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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號巡洋艦

鎖定
重慶號輕巡洋艦,是原英國建造的林仙級輕巡洋艦(英文:HMS Arethusa [22]  )的4號艦,原名Aurora號。
重慶號巡洋艦重7000餘噸,全長約154米,寬約15.5米,額定功率6.4萬馬力,最高航速每小時32海里,續航力4000海里。艦上裝有不同口徑的主炮、副炮、高射平射兩用機關炮共22門,高射機槍8挺,魚雷發射管6具。 [23]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將該艦贈予國民黨政府。國民黨將該艦改名重慶號。1949年2月25日,重慶號巡洋艦艦長鄧兆祥率領艦上574名官兵起義。該艘巡洋艦從國統區上海吳淞口出發,駛向解放區山東煙台港,於2月26日晨到達煙台。重慶艦後遭受國民黨飛機轟炸,1949年3月20日奉命自沉。 [1]  [23] 
中文名
重慶號巡洋艦
外文名
RCS Chung King
定型時間
1937年11月12日
製造廠
英國朴茨茅斯造船廠
建造國家
英國
裝備國家
中國

重慶號巡洋艦發展沿革

重慶號巡洋艦歷史背景

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撕毀國共停戰協定,向人民解放區瘋狂發起進攻。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黨重申:要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羣眾鬥爭的領導;加強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羣眾鬥爭的發展,1947年毛澤東指出:和全國人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現在發現它自己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人民解放戰爭是第一條戰線,在國民黨統治區,由於學生運動的高漲,促進人民羣眾革命運動的高漲,形成了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的統一戰線,這是第二條戰線。在這種有利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又在黨內發出指示:“國統區的情報工作的重點應轉為全面搞策反抓實力。”原中央南方局和後來的中央上海局及它領導下的有關黨委和民主人士,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對國民黨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員及陸、海、空軍的愛國官兵作了大量的工作。“重慶號”的光榮起義,就是上海局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的產物之一。 [19] 

重慶號巡洋艦起義概況

20世紀40年代末期的國民黨政府已經一派衰敗殘破的末日景象,政治上信譽破產,經濟上面臨崩潰,讓全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厭惡失望到極點。重慶號巡洋艦上的軍人也不例外,尤其是上一年重慶號被派往葫蘆島參與對解放軍陣地的炮擊以及運送國民黨傷病員的任務,一些進步的海軍官兵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內戰政策有牴觸情緒。 [21] 
1948年10月,回國不久的重慶號被國民黨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調往東北參加遼瀋戰役。重慶號上的官兵基本都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的還是大學生。當年他們響應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如今卻要將槍口對準自己同胞,他們怎麼也想不通。當時,東北已全境解放,國統區局勢緊張,“重慶號”多數官兵思想動盪不安,不願作國民黨的殉葬品。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抓住艦上人心渙散這一有利時機,積極開展工作,成立解放委員會,培育和發展進步勢力。
1949年2月,趁重慶號回上海保養期間,艦上的年輕官兵與中共地下黨建立聯繫,成立了“重慶軍艦士兵解放委員會”。2月17日,重慶號奉命開往吳淞口錨地待命,“解委會”感到,重慶號此行很可能是要去阻止解放軍過江。緊要關頭,他們決定起義。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時30分,“解委會”切斷無線電和電話,取出武器,拘留了艦上的軍官。艦長鄧兆祥不但沒有阻止他們起義,還積極參與進來。在鄧兆祥的指揮下,重慶號巡洋艦開出吳淞口,2月26日清晨7時順利抵達解放區煙台港。 [14] 
重慶號巡洋艦 重慶號巡洋艦

重慶號巡洋艦技術特點

重慶號巡洋艦總體設計

重慶號巡洋艦所屬的林仙級輕巡洋艦,是“安菲翁”級(Amphion)輕巡洋艦的後繼艦。
林仙級輕巡洋艦建成時前後桅杆全部是單腳桅,1941年進行改造時,為了在桅上加裝雷達等電子設備,故將前後桅下端改為桁架式三角桅,以增加強度。

