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太洞穴遺址

根據出土的遺物、地層特徵及伴生的動物羣，推斷該遺址中部堆積屬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距今約3萬～1萬年；上部的年代約相當於商代遺存，距今3500年左右。至於最下部的堆積，根據器物的原始性，推測可能屬舊石器時代中期晚段遺存。 ^[3] 

2000年，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錫林郭勒盟文物站和東烏珠穆沁旗文物管理所聯合對金斯太洞穴遺址進行首次發掘。

2001年，進行第二次發掘。兩次發掘面積約80平方米，出土了石製品四千餘件和大量動物骨骼化石等。

2012、2013年，內蒙古博物院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合作，繼續對金斯太洞穴遺址進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發掘。 ^[2] 

金斯太洞穴遺址洞口朝向西北，方向為290^°。兩側是相對高度10～20米的低山，前面為長約100米的緩坡，淺山與其間的緩坡形成自然院落，在低山前端形似門闕處有擺放規則的石塊，似為一道石牆，緊靠洞口處也有類似構造。洞口最闊，寬16米，洞內最窄處4米，進深24米。洞穴前半部項部較低，左右較寬敞，中部以後，頂部變高，豁然開朗，洞頂呈穹隆狀。 ^[2] 

洞穴的堆積物非常豐富，可分十個大的基礎層位，每層又分若干亞層，由早及晚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大階段。 ^[4] 

金斯太洞穴遺址最厚處地層堆積達6米以上，共分八層，每層又分為若干亞層。其中第1～2層為青銅時代遺存。第3～8B層為舊石器時代遺存，其最晚已經進入新石器時代早期。舊石器遺存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下文化層、中文化層、上文化層。

下文化層出土石製品131件，其中包括石核、石片、斷塊、刮削器、砍砸器、石球、石鑽、雕刻器等。原料種類多，石製品以小型為主，中型佔有一定比例。中文化層出土石製品共1355件，器形包括研磨石、刮削器、薄刃斧、勒瓦婁畦石片、舌形器、手鎬等。原料種類繁多，石製品以小型為主，中型也有一定比例。推測存在勒瓦婁畦剝片技術。上文化層出土石製品1547件，包括細石核、細石葉、磨盤、手錛、大三稜尖狀器、半月形器、舌形器、錛形器、矛形器等。石製品以小型為主、中型較少。遺址經14C測年，舊石器層位年代為距今3.6萬～1.8萬年左右，處於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過渡至晚期之末。

金斯太洞穴遺址前兩次發掘還發現了大量動物化石，獲得標本2373件。下文化層化石保存較差，多破碎，數量較少：中、上文化層化石保存較好，數量較多。種屬包括齧齒目、奇蹄目、偶蹄目、食肉目動物。另外，在近八十平方米的發掘區域內，從第3A、3B、3C層中發現了用火遺蹟。遺蹟層面上有灰燼堆積，周圍地面被烤成紅褐色或褐色，火候不高，有的石製品及動物骨骼表面有火燒痕跡。 ^[2] 

金斯太洞穴遺址文化層之厚，出土的遺物種類之多，時間跨度之長，在同類遺址中很罕見，經過對中下部地層動物羣的初步研究發現，動物羣始終反映着大陸性温帶乾旱半乾旱草原環境為主的特徵，具有典型的區域性，這為研究內蒙古高原東部及大興安嶺西麓古代自然地理環境，揭示不同時期文化、經濟形態與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繫，提供了極其珍貴的材料。 ^[3] 

金斯太洞穴遺址的發現對北方草原地區晚更新世的氣候環境變遷，人類生業模式與生存策略，覡代人的起源、遷徙、擴散，石器製造工業和技術，與蒙古、貝加爾、遠東等周邊地區同期文化的互動關係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 

2004年，金斯太洞穴遺址被確定為內蒙古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5月，金斯太洞穴遺址被國務院核定公佈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 

2018年，錫盟文體新廣局副局長一行深入東烏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蘇木巴達拉胡嘎查對金斯太洞穴遺址保存現狀及保護情況進行調研。調研組肯定東烏珠穆沁旗文物保護組的工作，並提出具體工作要求，一是更加重視文物的保護利用工作，二是重視對文物內涵的深入發掘。 ^[5] 

東烏珠穆沁旗嘎達布其鎮牧場上分佈着很多文物古蹟，有金斯太洞穴遺址、巴德拉胡敖包、蠻罕圖廟遺址、古墓葬等。在錫林郭勒大草原上，活躍着一支支由牧民組成的馬背文物保護隊。他們巡查、看護着草原上眾多的文物古蹟，義務向牧區羣眾和觀光遊客宣傳文物保護法、文物知識等。 ^[6] 

金斯太洞穴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蘇木以西25公里的東海爾汗山的丘陵山地中。地理座標東經115^°22'39.8"，北緯45^°13'53.2"。 ^[2] 

乘車路線：火車、飛機前往錫林浩特，後換乘長途車至東烏珠穆沁旗。

自駕路線：錫張高速公路、G207 → S307 → S204 → S101至烏珠穆沁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