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應熙

金應熙生於1919年。是“港產”學者。中學讀的是名牌的英皇書院，在香港高中會考中名列榜首；大學讀的是港人公認的最高學府香港大學，年年都考第一，獲獎學金。在香港大學中文系時，師從許地山、陳寅恪兩位著名學者，因成績優異，時任文史學系主任的許地山對他十分賞識。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25歲的金應熙回到廣州嶺南大學任教，是嶺大最年輕的講師。

1953年以後，曾先後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系主任，暨南大學教授、系主任，廣東省社科院副院長，廣東省歷史學會副主席、省孫中山研究會第一任會長。1958年用大字報的方式批評老師陳寅恪的史學方法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認為是一種“反動”。1958年，聽到上頭放出批陳的風聲，正在北京出差的金立刻打道回府，在中山大學校園裏張貼大字報，指斥陳寅恪的史學方法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並認為這是一種思想的“反動”。唐把它抄錄下來，哭着念給陳寅恪聽，陳勃然大怒，説“永遠不讓金應熙進家門”。從此，金被刻上“背叛師門”的紅字，儘管金後來負荊請罪，跪地求饒，但陳只淡淡道：“你走吧，免我誤人子弟。”決然將其逐出師門。

金應熙教授一生最主要的學術成就是在中國古代史領域。他研治中國古代史的思路和方法，受其兩位老師許地山和陳寅恪的影響甚大，在這種師承的直接影響下，就形成其重視對第一手資料的鈎稽貫穿和考辨分析，綜合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探求歷史的沿革變化、因果關係，並重視探討周邊民族史的治史特點。他對中國王位繼承法的研究，別開生面，而又視野開闊；他對長城歷史作用的研究，具有突出的開拓性意義；他對國外學術成果的評價，至今仍具啓迪作用。金應熙教授在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香港史研究領域亦頗有建樹，是香港史研究領域公認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 

金應熙先生逝世15週年時，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應熙史學論文集》三卷(古代史卷；近現代史卷；世界史卷)，共83萬字，為學術界研究金應熙對中國史學發展的貢獻提供了很充分的成果。

金應熙在學術界以“博”著名，對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對他的博學則是眾口交譽。學術界評價他治學的特點是“學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開闊的學術視野”。 著名史學家週一良先生把他列為陳寅恪三大弟子之一。

原中國史學會會長戴逸教授在為其主編的《香港今昔談》所寫的序言中説：“應熙是一位凝重寬厚的學者，彬彬有君子之風，他對待工作是那樣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對待學問是那樣謹嚴勤奮，鍥而不捨，他多才多藝，中外古今，無不涉獵。他具有清晰的思辨和才幹，真摯的情誼，體現了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才華與美德。”

趙儷生在《籬槿堂自敍》（P176-7）描述道，撥亂反正後在京西賓館開“史代會”，金應熙前來串門，“我端詳了來客的模樣，真是儀表非凡，確是南國的才子。我感謝他的下顧，但聽説此公也於1992年下世去了”。事實上，二人曾有過節——金應熙文革中發文批判陳寅恪，附帶把趙儷生帶上，以證明天底下的反動派都是沆瀣一氣。此番主動與趙儷生客套，料是前來聊表歉意，但“也未明示歉意”。

金應熙治學領域涉及甚廣。學術生涯的前期所發表的論着，主要是中國古代史領域的研究成果，此後雖曾一度轉而研治近現代史，但至20世紀60年代以後，他仍又把古代史作為主要致力的一個領域。故綜觀金先生一生的學術道路，古代史的研究實居於最主要的地位。

金應熙研治古代史的思路和方法，受其兩位老師許地山和陳寅恪的影響甚大。許地山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學家，對新文學、宗教史和民俗學等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他教導學生治史須求真實，要有鍥而不捨的精神，去考證那些“偏僻不甚為人所知的”史實，而得出獨到的見解。陳寅恪先生是海內外著名的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家，善於利用本國和域外多種文字史料，採用近代西方學者所重視的語源學、比較研究、民族一文化關係、因果關係等治學觀念和方法，通過鈎稽闡釋史料，從比較和聯繫中探求一個歷史時期帶全局性的大事。陳先生於1940年秋至1941年底年曾在香港大學任教，金應熙親得其授課和指點。且曾對《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撰寫書評，發表於1946年《南風》雜誌第1期上，稱“統觀全書，幾為創見所充滿”，特別強調其在研究方法上對學者的兩項良好啓示，一為“治史之要旨，不徒在事實之考證，事實間關係之理解，尤不可忽。事實猶如散錢，而理解則是貫穿散錢之繩線也”；一為重視應用新史料，研治唐史，須運用敦煌史料，方為“預流”。從其書評所作的概括，可見對陳氏史學方法體會至深。

金應熙天資過人，又刻苦勤奮，對文史典籍根底深厚，在這種師承關係的直接影響下，就形成其重視對第一手材料的鈎稽貫穿和考辨分析，綜合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探求歷史的沿革變化、因果關係，並且重視探討周邊民族史的治史特點。他於1947年發表的《中國王位繼承法之初步研究》(發表於嶺南大學《社會學報》1947年第2期)，即依據大量史實，論證“異族文化之入侵，於中國君位繼承製之發展有重大之影響”這一問題。其後又相繼撰成《孫權之遣使遼東》(1946年)、《吐蕃之興起》(1947年)，同樣具有探討周邊民族與中原歷史發展之相互關係的宏觀視角，以敏鋭的眼光選擇了很有學術價值的新穎題目，作層層深入的論述，在史料上則多方發掘，闡幽發微，發前人之所未發。

