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沱武裝起義

1941年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新華日報》總編輯吳克堅等，派遣合川籍青年幹部陳立洪、嚴啓文等人回到金子、肖家等地，開展建立川東秘密戰線工作。

1944年1月，中共地下黨員陳伯純受南方局派遣也回到老家金子鄉開展工作。他利用各種關係，先後當上金子鄉中心小學校長、金子鄉鄉長。為擴大工作成效，1945年春，原紅四方面軍幹部趙繼被派往金子鄉出任鄉隊副，協助陳伯純搞武裝。因金子鄉出現自首變節的叛徒，趙繼只好返回南方局。7月，劉石泉被派往金子鄉出任鄉政府師爺。9月，張倫奉南方局指示來到金子鄉中心小學任教，做改造棚匪、收編綠林武裝的工作。當月，金子黨支部在金子鄉中心小學成立，劉石泉為書記，陳伯純、張倫為委員，直屬南方局領導。

繼張倫之後，周仁極、周述質、楊繼先等又先後被派往金子小學，以教師身份開展革命工作。在金子小學，前後有60多名黨員隱蔽下來，黨員人數也從最初的幾人發展到100多人。學校還先後辦起農民識字班、農民夜校，培養農會骨幹。

1946年6月，金子沱農會總會成立。到1948年7月金子沱武裝起義前夕，農會組織遍及合川、武勝、嶽池等縣的40多個鄉鎮，會員達到2萬餘人。

1946年11月，金子黨支部改為金子特支，劉石泉仍擔任書記。金子特支先後派餘漢邦、張倫深入秦耀、秦鼎（1949年被捕叛變）所率領的“延安游擊隊”（綠林武裝），對其進行改造。最終，秦耀在黨組織的多次教育下，取消“延安游擊隊”的旗號，將隊伍改編為由黨領導的龍多山武工隊。秦耀任隊長，餘漢邦、張倫先後任政治指導員。

1947年2月，國民黨當局包圍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和新華日報社，迫使全體人員撤回延安，導致重慶及川東各地黨組織一度與上級組織失去聯繫。

4月，中共重慶市委與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委員錢瑛取得聯繫。錢瑛指示重慶黨組織放手開展工作，並責成重慶市委書記王璞清理川東一帶（包括現在重慶所有轄區和川南地區）的黨組織。10月，王璞向錢瑛彙報工作後回到重慶，傳達上海局指示，併成立中共川東特別區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川東臨委），他擔任書記，塗孝文任副書記。川東臨委成立後，對所屬組織陸續進行清理、調整與組建，改組重慶市委為重慶市工委，建立下川東地工委和上川東地工委。

在川東臨委的領導下，合川地區的黨組織得到清理和整頓。至1947年11月，合川存在着金子區委（1947年11月成立）、合川特支兩個平行的黨組織，他們隱蔽在各自的區域開展工作。其中，金子區委下屬金子鄉十三保總支、金子特支和二郎廟支部，其基層組織從金子擴展到古樓、七間、肖家等鄉及武勝、嶽池縣境內，黨員發展到100多人。合川特支下轄合川中學支部、婦女支部、沙溪支部等。

根據川東臨委指示，黨的各級組織積極發展武裝，為起義做準備。到1948年初，金子區委已建立金子沱、龍多山兩支武工隊，擁有400多人（槍）的武裝。合川縣臨委（於1948年3月由合川特支改建而成）在渭沱、太和、尖山等地也發展了武工隊員100餘人，草街支部（1948年1月，中共北區工委所轄的北碚特支在合川草街建立的支部）則組織起200餘人的武裝。

為組織發動武裝起義，上川東地工委先後在上川東地區（長壽、墊江、梁平、大竹、鄰水、開江、達縣、渠縣、營山、廣安、嶽池、武勝、合川、銅梁等縣）建立8個縣級工作委員會。同時，在南充、閬中、南部、蓬溪的部分地區建立第九工委，在南充、蓬溪邊境建立第十工委。在10個工委中，華鎣山周邊地區被劃為一線，負責發動武裝起義；距華鎣山較遠的地區被劃為二線，負責承擔一線的後勤保障，支援、配合、接應、掩護一線武裝起義。如果一線起義失敗，則由二線負責保存黨的組織，處理善後事宜。

當時的合川分屬兩個工委，既有一線，又有二線。肖家、龍市地區的武裝力量屬第七工委，為一線地區；金子、錢塘、古樓、三廟等地區的武裝力量屬第四工委，仍為一線地區；城關、渭沱、草街地區的武裝力量雖屬第四工委，但為二線地區，奉命保持隱蔽狀態。

經過多年醖釀，金子沱的羣眾基礎、幹部培養、武裝力量及統戰工作取得明顯成效，武裝起義的條件基本成熟。

1948年4月，《挺進報》事件發生。4月6日、4月16日，川東臨委委員、重慶市工委書記劉國定及市工委副書記冉益智先後被捕叛變。6月11日和7月4日，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塗孝文、上川東地工委委員兼第五工委書記駱安靖也相繼被捕叛變。川東臨委黨組織遭到極大破壞，僅存書記王璞和秘書長肖澤寬。

