。經過前期的發展，到匈奴控制草原時期金銀器發展達到了一個高峯期，契丹建立遼政權後草原金銀器發展達到鼎盛時期，元、明、清繼續發展，使金銀器逐漸向大眾化拓展。在北方草原金銀器的發展過程中，吸收了中原地區、南方地區和西方國家金銀器的形制、紋樣、工藝等因素，從而豐富充實了草原金銀器的文化內涵。中原地區和西方國家的文化在金銀器中的表現，最早可追溯到夏代晚期至春秋中期。到戰國時期，匈奴金銀器的外來文化內涵體現更甚，如流行於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爾泰藝術中的怪獸紋，在匈奴金銀器中有很多的表現。動物紋是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二世紀歐亞草原器物裝飾的主要題材，在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延續到了明清時期，動物造型與草原通道沿線上的西方國家存在共性。魏晉十六國以後，印度、羅馬、波斯、粟特等文化因素大量滲透到北方草原金銀器中，有的是直接輸入的舶來品，如摩羯紋、佛像紋、聯珠紋、獅子銜綬紋、羅馬金幣、波斯銀幣、高足杯、折肩罐、鋬耳杯、長杯、金珠細工等。中原地區流行的文字符號、牡丹紋、蓮花紋、龍鳳紋等圖案，以及規整的裝飾手法、製作工藝等，在北方草原金銀器中也有非常明顯的體現。反之，北方草原金銀器的裝飾手法、器物造型、紋樣類型等對中原地區的金銀器也有很大的影響。到了清代，清政府為了加強與蒙古族的關係，採取了聯姻方式，有許多公主嫁往蒙古草原地區，並帶來許多金銀製品。同時，民間佩戴金銀首飾的現象也普遍增多，促進了金銀貴重物品民間化和大眾化的發展，使蒙古族形成了自身特色的民間製作的金銀器風格。但從金銀器的發展過程看，這一時期在中亞地區原來盛產金銀器的諸國都已分崩離析，而海上絲綢之路卻已經繁盛，從而代替了草原絲綢之路和沙漠絲綢之路的地位，導致草原絲綢之路的衰落。在北方草原地區出土的明清時期金銀器中，很難看到有西方文化的因素，事實説明了草原絲綢之路在溝通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衰落狀況。

總之，該書以金銀器為物質載體，進一步探討了中國北方草原地區與中原地區和西方國家在歷史上的經濟、文化交流狀況，梳理草原絲綢之路的各種文化現象，有利於進一步理解北方歷代民族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研究思路上，在廣泛掌握現有資料的基礎上，對草原絲綢之路東段沿線出土的金銀器重新進行實地考察，將金銀器的有關資料儘可能地全部收集起來，進行分類、分期研究，進而探討草原絲綢之路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發展脈絡、文化交流等內容，分析金銀器在草原絲綢之路中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依據常年的學術研究背景以及考古發掘經歷，運用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及資料，同時結合自己現時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運用歷史學、民族學、藝術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對金銀器與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以考古學中的類型學方法，研究歷代北方草原金銀器的類型、分期、特徵、文化交流等；以歷史學的文獻分析方法，研究各民族的發展歷史、社會經濟、喪葬禮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內容；以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指導對金銀器的資料收集和對文化內涵的分析；藝術學中造型藝術原理和方法的運用，對金銀器的器形、紋樣、裝飾手法、工藝有着直接的指導作用。顯然，運用這些學科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系統地研究北方草原金銀器的文化內涵以及在草原絲綢之路中的文化交流作用，不僅整合了相關學術資源，拓展了學術視野，也開闢了研究思路和學術視角，從而豐富了考古學專題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使這一研究具有一定領先地位。另一方面，在現實的背景下，對草原絲綢之路申報文化遺產以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也具有很好的理論基礎。 ^[4] 

張景明，漢族，1966年出生於內蒙古涼城縣。1988年畢業於西北大學考古專業，1999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文化藝術專業，2004年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大連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遼寧省優勢特色重點學科專門史學術帶頭人，大連大學藝術學學科帶頭人，碩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民族服飾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民族博物館專業委員會常委委員，中國設計產業協會專家組顧問，草原文化研究會理事。擔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民族藝術）同行評委，教育部研究生學位評估專家，遼寧省新增專業（藝術設計）授予學士學位評審專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