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界壕遺址

金界壕始建於金太宗天會年間，從公元1123年開始修建，直到1198年前後才最終成形，最初興築在較為平緩的草原地帶，後來繼續興築的也多選擇在山麓的緩坡和平地上，如需通山樑時也都通過較低的山坳。它不同於秦漢和明長城興築在橫亙的大山脊嶺之上，雄據山險扼守，因此界壕挖成後不久很容易被風沙掩埋，蒙古鐵騎在突擊時只需少量柴草和沙土就可埋平一段界壕，成為向南進攻的通道，所以金界壕不能起到阻擋騎兵的作用，竭盡國家財力人力的防禦工程，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成吉思汗在戰勝乃蠻部後，世居在乃蠻部南面的汪古部，本是為金王朝守衞西南路界壕的。成吉思汗與汪古部長阿剌兀思剔吉勿裏結為姻親關係後，蒙古汗國的大軍順利通過界壕，從汪古部管領的東勝州（內蒙古托克托縣）渡過黃河，直搗關中、河南地帶，與自西北路境南下的蒙古軍會合，終於覆滅了金朝。金界壕邊堡從此成為遺蹟，供後人憑弔。 ^[1] 

據《金史》記載，又經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多次反覆調查後，確定了3條主線。在大興安嶺以南的界壕分別屬於東北路、臨黃路、西北路、西南路管轄，東、西兩端只有一條主線，中間有很長的南、北兩條主線。東端從呼倫貝爾的莫力達瓦達斡爾自治旗尼爾基鎮七家子村南的老龍頭開始，直到興安盟的科右前旗滿族屯鄉分為南、北兩線。南線從滿族屯鄉開始，向南入突泉縣，西南經科右中旗、扎賚特旗、赤峯市阿魯科爾沁旗，折向西經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縣、克什克騰旗，再折向西南入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再西至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查干敖包蘇木與北線相連，經包頭市達茂聯合旗入呼和浩特市武川縣上廟溝村止 ^[2]  。

即金界壕東起呼倫貝爾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西南經索倫、突泉、克什克騰旗貢格爾草原、錫林郭勒盟藍旗直至陰山黃河後套平原全程計1500公里。另外還修築了外線和複線，外線自額爾古納河北岸經滿洲裏市北直到蒙古國；複線從克旗天合園鄉至廣興源鄉。即金界壕遺址主要分佈在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境內，還有一小部分在俄羅斯和蒙古。金界壕於地上所能看到的長度，約5500公里。以走向而言可分為嶺北線、北線和南線 ^[3]  。

在金界壕防禦工程體系中，界壕防禦工程體系以線性防禦作為最前沿的防禦手段，而軍事聚落防禦體系則位於界壕工程後方，一部分較為平均的沿界壕線上佈置，形成長城線上一個個的兵力戍守點；另一部分呈南北縱深佈局，作為前線作戰的人力、物力供給處；還有一部分作為指揮系統，位於長城沿線最內部 各個種類的軍事聚落數量依次遞減，並通過信息傳遞工程將線性的界壕防禦與點狀的聚落防禦網聯繫起來，使金界壕軍事防禦工程更為完整與優化。

通過考古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得出金界壕軍事聚落的四個中心防禦據點：金泰州、臨演府、撫州與豐州。其整個軍事聚落防禦結構以這四個節鎮州為中心，向西北呈放射狀分佈，並依據金邊疆軍事管理層級體系，呈現出清晰的層級結構，包括緊沿界壕線性密佈的邊堡與疆域內縱深分佈的屯兵堡，以及後方的大型指揮堡三大層次的軍堡。邊堡為基層的防禦單位，可分兩種，一種邊堡依託長城為一面堡牆，另築其他三面牆；一種邊堡獨立成堡，以界壕內側居多，均聽從上級邊堡指揮。這些沿線密置的邊堡有利於就近駐防，左右呼應；屯兵堡主要功能為駐屯軍隊，有軍事職能部門，統領本堡內所屬邊堡的守軍，處理本地段內的戰守事宜，以及部署所轄界壕、烽煊等工程設施的守衞工作，一般位於界牆之內，選擇河谷交匯處台地上修建，與界牆的間距視地形而遠近不一。堡大小各異，小者簡陋且只有四面牆，平面多為正方形，面積約1萬m²，一般在南牆正中開一門，個別加築甕城。大者結構相對複雜，有些設置內外兩層牆，三面或四面開門，設甕城，部分堡城牆外有馬面且有挖壕。堡內有軍官辦公居住的地方；指揮城堡內屯駐大量軍隊，有軍事職能部門和行政職能部門，統領下屬各邊堡。通常為路下州城或是其下轄支郡，並在戰時作為指揮機構所在地。重要城堡面積多在百萬m²，內部結構複雜，城內有功能分區，道路清晰，城防設施完備。重要城堡還兼有生產與貿易等職能。