重慶號巡洋艦裝甲防護

林仙級輕巡洋艦裝甲防護方面,彈藥艙厚度為1-3英寸(25.4-76.2毫米),水線帶2 1/4英寸(57.15毫米),艙壁和炮塔都是1英寸。

重慶號巡洋艦艦載武器

武備方面,6英寸/50Mk Ⅲ(152毫米)雙聯裝前主炮塔2座,後主炮塔1座,比較“安菲翁”級少了1座後主炮塔。其它武器裝備略有不同,“歐若拉”上有4英寸/45QF Mk Ⅵ HA(102 毫米)雙聯裝高平兩用副炮塔4座,分佈在後煙囱與後桅兩側,40.5毫米 (2磅炮)/40四聯裝 Vickers MkI“乒乓”炮2座,佈置在兩煙囱之間的左右舷。三聯裝533毫米 魚雷發射管2組,也分佈在舯後的左右舷。此外還有深水炸彈發射架和掃雷器各2套。1941年還加裝20毫米雙聯裝厄利孔(Oerlikon)高射機關炮3座,20毫米單裝厄利孔高射機關炮2座。“林仙”級上配置有“海象”艦載飛機,用於校正火炮射擊和偵察,但“歐若拉”上沒有。不過其它軍艦上的飛機,在二戰改裝時也被拆掉了。“林仙”級裝備有 1具高角度指揮儀控制塔和284/286對空搜索雷達,273型和271型對海搜索雷達,285型和282型對空火控雷達。依靠這些雷達和火控射擊指揮儀,軍艦具有當時先進的火控系統。在軍艦艦橋下,還設有戰鬥標圖室,相當於集通訊、控指揮為一體的戰鬥指揮中心(簡稱C3)。
“林仙”級輕巡洋艦是1930年代中期的產物。1號艦下水時間為1934年3月6日,竣工時間為1935年5月23日。“歐若拉”落成最晚,1936年8月20日下水,1937年11月12日竣工。 [13] 
重慶號巡洋艦航行中 重慶號巡洋艦航行中

重慶號巡洋艦性能數據

重慶號巡洋艦參考數據
基本參數
艦長
154.22米 [14] 
舷寬
15.54米 [14] 
吃水
5.03米 [14] 
標準排水量
5220噸 [14] 
滿載排水量
7000餘噸 [23] 
動力裝置
額定功率
6.4萬馬力 [23] 
性能參數
最高航速
32海里/小時 [23] 
續航力
4000海里 [23] 
武器裝備
艦炮
主炮、副炮、高射平射兩用機關炮共22門 [20] 
輔助武器
高射機槍8挺,魚雷發射管6具 [20] 

重慶號巡洋艦起義歷程

重慶號巡洋艦中央部署

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撕毀國共停戰協定,向人民解放區瘋狂發起進攻。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黨重申:要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羣眾鬥爭的領導;加強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羣眾鬥爭的發展,1947年毛澤東指出:和全國人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發現它自己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人民解放戰爭是第一條戰線,在國民黨統治區,由於學生運動的高漲,促進人民羣眾革命運動的高漲,形成了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的統一戰線,這是第二條戰線。
在這種有利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又在黨內發出指示:“國統區的情報工作的重點應轉為全面搞策反抓實力。”原中央南方局和後來的中央上海局及它領導下的有關黨委和民主人士,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對國民黨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員及陸、海、空軍的愛國官兵作了大量的工作。“重慶號”的光榮起義,就是上海局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的產物之一。 [15] 

重慶號巡洋艦自英返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贈送給國民黨政府一批軍艦,“重慶號”巡洋艦是最大的一艘(排水量7500噸)。為了接收英國贈送的軍艦,國民黨海軍部事先三次招收大、中學生去英國受訓。1948年5月26日,“重慶號”巡洋艦由艦長鄧兆祥率領從英國朴茨茅斯港啓程,航行一萬餘海里,8月20日駛抵上海。由於內戰緊張,是年10月國民黨海軍部部長桂永清即命重慶艦到葫蘆島參加遼東戰役,蔣介石曾親自在這艘軍艦上召見將領指揮遼東戰役。不久該艦又駛回上海。 [15] 
“重慶號”軍艦上有從英國訓練回國的士兵三百餘人。他們在英國受訓時受到歧視和欺侮,回國後,看到國民黨的腐敗無能,物價高漲,部分軍官和士兵生活十分艱苦,他們感到極大的失望、不滿、苦悶和彷徨,許多士兵另謀了出路。在軍官中由於國民黨海軍一向存在着派系之爭,不少人受到排擠。艦長鄧兆祥等人系福建馬尾系海軍人員,也受到桂永清的排擠。桂永清派了他的親信海軍青島系牟秉劍為副艦長,監視鄧兆祥和別的官兵,並準備在適當的時候讓牟接替鄧兆祥艦長的職務。這些情況無疑是對重慶號進行策反的有利條件。 [15] 