7月，王璞在嶽池縣羅渡鄉伍俊儒家緊急召開第七、第八工委負責人會議。經過激烈討論，會議決定立即發動上川東華鎣山周圍多縣的聯合起義，成立西南民主聯軍川東縱隊，王璞任政委，曾霖任軍事負責人，各起義地區按工委番號成立支隊。 ^[1] 

第五支隊原定一總隊300餘人於8月12日在廣安代市、觀閣舉行武裝起義。但在8月10日上午，代市特支書記被捕，曾霖、談劍嘯等決定提前發動代市起義。8月12日，第五支隊另一部分武裝力量200餘人按計劃在觀閣發動武裝起義。由於內線聯絡起變，敵人防備加強，起義部隊未能攻克既定目標，兩場起義均告失敗。

第八支隊400餘人原計劃分3個大隊於8月16日在武勝三溪發動起義。但在起義前夕，集中武裝僅150餘人，遂編為3箇中隊，在三溪黃明橋集結。因一中隊未能按計劃與二、三中隊會合，8月17日，部隊與鄉丁發生激戰，八支隊起義失敗。

8月22日上午，第七支隊300餘人在嶽池縣伏龍鄉發動起義。27日晚，劉石泉率合川肖家起義隊伍與張蜀駿部在武勝縣樂善鄉水洞灣劉家院子會師，兩支隊伍共計400餘人。次日，第七工委書記徐庶聲和劉石泉對部隊進行整編，留下200餘人槍，下設4箇中隊和1個突擊隊。下午16點，七支隊被國民黨內政部第二警察總隊（簡稱內二警）包圍，起義失敗。

8月21日晚，王璞連夜來到金子沱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陳伯純為第四支隊司令員，王璞兼任政委，並草擬起義宣言、標語、口號，確定了集中隊伍起義日期等事宜。

25日，金子沱武裝起義爆發。首先，張倫帶領100餘人攻打武勝縣真靜鄉公所。佔領真靜後，他率部立即趕回金子沱與陳自強部會合，收繳地主槍械，攻打金子鄉公所，開倉放糧。

26日拂曉，各路起義戰士1000餘人雲集二郎廟。在王璞、陳伯純的率領下，開赴嶽池縣金城山。起義部隊沿途遭到國民黨軍警圍攻，在武勝黎家花園獲勝後，400多名精幹力量被編為2個大隊與1個突擊隊。28日清晨，起義軍到達武勝縣石盤鄉大龍山，成功接應王屏藩率領的第三支隊起義部隊。30日，經酉溪匯合了八支隊秦來朋數人，當晚宿營嶽池縣清溪鄉黃花嶺。

31日早晨，第三支隊、第四支隊與1000餘名軍警在嶽池縣黃花嶺相遇。一番戰鬥後，擊斃了南充警察局局長林廷極，打退敵人進攻，迫使敵軍撤退。

9月2日，第三支隊、第四支隊與第八支隊蔣可然部在嶽池縣三元寨會合。王璞組織召開三、四、八支隊幹部會議，決定將各部統一編制為西南民主聯軍川東遊擊縱隊，他擔任政治特派員兼政委，陳伯純為司令員兼副政委，王屏藩任副司令員兼前線指揮部指揮。縱隊下設3個大隊和1個突擊隊。

此時，重慶綏靖公署調集3000多兵力將三元寨團團圍住。3日拂曉，縱隊前沿陣地與內二警接上火。夜晚，縱隊一面佈置疑兵，一面分隊突圍。突圍後，後隊分散隱蔽，前隊在王璞、陳伯純、王屏藩的率領下，於4日到達嶽池金城山半山腰。

此時金城山全是國民黨軍警，起義部隊不敢露面，只好向武勝、合川邊界羣眾基礎較好的地方撤退。9月7日，他們到達武勝縣與嶽池縣交界的木瓜寨。在木瓜寨打退追兵後，王璞召集會議，研究對策。但因一位戰士手槍卡殼，不慎走火，子彈擊中王璞下腹，王璞不幸犧牲。縱隊只好分散隱蔽，起義宣告失敗。之後，敵人找到王璞遺體，慘無人道地割下其頭顱，掛在石盤鄉場口大樹上示眾。三天後被羣眾取下，就近安葬。

11月下旬，川東臨委作出停止大規模武裝起義的決定。12月底，按照中央指示，成立川東特委，將工作重心由農村武裝鬥爭轉移到“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上來。

為鎮壓金子沱武裝起義，國民黨當局組成華鎣山區清剿指揮所，投入正規軍38個連隊5130人，還有國民黨特務、政工人員90餘人，佈置在合川、武勝邊界地區，封鎖華鎣山區，“圍剿”起義軍。

金子沱武裝起義失敗後，國民黨反動派對金子、三廟、錢塘、泥溪等地的清剿歷時三個月，逮捕共產黨員、農會幹部和“通共、濟共、藏共”的鄉保人員、民主人士共156人。有的被敲詐勒索或嚴刑拷打後取保釋放，有的則被關進合川、武勝、嶽池及重慶等監獄。此次起義共有20名戰士犧牲，其中在戰鬥中犧牲8人，被捕後犧牲的有12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