新中國成立後，金應熙自覺地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使他的學術達到新的境界。這既表現在他致力於中國工人運動史領域而取得的成果，同時突出地表現在古代史領域。他力求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以社會經濟、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互相聯繫、推動和互相制約進行考察，探求中國歷史發展具有深層意義的規律性，並且提出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新的研究課題。金應熙對於把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與中國的歷史實際結合起來、從事創造性的研究工作這一指導思想有明確的表述，他説：“中國封建社會經歷了長期的變化和發展，史籍浩瀚，豐富多彩。”只有“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尋求歷史的真諦”，才能“加深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演進的認識，有利於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研究”。對一些重大歷史理論問題，他都作過探索和闡發。

他是對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這一理論問題較早進行闡述的學者之一，早在1959年，他便撰着了《略論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問題》的論文，發表於《理論與實踐》該年第4期，提出從春秋、戰國之際到鴉片戰爭前，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此後他又對此繼續進行思考，特別是在1975年至1978年他負責主編《簡明中國通史》期間，經過與參加編寫工作的討論，再作了一些調整，形成了如下四段或兩期四段的看法：“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可以劃分為四段：第一段，秦至西漢；第二段，東漢至唐；第三段，五代至明中葉；第四段，明中葉後至清鴉片戰爭以前。總的可以從生產關係、生產資料(土地)所有制和階級鬥爭的變化來考慮上述四段的劃分。”四段分法大體上反映了封建社會上升、發展、走下坡路及沒落的歷史。

金應熙對長城歷史作用的研究，是具有開拓意義的新課題。《作為軍事防禦線和文化會聚線的中國古代長城》一文，是他1985年作為中國史學家代表團成員參加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所提交的論文，其成果受到學界的關注。他指出：“實際上，各個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同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不盡相同的，因此它們對修築長城的重視程度亦有差別。即使同一個王朝，前後也常有變化。”漢、唐兩朝初建立時，都因國力尚未充實，分別受到匈奴或突厥的嚴重威脅，只得採取和親政策，同時致力於築城掘塹以加強防禦。而後來漢武帝、唐太宗在位時，國力強盛，以強兵破敵。明初，因蒙古貴族剛被趕到漠北，力量虛弱，明朝雖也增修居庸關、山海關等處重要關隘，但並沒有必要興築長城全線。至15世紀後半葉以後100年中，蒙古族力量已有很大恢復，而明代社會經濟開始走下坡路，內政不修，兵無鬥志，此時就唯有主要依靠全線修建長城來防衞了。（中國文人往往缺乏真正的軍事素養，因此經常得出一些違反軍事實際的結論）

通過分析，金應熙得出結論：視長城的會聚線作用和障礙物作用為一對絕對對立和互相排斥的觀念，這種看法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相反，它們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在漢、明兩代，長城作為遏阻北方遊牧民族侵入中原(內地)農耕定居區的軍事防禦線，曾在不同的程度上起了障礙物的作用。但是與此同時，由於經濟生活上的要求，中原(內地)人民和遊牧民族人民又總在長城內、外進行私下的、哪怕是中原王朝所嚴厲禁止的貿易，所以長城又帶有經濟、文化會聚線的作用。兩種作用同時存在，哪一種占主導地位則要由具體的政治鬥爭形勢來決定。”

金應熙自覺地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將所掌握的豐富史料，放在各時期經濟發展、政治措施、軍事戰略、民族關係、社會狀況等項的互相作用之中，進行辯證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才能獲得證明“古代長城的軍事防禦作用應當與各時代的經濟、政治狀態結合起來作具體評價”、“不僅是軍事防禦線，同時又是文化會聚線”這些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新結論。1986年，金應熙還撰寫了《古代史上長城的軍事價值》一文，着重於軍事史進行研究，是對其長城研究課題作進一步的拓展。

金應熙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就是著名的象棋迷。有個關於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學機會的趣事。金應熙不修邊幅，經常和街邊“擺棋”的職業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時間。他是寄宿的，回到學校，已是深夜，宿舍之門已關。他在校園隨便找個地方躺下，沒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門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來，要不是發現得早，幾乎踢着他，教授大不高興。本來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規定應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學英國的資格，由於該教授的反對，遂作罷論。

一九五八年曾有人問金應熙懂得多少首唐詩，金回答：‘大概兩萬多首’。問者無人懷疑回答的真實性。（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出版。）因每有學生問其唐詩出處，他都可把整首詩念出來，解釋其中僻典，被贊為“懂得加記得尤其難得。”唐代詩人中，他又似乎特別喜歡李商隱的詩。

詩詞方面，金應熙是古人今人同樣對待。只要是好詩，他都愛。魯迅和郁達夫的詩，他幾乎都能夠背誦。還有他的老師陳寅恪的詩，他熟悉得不僅止於背誦。

梁羽生説：“每有學生（包括梁羽生自己在內），來問金應熙某句詩詞的出處，他都可以把整首念出來，並解釋其中僻典。但金應熙能夠背誦那麼多詩詞，卻從未見過他的詩詞作品。”

外文專着《中國古代史綱》、《國外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論着《十九世紀前半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兩次起義》等；參與翻譯《澳大利亞簡史》、《東南亞史》等；主編《菲律賓史》等；參與撰寫、編寫一批着作，另外，還發表了《吐蕃的興起》、《陳寅恪先生評傳》、《從“四一二”到“九一八”的上海工人運動》、《試論印度古代的六師哲學》、《試論香港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等學術論述論文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