重慶號巡洋艦細緻工作

早在英國贈送的軍艦還未回中國前,中共中央南京局董必武就通過民主人士何燧找到國民黨海軍部參謀長、駐滬辦事處主任周應聰(1985年去世,去世前任國務院參事),請周應聰做國民黨海軍江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和鄧兆祥的策反工作。林遵、鄧兆祥同意在時機成熟時起義。1947年3月董必武撤回延安前,將周應聰對鄧兆祥的策反情況告知了原在中共中央華中分局任城工部部長,後來在上海局工作的沙文漢。沙文漢派王亞文(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同周應聰建立經常的聯繫。
遼東戰役後,重慶艦內三個少尉軍官曾祥福、莫香傳、蔣樹德私下商議準備發動起義。蔣樹德從已被“伏波號”軍艦開除的少尉軍官王淇處得知他弟弟金陵大學學生王毅剛,可能是共產黨員,即通過他找到中共南京市委。當時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約定地點和時間將這個關係交給我(我當時在南京負責策反工作),要我同王淇談話。我向王淇瞭解了“重慶號”軍艦情況後,要他去上海秘密組織起義小組。一星期後王淇回來説已經有幾個人組成了起義小組(實際上曾祥福等三個少尉軍官已組成了小組)。由於“重慶號”軍艦停泊在上海,我向陳修良建議把這個關係交給上海局,陳同意由她轉去。以後王淇又來找過我兩次,提出“重慶號”起義要有陸上幫助等建議,我要他同上海的同志商量。 [5]  [15] 
曾祥福、莫香傳兩人在“重慶號”起義前,因比較活躍,被當局調離“重慶號”,派往江防第二艦隊工作。但他們未去報到,仍在岸上同王淇一起在上海局策反委員會領導下策劃“重慶號”的起義工作。艦上工作改由海軍少尉蔣樹德和士兵王繼挺領導。起義前他們已發展志願參加起義的官兵21人,其中少尉軍官3人。
何友恪,國民黨海軍駐滬辦事處參謀,也是1945年被國民黨海軍派往英國接收“重慶號”軍艦的工作人員之一。是中共南京方面爭取過來的,後來也是陳修良將這個關係轉給上海方面,上海局讓策反委員會委員王錫珍的助手林誠負責與其聯絡。何友恪先後爭取了少校航海官陳宗孟(建國後曾任唐山市園林局局長)、少尉雷達官張敬榮,陳、張二人在軍官中又策動中校陳景文、少校劉淵、少校魚雷官周方先等醖釀起義。
王錫珍和他的助手林誠還通過國民黨“靈甫號”軍艦(也是英國贈送,原名HMS Mendip)的士兵尚鐳(曾任北京市建築工程學院電機系主任、副教授,靈甫號士兵起義後入黨)和“重慶號”離艦的士兵邊矢正(事後入黨)對“重慶號”士兵李鐵羽作策反工作。李鐵羽又同主動要求起義的王頤楨(起義後入黨)聯繫。尚鐳還通過國民黨海軍司令部少尉李夢華對“重慶號”士兵武定國進行策反,因李與武定國曾是汪偽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又是同鄉和拜把兄弟,往來密切。
中共地下黨上海市委領導下的中共大場區委,通過黨員趙邁(原名趙敖遠)、黃炎(原名黃躍宗),以抗日時期的南京汪偽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身份和東北、華北的同鄉身份,對“重慶號”的士兵武定國、劉懋忠、孫國楨、趙振亞、郭書貴(原名郭漢衞)、賀志、趙宗斌等進行了策反工作。比較難得的是這批人中從汪偽陸軍學校出身的人都有陸戰經驗。
中共上海市委江南造船廠黨組織派技工張興昌(當時已是中共黨員)於1948年打入“重慶號”為水手。張興昌在鍋爐房工作。江南造船廠黨組織給他的任務是配合解放上海,有條件時策動軍艦起義,或將它炸掉。張興昌一邊在艦上了解士兵的思想情況,一邊啓發水手們的覺悟,同時,向組織彙報軍艦的設備、性能和人員等各方面的情況。起義時,他積極團結水手在輪機艙協助起義工作。 [6]  [15] 
重慶號巡洋艦 重慶號巡洋艦