金界壕由壕塹、壕牆（又稱“堤”，壕塹旁邊的牆體）、以及牆體上的馬面、女牆等組成的。界壕採用屯土築壕，呈塹壕狀，以防戰馬衝越。掘壕取土在內側築牆，界壕現雖已頹坍，但從保存較好的片段或己坍毀的牆體土方量看，壕深加牆高至少超過4m，高的可達5m以上。牆體上築有馬面，高出牆身，伸出牆外，可使戍卒居高臨下利於射箭，加強防禦。依據地區的戰略重要性，配有單壕單牆、單壕雙牆、雙壕雙牆等不同類型的防禦設施。雙壕雙牆形制從內至外由主牆、內壕、副牆、外壕四部分組成，總寬最小處有30m，最大處達60m。每個壕溝的寬度不宜太大或太小，太小不能有效地阻止戰馬跨越；太大則使陷入壕溝內的戰馬容易騰躍出壕溝。建築材料多為土築或土石混築。只有部分位置進行夯實。王國維在《金界壕考》中提到：“界壕者，掘地為溝塹，以限戎馬之足；邊堡者，於要害處築城堡以居戍人。”由此可見，金界壕界壕的主要目的不是阻止敵人進入，而是增加敵軍進攻的難度和延緩其進軍的速度，與其他朝代高大的邊牆阻擋敵人有着本質的不同。

金界壕線上的信息傳遞工程是金界壕防禦工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烽隧和驟鋪來完成。烽隧建築的作用是及時報警，通過點燃煙火傳遞軍事信息，告知上級前方戰線的消息。同其中烽火相應，即指烽火台按間距佈置，遇有情況可以相互呼應。通過東北路界壕的考古調查，共發現4座人工築建的烽火台，其餘都是利用自然高地作為烽火台。可見，金界壕的烽隧與其他朝代的烽隧並不完全一致，其功能可能由部分馬面來完成，也可在自然高地上完成，且各路段的配置不一，故金烽隧建築遺存不多驟鋪的作用是交換軍情訊息、保障軍事物資運輸安全，並可供遞送公文的人員或往來官員暫住、換馬等。其規模與屯兵城堡相似，有城防設施。金世宗時設置遞鋪，由兵部統一管理。一般建在駐有軍隊的主要交通線附近。章宗時期，為適應戰事需要，成立了傳遞速度更快的急遞鋪組織 ^[4]  。

金界壕研究是從《金史》的修纂展開的，但當時只是收集資料，還談不上真正研究。明代時期，幾乎不見關於金界壕的研究成果。明對金界壕缺乏研究的原因可能是漠北被蒙古佔據，接觸不到金代所修築的長城，不過明朝在修《元史》時，將《金史》中稱為界壕的軍事防禦工程稱為長城。王國維在寫《金界壕考》一文中已注意到這條史料，並稱：“《元史·速不台傳》並謂之長城。”

到了清代，金界壕的研究有所進展。黃彭年主編《畿輔通志》記述了乾隆皇帝關於金界壕的詩文；其《古長城記》篇載：“木蘭自東至西，延袤數百里，中橫亙若城塹之狀，依山連谷，每四五十里輒有斥堠屯戍舊跡。問之內蒙古及索倫，皆雲：此古長城也”。此即指金代漠南長城。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也對金界壕進行了記載：“汪古部扼守長城要隘，防禦北族。汪古部主阿剌忽思的斤忽裏附於成吉思汗，導兵入隘，於是長城之險盡失”。此指陰山金界壕。光緒年間，主政黑龍江銀庫的西清在《黑龍江外記》中記載：“布特哈有土城，因山起伏，西去數千裏，直達木蘭（圍場），土人謂之烏爾科，流人之去，不識途者，多由此入關，乾隆帝御製文集有古長城説”。西清在對金界壕考察後，將其寫入《黑龍江外記》，可以説西清是最早對金界壕調查的學者。

清代光緒年間任黑龍江輿圖局總纂的屠寄，應大清會典編撰委員會之約，主修《黑龍江輿圖》。在《黑龍江輿圖》中，對金界壕的走向、位置，進行了詳細標註。從金東北路界壕起點達裏帶石堡子一直到鶴五河，並把三道長城及複線都標出，將其稱為“金源長春邊堡”。從輿圖標註情況看，當時動用了許多人力、物力。這是首次由國家組織的大規模金界壕調查，對後世影響很大。因為《金史》裏沒有記載，所以後世研究金界壕時，往往從屠寄的調查結果，把金東北路長城起點定在嫩江右岸的後宜卧奇屯。屠寄寫《蒙兀兒史記》時，根據《金史》記載，對金東北路長城的大致分佈情況、走向、分段都進行了考證，特別指出了金界壕“加女牆、附堤當在明昌間”。這説明屠寄不僅組織人力對金東北路長城進行了測繪，而且對有關金界壕的歷史文獻也進行了研究。

