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東

從此不再參加科舉，專心講求經世之學。清咸豐九年(1859)按例捐貲，以縣丞分發福建，曾參與鎮壓金錢會、太平軍。為人有膽識，敢發言，被認為“強項”人物，因而受到排擠。經常來往台灣，熟悉當地形勢。同治八年(1869)，給台灣道黎兆棠上過切中要害的條陳，提出開發台灣規劃，黎得書後，正欲鋭意進行，卻被彈劾去職，此事遂無結果。十三年，發生日本侵略琅嶠事件，他就再上書福建巡撫王凱泰，説：“台灣之事，卑職早已知有今日，使當時速行奏闢，琅嶠一帶早為我有，生番荒地，早設軍屯，日本區區之眾，從何登岸?有何兇番為彼藉口?”事至如今，“既勢所必爭，地難任踞，應即早日定計，用兵驅除。”“倘仍議論遊移，不早決策，使彼在台反客為主，台事休矣。”結果清廷還是與日本簽訂《北京條約》，承認其侵略為“保民義舉”，賠款50萬兩，為日本侵略琉球、台灣張本。有自編集《行騰存牘》。又善畫花卉。光緒二十年九月，母病，乞假歸，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勞累成病，母死後兩日，金東亦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