重慶號巡洋艦決策行動

1949年初,上海局作出正式決定:“重慶號”軍艦的策反工作由上海局策反委員會領導。上海局副書記劉長勝、策反委員會書記張執一、沙文漢參與其事,策反委員會委員王錫珍具體領導,林誠協助。
隨後,在武定國的建議下,王頤楨等秘密組織了“‘重慶號’巡洋艦士兵解放委員會”,共27人。其中包含秘密共產黨員張啓鈺、畢重遠兩人。
張啓鈺,原中共南方局系統的黨員,1938年10月在重慶入黨,曾擔任中共郿縣縣委書記,1942年奉上級指示緊急轉移,後與上級組織失掉了聯繫,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恢復黨的組織關係。他在失掉組織關係後考入國民黨海軍留英訓練班。鄭伯克(曾任中央組織部顧問)那時是雲南省委書記,也屬上海局領導,曾派人與張聯繫過。但有關張啓鈺已被分配在重慶艦和參加起義的事,是在1983年後才查到的。張啓鈺本着黨員立場在重慶艦上參與了起義工作。他同蔣樹德、王繼挺有聯繫,在起義羣眾裏有一定威信。他是發動“重慶號”起義的骨幹之一。
畢重遠,是中共南京市委領導下的黨員。他在1948年8月隨重慶艦回國時,曾到南京同當時南京市委負責警察工作的陳良有過一次談話。但陳良沒有將畢重遠的關係交給市委書記陳修良,所以上海局不知道有一個黨員畢重遠在艦上。畢重遠以為在重慶艦內只有他一個地下黨員,便本着黨員立場單獨發揮作用的想法,參加了王頤楨、武定國等發起的“士兵解放委員會”,起義中也起了骨幹作用。
此外,上海市民盟有一位成員叫林紹禹,是“重慶號”軍需官,他也想策動起義。他主要同武定國聯繫。
在起義前夕,林紹禹將軍艦上來了兩個領港人,很可能即將開往江陰的情報告訴了武定國。由於“重慶號”提前起義時,適林紹禹上岸回家,趕回港口時已無法上艦,遭到國民黨拘捕犧牲。 [7]  [15] 
在策反期間按照地下工作原則與紀律,採取了單線聯繫分頭進行的原則。重慶艦內雖然有3個黨員,但在起義前他們互不知道,當然不可能建立起黨的起義組織,工作中只是各自秘密地串聯,互相交叉發展起義人員。3個黨員在起義中都起到了各自在不同崗位上的作用。可是在1980年至1981年有的報刊上,記者們説重慶艦上僅有一個黨員下士畢重遠,並把黨的領導,錯誤地把功勞劃歸黨員個人的領導,這就不符合黨領導的原則和起義的實際情況了。
這樣,經過上海局和所屬上海、南京市委等的努力,在起義之前,“重慶號”巡洋艦已有準備起義的軍官:上校艦長鄧兆祥、少校陳宗孟、張景榮、周方先、中校陳景文、少尉曾祥福、莫香傳、蔣樹德、林紹禹等9人。士兵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人已組織成“士兵解放委員會”,他們是王頤楨、武定國、李鐵羽、張啓鈺、畢重遠、趙嘉堂、洪進先等,有27人;另一部分人是由艦上軍官蔣樹德(已列入軍官項內)、士兵王繼挺領導發展的楊繼和、李明陽、盧賢舉、吳楚波、朱屏藩、劉耀俊、方崑山、宋剛等18人,還有鍋爐房技工張興昌。這就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了。