民國年間，金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許多學者開始對金界壕進行研究，王國維《金界壕考》、吳延燮《東北三省沿革表》、壽鵬飛《歷代長城考》、張伯英《黑龍江志稿》、趙銑《索倫記略》、孟定恭《布特哈志略》、張家璠《呼倫貝爾志》、李文信《金臨潢路界壕邊堡址》，都對金界壕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民國前期還只是文獻考證，到了民國後期，由於西方考古學傳入中國，有些學者開始對金界壕進行考古學調查，出現了對金界壕的專題研究。王國維開金界壕研究之先河，使人們注意並開始研究金界壕。他自己在《金界壕考》中也説：“有些問題還不能確切，有待後來目驗者決之”。王國維在當時的條件下，憑《金史》、《元史》等歷史文獻，對金界壕進行考證，實屬開創之作。《金界壕考》對金界壕進行了全面的考述，包括工程的稱謂、分佈與走向、建築時間、建築結構及歷史沿革等，成為金界壕研究史上奠基之作。1939年至1944年間，考古學家李文信三次對金臨潢路長城進行了田野考古學調查，寫了《金臨潢路界壕邊堡址》。李文信開啓了對金界壕的考古學調查，使金界壕研究由文獻考證轉為以考古調查為主、輔以文獻考證，為其以後金界壕的研究起到了示範作用，成為金界壕研究的經典之作。

1949年以後，金界壕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由於國家重視對長城的保護，許多專家學者考察了不同地段的金界壕，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家文物局開展全國文物普查，對許多地段金界壕都進行了科學考察，有的地段進行了考古發掘工作。這期間最早對金界壕進行考古學調查的，當屬黑龍江省博物館。從1959年3月至1960年10月先後三次對金東北路長城黑龍江段進行了調查，內容包括金界壕的建築結構、分佈與走向，以及附近的大小古城情況。

從20上世紀70年代後期到本世紀初，內蒙古、河北等省區一些市、旗先後對其轄區內的金界壕進行了考古調查，有十餘篇調查報告見諸報刊。1975年9月至11月間，哲里木盟文物普查隊在對哲盟各旗縣文物普查時，對科右前旗、突泉縣、科右中旗和扎魯特旗境內全長480公里的金界壕進行了調查。1978年，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吉林大學歷史學考古專業和哲里木盟博物館的同志聯合對吐列毛杜古城進行了調查與試掘，並調查了附近的界壕。1981年6月23至8月23日，哲里木盟博物館對霍林河礦區的金代長城進行了調查和發掘清理。1981年5月，內蒙古巴林左旗博物館對其境內的金代臨潢路長城局部地段進行了實地踏查。

1978年和1982年，河北省有關地、縣文物工作者曾對金代長城進行了實地調查，基本上查清了河北省境內的金代長城的分佈、走向、建築特點。1987年8月，達茂旗文物管理所對其境內總長度70公里的金界壕進行了調查。1988年8、9月間，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博物館歷時一個多月，對其境內179公里的金界壕進行了調查。2004年2月6日，齊齊哈爾市政府組織國內遼金史專家在碾子山區召開了金界壕歷史研討會，與會的專家學者就相關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這次研討會的特點是不僅研究金界壕本身，而且還研究金界壕的保護利用問題。

俄國探險家克魯泡特金於1852年調查了今橫跨俄、中、蒙三國的金代嶺北界壕，只是出於軍事目的，沒有從考古學的角度對金界壕進行考古學調查。20世紀30年代，蘇聯人包諾索夫對金界壕進行了調查。1939年9月，包諾索夫調查了東北路長城，撰寫了《成吉思汗邊牆初步調查》。

日本出於大陸政策的需要，在上世紀初就着手對中國東北歷史地理進行研究。在金界壕的研究上，津田左右吉《金代北邊考》發表在1918年4月出版的《滿蒙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上，長谷川兼太郎《柳條邊牆與金邊堡》發表在1938年出版的《同仁》第12卷5、7號上。另外李文信説日人鳥居龍藏的《遼代文化之再訪》也涉及了金界壕的研究 ^[5]  。

2020年11月，入選國家文物局發佈的第一批國家級長城重要點段名單。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