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增幣

澶淵之盟以後，宋遼之間實現了穩固、持久的和平，一直維持到遼興宗親政。興宗親政以後，一方面是自己地位的不穩固，主要由於遼朝內部發生激烈的權力紛爭，直至迎回法天太后，興宗的地位仍不時受到威嚇；另一方面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宋朝方面，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內部財用匱乏，盜賊蜂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稱帝，宋與西夏爆發長達數年的戰爭，屢戰屢敗，遼又迫宋增加對遼歲輸的金帛，造成了北宋中期的危機。

興宗決定圖謀關南十縣（瓦橋關以南）地，後聽從張儉的建議，於遼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遼一面在邊界重兵壓境，一面派遣南院宣徽使蕭英（蕭特末）和翰林學士劉六符與北宋交涉，他們帶去了遼興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就以下四個問題對宋朝進行指責：

在提出各項指責後，還提出應將原遼的藩屬北漢的領土及關南十縣地歸還，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

遼本想對宋發動一場突如其來的外交攻勢，但在遼使到來前一個月，北宋卻己購得遼興宗致書提出各項要求的底本，同時對遼聚兵幽薊、準備入侵也早有洞察，使宋有較充裕的時間商量對策，但宋仍然處於被動。遼使劉六符在開封期間對宋朝官員口出狂言，聲稱宋經營塘濼毫無用途，“一葦可航，投棰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逾矣”。王拱辰向宋仁宗指出：“這都是劉六符故意誇大其詞，進行恫嚇。兵不厭詐，他們如果真有這類計謀，豈肯向敵方透露！塘濼決非無用，設險守國應按照計劃進行，不應受遼方干擾。”宋仁宗聽了王洪辰的話，即命他起草覆信，對遼方提出的指責一一予以駁斥：

六月，富弼與副使張茂實至遼朝，由於更換了國書，因此他們的使命不是回絕遼朝的各項指責，而變成對遼表示妥協和退讓。他們提出宋、遼聯姻，也可增加歲幣，二者聽憑遼朝選擇其一。遼方堅持割地，富弼不與。富弼勸遼興宗與宋保持和好，説：“宋遼通好，則歲幣盡歸人主；如對中原用兵，虜獲的金幣則盡歸臣下，而損失則盡歸人主，何況用兵並不能保證必勝。”他的話打動了遼興宗，於是他又提出：“議婚即不增歲幣，不如增幣對遼更有利。遼如能令夏國對宋臣服，則歲幣增金帛二十萬，不然則只增十萬。”

八月，富弼等人再次使遼，興宗要求宋朝對遼輸送歲幣應稱“獻”，富弼認為此乃下奉上之詞，不可用於兩個對等的朝廷之間，且宋為兄，遼為弟，豈有兄獻於弟之理？遼退而求“納”，富弼亦堅決不從。興宗見他不肯讓步，遺耶律仁先及劉六符使宋。富弼上奏不可答應遼方。但宋仁宗講和心切，聽從晏殊的主張，許稱“納”。

由於宋仁宗缺乏堅定、明確的立場，他選定右正言知誥富弼為回謝遼方信使，除了覆信外，又帶去了妥協退讓的口信。後富弼赴遼途中他懷疑國書與口信不一致，發書查看內容，果然不同，又馳還見仁宗，仁宗同意更換國書。

遼在此次經濟與政治方面皆有巨大的收穫。之後，遼興宗為了實現與宋朝的增幣之約，於明年正月派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令西夏與宋講和。李元昊不滿遼方借宋夏戰爭謀利，開始侵擾遼朝邊境，招誘部落，向宋稱臣求和以避免兩面受敵。而遼朝於1044年、1049年兩次對夏作戰（遼夏戰爭），皆敗。增幣之後，宋遼關係趨向緩和，而遼夏卻不時出現緊張。

葉清臣：慶曆，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樽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