但他們是在國民黨的軍艦上,有副艦長牟秉劍為首的特務監視,軍官之間和士兵之間,雖然可以互相串聯,但只能在小範圍內互相聯繫,即使“士兵解放委員會”,也是分幾個系統聯繫的。兩部分準備起義的士兵各有起義計劃。好在蔣樹德為爭取洪進先,將他領導的起義人員等情況告訴了洪,所以王頤楨等士兵解放委員會的幾個骨幹比較瞭解蔣樹德、王繼挺他們準備起義人員情況,但蔣樹德他們卻不知道另有士兵解放委員會這個組織,對其情況更所知有限。但這兩部分士兵事先總算有了一定的聯繫,對起義是有利的,特別是地下黨對官兵多方面做了工作,形成了只要時機成熟就能一呼百應的形勢。 [8]  [15] 
1949年2月間,曾祥福、莫香傳、王淇、蔣樹德、王繼挺等再次研究了起義問題,他們決定3月起義,並將計劃報告了王錫珍。
另一部分士兵即“士兵解放委員會”的成員也進行了秘密串聯,但他們提出起義必須堅持“士兵路線”,這與黨的政策不符。早在1944年周恩來在總結有關白軍工作問題時就指出:“把白軍工作完全放在士兵當中也是一個偏向……中國僱傭軍隊的特點,軍官在軍隊中有很大作用的。”在軍艦上,指揮作戰和航行都是軍官的職能。當然,在當時的條件下,許多準備起義的士兵是不瞭解這一原則的,特別是士兵解放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那兩個黨員都不瞭解。在起義時他們推舉王頤楨、武定國為總聯絡人,在駕駛台負責全艦總的聯絡工作。李鐵羽事先還上岸向尚鐳報告,但因聯繫不方便,沒來得及上報王錫珍。 [9]  [15] 
1949年2月20日以後,兩部分起義人員都認為已到了可以起義的時候了,士兵解放委員會主要成員在“二八一雷達室”多次開會,決定25日晨起義。王繼挺聽到他們將發動起義的消息,便通過李鐵羽約王頤楨談話,兩人商談合作發動起義問題,王繼挺提出要王頤楨他們改定2月26日夜發動起義,王頤楨同意了。將起義時間推遲一天,是因為王繼挺要從吳淞口上岸向上海地下黨報告,並要通知曾祥福、莫香傳帶領在岸上的8個離艦士兵下艦協助起義。
當時,重慶艦在起義前已補充了彈藥、燃料、用水,還裝上大量銀元,並奉命駛往吳淞口外停泊,有人估計其可能將駛往台灣。2月23日牟秉劍專程去了南京海軍總司令部。大家猜想:上面可能準備讓牟取代鄧兆祥任艦長,也可能對官兵間的厭惡內戰的情緒有所察覺,準備對某些官兵採取鎮壓措施。正在此時,海軍派來了兩名長江引水員下艦,林紹禹負責接待,林從他們的談話中得知重慶艦將開赴江陰,以防人民解放軍渡江,林立即將這個情況告知了武定國。與此同時,大家又聽到艦上有士兵在傳説“有人要將軍艦開到解放區去”,這説明可能起義的風聲已經泄漏。 [10]  [15] 

