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

　　20世紀初的中國積貧積弱已久，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軍閥混戰隨之而至，民族危機達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胸懷理想的人們開始尋找拯救國家的路徑。一戰結束後，巴黎和會使中國主權再次受辱，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人在種種改造社會的思潮中，最終轉向並認定了馬克思主義。一場廣泛深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席捲全國。1920年，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紛紛成立。越來越多受到共產主義理想感召的年輕人聚集起來，開始籌備建立一個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那樣有嚴密組織的政黨，以共同致力於以實際行動改變中國。1921年7月底，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年輕的人們走出了信仰的迷霧，中國歷史迎來了開天闢地新的一頁。

　　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該通過怎樣的道路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們知道自己力量不足，但不知道該去哪裏尋找力量。勢單力薄的他們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最初選擇了與國民黨合作，但不同的價值理念最終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1927年，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在北伐即將勝利的前夕，對年輕的共產黨人展開了瘋狂屠殺。“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相繼爆發，中國共產黨到了生死存亡的一刻。他們終於意識到，政權是從槍桿子中取得的。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隨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並照亮了一條與俄國革命以城市為中心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革命星火呈燎原之勢。年輕的共產黨人建立了自己的武裝軍隊、擁有了可以支撐他們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迅速擴大，眼看革命的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蔣介石率大軍展開了對革命根據地的圍剿。1933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屢受挫折的人們開始反思軍事指揮權與領導權的問題。他們需要一個能夠領導他們走出困境的新的領導集體。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又一次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重新恢復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權。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重大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標誌。由此，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生死攸關的時刻，又一次修正了前進的航程，獲得了重生。面對迫在眉睫的日本侵略危機，北上抗日也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個新的目標和使命。在毛澤東的指揮下，他們跳出國民黨的包圍圈，成功到達了陝北。艱苦卓絕的長征以勝利結束，百折不撓的中國共產黨依然屹立在中國政治的舞台上。

　　1936年12月12日，緊迫的民族危機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爆發。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兩黨再度聯手，共赴國難。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陝北的高原上，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一面領導八路軍積極抗戰，一面也在認真反思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過往的一系列挫折使他們意識到，要取得革命勝利，必須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於是，就在這承前啓後的延安時期，在總結過往及抗戰新形勢的淬鍊中，中國共產黨最終誕生並確立了自己的指導思想——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正是這一思想指導了八路軍的敵後抗戰、整風、文藝座談會、民主政治建設等一系列革命建設。西北高原上的延安和敵後根據地，成為中國共產黨思想的大熔爐和執政的試驗田。中國共產黨對於未來中國的構想和變革，遠遠超過了同期的國民黨政府。從斯諾到美軍觀察團，來到延安考察的外來者們得出了驚人一致的結論：中國的未來屬於中國共產黨。

　　1945年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就建國問題舉行和談。毛澤東不懼危險，親赴重慶，與蔣介石共商建國大業。但蔣介石只是把和談當作爭取時間、準備內戰的手段。中國革命最終進入一個兩種命運、兩個前途決戰的新時期。1946年，解放戰爭全面爆發。1947年3月，戰場上受挫的蔣介石不得不放棄全面進攻計劃，改以重點進攻山東和陝北解放區。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一面堅持轉戰陝北與敵周旋，一面從容地指揮着全國各戰場的作戰。氣勢磅礴的人民解放戰爭進展之快，影響之廣，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共產黨僅用三年多的時間就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莊嚴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此時距離中共一大已經過去了28年。經過了28年的艱苦奮鬥，中國共產黨人終於帶領中華民族浴火重生，中國歷史步入了一個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