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

主要撰稿人除上述編輯外，還有茅盾、郭沫若、胡愈之、邵荃麟、胡繩、柳亞子、秦牧、樓棲、韓北屏、默涵、周而復、黃秋耘等。

該刊是在抗戰相持階段大後方創辦的雜文刊物，宗旨是希望透過該刊的筆墨替苦難的人民傳達出一點抗議的心聲。

取名《野草》寓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頑強生存之意，以象徵中國人民堅持長期抗戰的頑強精神和鬥志。該刊在桂林出版期間，所載雜文偏重於揭露國統區種種倒退腐敗現象，注意宣傳團結抗日的道理，支持國際反法西斯的鬥爭。在香港復刊後，主要以香港和南洋為發行對象。所載雜文仍以抨擊國民黨當局的獨裁統治為主要內容，傳達人民羣眾的民主要求和呼聲。所載作品形式多樣，內容廣泛，表達了廣大羣眾要求抗戰、要求民主的迫切願望。主要文章有夏衍的《舊家的火葬》、《<心防>後記》，宋雲彬的《談做父親》、《人間史話》，田漢的《為鐵的邊疆而鬥爭》、《病與朋友》，孟超的《談自畫相之類》、《事實到底勝過雄辯》，秦似的《人語與鬼話》、《惡魔與“瘋狗”》等。

附：《野草（代發刊語）》

魯波爾在他論及高爾基的一篇短文裏面，對自從十八世紀新的“生活主人”上台之後的文學，作着這樣的説明：“在文學裏，產生了人的變形，有一種人的臉變成‘資本主義的獸臉’，另一種的臉在苦難中變得畸形了。”

這也真説着了一些文明國家的進步作者。賽珍珠比喻中國的抗戰作禽獸放棄巢穴而避免危難於先，佛烈達渥地利比喻蘇聯之國家“佔有”土地與德意志之國家“統治”土地為一丘之貉於後，而木户幸一更早在“中國事變”後不到一年，就苦心孤詣地證明了大和民族的文學最初而且最精彩的是所謂國風，即和歌，開頭一篇就是《宮廷篇》。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又正在苦難中掙扎的中國，其文學本質正如政治本質一樣，是遠離着樣些文明國家的。我們的抗日現實主義作家，在他們的主題與形象裏面都創造了“人”，歌唱了“人”，改變着一大羣苦難者的“畸形”的相貌，要使他們從俯伏着的奴隸地位站起來。無論成如就何，已經在這道路上進軍，總是的確的。

……

在這樣的時勢下面，我們卻辦了小小的《野草》。

命名“野草”，用意所在，並非全然因襲，也説明着我們對這樣的一個小小的東西，並不高瞻遠矚，自己先給他一個卑之無甚高論的名號。……

然而“英倫的霧”以至“美國人的狗”一類的東西正大量地在印，這事實又教育了我們，即使同是花邊，也還有硬軟好壞的分別，有的只准備給太太們做裙帶，有的卻可以替戰旗做鑲嵌。加以上面所説的種種，就印了《野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