重慶號巡洋艦起義經過

1949年2月17日“重慶號”從高昌廟啓航開到吳淞口,突然拋錨停下,根據種種跡象判斷,可能要逆長江而上,配合江陰海防第二艦隊,阻止解放軍渡江。如果軍艦駛進長江,因江面狹窄掉頭困難,又被江陰和吳淞口兩地炮火威脅,處境將會對起義十分不利。“解委會”當機立斷,改變原來海上航行中起義的計劃,決定在停泊中起義。 [2]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時30分,在“解委會”的集體領導和組織下發動了起義。王洛切斷電話電源,洪進先關閉、控制了所有無線電台,畢重遠和於家欣誘引上甲板哨兵和司令走廊的值更士兵至雷達室繳了械,迅速打開槍架和彈藥櫃的鎖,武裝了全體“解委會”成員。接着,“解委會”成員立即按照分工到達各自指定位置,行動組分艙逐段地拘禁了所有軍官和上士,王頤楨並馬上通知另一起義組織的王繼挺,由他叫醒其起義組織的人員一同參加了起義。“解委會”作了最壞的準備,分工陳鴻源、周正負責炸艦任務。陳鴻源將三四十發4英寸炮彈壘在彈藥庫走道上,引信露在外面,如果起義失敗,引爆彈藥庫,炸沉軍艦。
“重慶號”艦長鄧兆祥,兩次赴英留學,是一個正直愛國的老海軍軍官。“解委會”希望鄧艦長深明大義,和士兵們一同起義,由他領航開船。鄧艦長在事先不知道艦上醖釀起義之事的情況下,考慮到“重慶號”的命運和艦上幾百名官兵的生命安全,毅然加入了起義的行列。其實,中共中央南京局董必武早就通過民主人士何燧找到國民黨海軍部參謀長周應聰,去做艦長鄧兆祥的工作。鄧兆祥隨後親自制定航線,下令開航,指揮航行。25日凌晨5時45分,“重慶號”正式開航,快速順利地駛出航道複雜的長江口,轉向北上,以24節的航速駛向解放區煙台港
25日早晨“解委會”發佈了《重慶軍艦起義告全體同學書》和《重慶軍艦起義告海員同志及技工同志書》。王頤楨通過艦上廣播向全艦宣告軍艦已經起義,動員全體艦員擁護起義,號召大家:“為了四萬萬人民的解放,為了促進幸福的新中國的迅速到來,為了下一代子孫的生存,我們必須反對四大家族,將他們交給我們的武器,把他們消滅掉!”
2月26日清晨7時,“重慶號”經過25小時的持續航行,行程520海里,勝利到達山東解放區煙台港,受到煙台市軍政機關領導人的歡迎。 [14]  [16] 

重慶號巡洋艦被炸自沉

由於“重慶號”是桂永清直接指揮的,基地無權過問行蹤,因此25日早晨,基地的供應艦還按時駛往吳淞口外向其輸送補給物資,可是找不到“重慶號”軍艦了,只得返回基地報告,直至“重慶號”到達解放區煙台港之時,國民黨海軍還沒弄清情況。桂永清得知起義消息後已經驚慌失措,命令電台不斷呼叫,勸“重慶號”軍艦“趕快回來,不要上人家的當”,還説“弟兄們生活清苦,我對不起大家,任何事情都好商量”。已“引退”在奉化的蔣介石接到報告後,立即叫桂永清和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來見。蔣介石作出三項指示:
(一)責成周至柔派空軍炸燬“重慶號”軍艦;
(二)所有在北方海上的國民黨軍艦南撤,免遭“重慶號”軍艦襲擊;
(三)內部加強“防變”措施(實際上“防變”措施效果不大,解放軍渡江時,又有以林遵為司令的江防第二艦隊起義;再後還有“長治號”軍艦起義……)。
英、美方面對此也十分震驚:美國顧問團趕忙同國民黨海軍部研究“重慶號”起義後可能產生的影響,密謀配合炸燬“重慶號”軍艦,掩護國民黨在北方海面上的軍艦南撤;英國武官奉命向國民黨提出馬上收回另一艘軍艦“靈甫號”。由國民黨海軍部下令“靈甫號”軍艦開往廣州,再以“修理”名義命令開進香港船塢,然後由英國宣佈了收回! [11]  [15] 
自3月14日至19日,國民黨空軍派飛機探知重慶號停泊在葫蘆島,便對“重慶號”進行輪番轟炸。
1949年3月19日一早,9架國民黨軍轟炸機出動向重慶號狂轟濫炸。三枚重磅炸彈直接命中,附近海岸陷入一片火海。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當天下午中共中央指示,拆下艦上的精密儀器和武器,打開海底門,將重慶號自沉海中。 [14]  重慶號巡洋艦於3月20日夜間放水自沉。 [15] 

重慶號巡洋艦慰問電報

鄧兆祥 鄧兆祥
1949年3月5日,原國民黨海軍重慶號巡洋艦艦長鄧兆祥率全艦574名起義官兵,給毛澤東和朱德發了致敬電。
1949年3月24日,正當重慶號巡洋艦官兵為軍艦被炸自沉而心情沉重之時,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聯名覆電鄧兆祥艦長及全體官兵,對他們的英勇起義表示嘉勉, [18]  電報全文如下:
“鄧兆祥艦長並傳全體官兵:
熱烈慶祝你們的英勇的起義。美國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的空軍雖然炸燬了“重慶號”,但是這隻能增加你們的起義光輝,只能增加全中國愛國人民、愛國的海軍人員和國民黨陸、海、空人員的愛國分子的憎恨,使他們更加明瞭你們所走的道路乃是愛國的國民黨軍事人員所應當走的道路。你們的起義,表示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主人美帝國主義已經日暮途窮。他們可以炸燬一艘“重慶號”,但是他們不能阻止更多的軍艦將要隨着你們而來,更多的軍艦、飛機和陸軍部隊將要起義站在人民解放軍方面。中國人民必須建設自己的強大的國防,除了陸軍,還必須建設自己的空軍和海軍,而你們就將是參加中國人民海軍建設的先鋒。祝你們努力!” [12]  [15] 

重慶號巡洋艦起義影響

重慶號巡洋艦的成功起義示範帶動下,國民黨營壘中的愛國人士紛紛行動起來:國民黨海軍海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25艘艦船在南京江面起義;國民黨海軍第三機動艦隊在彭楚才等人領導下,率領23艘艦艇在鎮江江面起義;海防第一艦隊旗艦長治號在長江口外起義……他們與重慶號起義官兵一起,成為組建人民海軍的骨幹力量。 [20] 

重慶號巡洋艦後續史實

  • 打撈出水
“重慶號”的起義,粉碎了國民黨調艦入江,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的企圖。為此,蔣介石撤掉了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職務。
1949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以重慶艦起義官兵為基礎成立了新中國第一所人民海軍學校——安東(今丹東)海軍學校,鄧兆祥艦長任校長。
1951年6月4日,“重慶號”被打撈後並未修復,因為當時蘇聯專家認為修復幾乎不可能。在那個以蘇聯專家為聖經的年代,導致“重慶號”沒有被修復,後改成水上倉庫使用。
重慶號停泊在葫蘆島港
1950年2月,國家成立“重慶”艦打撈委員會,配合蘇聯特遣小組開展工作。經過周密準備,打撈工程1951年4月28日正式開始。5月16日,“重慶”艦出水。6月19日,軍艦被拖至大連船渠工廠(今大連造船廠),23日進北塢。23日,船廠總廠長葛夫利洛夫(蘇聯人)、副總廠長程辛、海軍修造部部長林真以及朱軍、鄧兆祥等9人組成的委員會簽署了“塢內檢查議定書”。初步檢查表明,艦體合格;1部透平機齒輪聯動機(共4部)已損傷;鍋爐無損傷;電氣設備、全部儀器、光學器材、通訊器材已不適用;主炮部分可修;高射炮需要更換。顯然,沉沒兩年之後,要恢復“重慶”艦的戰鬥力並變成現代化,是一項艱鉅而浩繁的系統工程。6月1日,在大連休養的周恩來總理來廠視察,指示要恢復巡洋艦的戰鬥力,準備解放台灣。6月15日,周恩來致電蘇聯政府,請派遣一個專家組來華,對“重慶”號作進一步檢查並提出修復報告。
1950年10月,以普斯汀柴夫為首的蘇聯專家組到達大連,對“重慶”號進行第一次勘驗,提出《關於修復“重慶”號的報告》,認定該艦可以修復,如果完成了所需修復工程,“重慶”艦雖不算是最新式的巡洋艦,但也不是落後的。如果配合其他現代驅逐艦行動,肯定可以執行現代巡洋艦的使命。報告認為,修復工作約需3年時間,國外定貨約需5千萬盧布,中國國內修理費約需1800億元(舊幣)。
船塢中修復的重慶號 船塢中修復的重慶號
1953年9月,海軍向中央報告,根據兩年來對“重慶”號進行保養、檢驗工作的情況,證明1951年對該艦進行勘驗的結論是正確的。主要包括:艦殼和各種管系,各艙室設備,除所需鋼材需向國外定貨外,中國國內可以擔任徹底修復任務;機械方面雖腐蝕嚴重,但在蘇聯幫助下,定製部分主要機件及特殊鋼材(如減速齒輪、尾軸、透平葉片材料等),利用中國國內工廠條件,也可修復接近原有性能;後主炮修復困難也已解決,在蘇聯庫存英美物資中尚有同型火炮和彈藥,可以配給該艦。在這樣的情況下,建議將其恢復成戰鬥巡洋艦,而不是曾有人提議的訓練艦。
1953年10月初,毛澤東、周恩來對海軍的報告批示:請李富春批交第一機械工業部黃敬部長辦理,蘇聯專家組即將來華研究修復計劃,1954年將實施設計及準備修復計劃,訂貨及修理用款將在1955年開始支付。 12月至次年春天,以米哈依洛夫為首的蘇聯專家組來華,再次對“重慶”號艦的修復作調查勘驗。在分析研究了所收集的全部資料後,蘇聯列寧格勒設計局認為,全部修復“重慶”號原有武器裝置是困難的。最好的方案是利用現有艦體進行全部改裝。初步方案是:安裝2部透平機,航速30節,4座雙聯裝130毫米主炮,8座57毫米雙聯裝高平兩用炮,採用現代化的通訊、航海及槍炮指揮儀,改裝經費約2億盧布,時間約4-5年。 [3] 
  • 放棄修復
根據前述結論,海軍在1954年11月向總參提出“重慶”艦暫不修復的報告。
1954年底,中央軍委批覆“重慶”艦暫緩修復,將艦體進行保養,等第二個五年計劃國家工業有了一定基礎時,再進行修復工作。
1957年4月,海軍向總參和軍委建議,將“重慶”艦做報廢處理。理由是保養艦體需36人,每年需15萬元保養費,長此以往是很大的浪費。在今後發生原子戰爭及我國戰略上積極防禦的方針下,1艘巡洋艦很難發揮其作用。尤其需要足夠的驅逐艦和航空兵掩護,否則不能完成任何作戰任務。同時,修復該艦約需1億元,若以此經費造艦,可以建成8艘潛艇或50艘魚雷艇,其作用遠遠超過1艘巡洋艦。如不打算修復該艦,其艦體就無保存的必要,可將海軍適用的鋼板和某些管子拆下來作為修船的材料,其餘部分移交國家處理。5月7日,因“重慶”艦技術性能不合時代要求以及技術狀態損壞嚴重,總參批准不再修復作為軍艦使用,其艦體如能改修為商船即撥交交通部,否則即作報廢處理。海軍對“重慶”艦的物資進行了兩次處理。其中2部主機以32萬元處理給浙江省電業廳駐滬辦事處;4台鍋爐以7.2萬元的總價,分別處理給天津供銷合作社、湖北省商業廳生產資料經營管理處和河南省某工業廳。 [4]  火炮交軍事院校作教具。
1959年10月27日,海軍將“重慶”艦艦體無償調撥給交通部上海海運局代管的航務工程總局打撈工程局(簡稱上海打撈局),打撈局用拖輪將船拉回上海。
1960年,上海打撈局擬將上年6月從原江陰封鎖線中打撈起來的“海容”號巡洋艦主機設備修復後裝入“重慶”艦,並加裝必要的救護打撈設備,成為一艘海洋打撈救護工作船。估計改裝費用300萬元。後因中央“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等原因,改裝工程在停頓狀態。
1964年,天津641工程指揮部成立(今渤海石油公司),“重慶”艦艦體調撥給該指揮部作為海上住宿生活船。後來,艦體被拆解作廢鋼處理。一代名艦,就這樣消失,僅在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還保留着它的和船鐘。重慶艦最後命運如下;火炮、儀器、雷達部份做為海軍學校的教具,部份交給蘇聯作為打撈費用,汽輪主機給了發電廠,剩下的空船殼1959年十一月拖到上海交給上海打撈局做為水上倉庫,命名“黃河”;1964年又撥給天津渤海石油公司做為海上鑽油平台的宿舍船並改名為“北京”,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才解體。
20世紀90年代,廢棄將近半個世紀的重慶號被徹底解體,船殼送入鍊鋼爐化作鋼水。“重慶”二字的艦牌收藏在中國軍事博物館,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供人憑弔。 [17] 
重慶號巡洋艦照片

重慶號巡洋艦總體評價

重慶號輕巡洋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送給中國政府的一艘著名軍艦。
重慶號巡洋艦起義成功,從國民黨統治區的上海吳淞口出發,駛向解放區山東煙台港,從此擺脱國民黨統治,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該事件當時曾轟動中國全國,有力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引起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恐慌。 [23] 金台資訊 評
1949年3月4日重慶號巡洋艦起義人員展開自制起義旗幟 1949年3月4日重慶號巡洋艦起義人員展開自制起義旗幟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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