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轟炸

1937年7月七七事變後，中國展開對日戰爭。11月，國軍在淞滬抗戰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機，國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起遷往重慶作為戰時首都。 ^[2] 

1938年10月4日，日本正式轟炸重慶市區，從1939年1月開始，日機空襲迅速升級，對重慶的轟炸愈來愈猛烈。特別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機對市區長達5個多小時的疲勞轟炸中，終於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接死於轟炸人數最多的一次慘案，即較場口大隧道窒息慘案。

慘案發生後，死者多為青壯年。有的全家喪生，屍體無人認領；有的隨身所帶僅有一點財物亦不知去向。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工兵營，整理屍體就花了近一晝夜，然後用卡車將屍體拖到朝天門河邊，再改用木船裝到江北黑石子去草草掩埋。 ^[2] 

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對重慶主要為試探性的轟炸。出動的架次較少，多數為陸軍航空隊。1938年10月日軍攻陷武漢後，12月2日日本軍大本營對華中方面軍下令開始向重慶實施“由空中入侵對敵軍戰略中樞加以攻擊同時進行空中殲滅戰”，這命令為日軍正式對重慶進行戰略轟炸的宣告，目的是希望震撼作為戰時首都的重慶，打擊中國政府抗戰的意志。同年12月底起，由陸軍對重慶開始實施戰略轟炸。1939年5月，改以海軍實行轟炸。5月3日及4日，日機從武漢起飛，連逐轟炸重慶市中心區，並且大量使用燃燒彈。重慶市中心大火兩日，商業街道被燒成廢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傷，損毀建築物4889棟，約20萬人無家可歸；羅漢寺、長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時被炸的還有外國教會及英國、法國等各外國駐華使館，連掛有納粹黨旗的德國大使館也未能倖免。

參戰飛機(6張)

1940年5月，日本大本營發動《101號作戰》，由陸、海軍同時對中國後方轟炸。陸軍主要以山西運城為基地，海軍主要基地為漢口。轟炸重慶的日機超過2，000架次。8月19日的轟炸尤為慘烈，日本海軍投入超過140架轟炸機，重慶2000多户民居被毀。到1940年為止，日軍對重慶投擲了4333噸炸彈。

美國LIFE雜誌記者所拍1941年大轟炸圖片(4張)

1941年初，日軍在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先向中國集中力量空襲，發動名為《102號作戰》的大規模轟炸。在1月至8月，超過3，000架次飛機空襲重慶，當中包括夜間空襲。6月5日，從傍晚起至午夜連續對重慶實施多小時轟炸。重慶市內的一個主要防空洞部分通風口被炸塌引致洞內通風不足（據倖存者曾婉清説當天有漢奸為日軍飛機發信號，日軍是有目標地轟炸洞口和通風口的），洞內市民因呼吸困難擠往洞口，造成互相踐踏，以及大量難民窒息，估計數以千人死亡（當時的官方沒有公佈權威的傷亡數字）。

1941年中以後，日軍為準備在太平洋發動戰爭，陸、海軍航空隊主力從中國抽出。之後對重慶只有零星轟炸。到了1943年8月以後，日軍再無能力空襲重慶，重慶大轟炸告一段落。

重慶大轟炸被認為是與南京大屠殺同等性質的事件。大規模的無差別轟炸持續3年（1939年－1941年）。6年多的轟炸造成重慶3萬多人直接傷亡、6600多人間接傷亡，財務損失約100億元法幣（當時中國的法定貨幣），平民居住區、學校、醫院、外國使領館等均遭到轟炸。 ^[14-15] 

為摧毀抗戰陪都重慶，日本策劃並發動了多次以重慶為主要目標的戰略轟炸行動，“101作戰”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日軍出動的軍事打擊力量之多，空襲之殘酷、野蠻、猛烈，在歷次戰略轟炸中居首。“101作戰”中，日機採取了全方位、無差別、連續的地毯式的轟炸戰術，對重慶市區反覆轟炸，造成了極其慘重的損失。

1939年4月底重慶的濃霧漸漸消失之後，重慶也就失去了其天然的保護屏障。日本帝國主義趁此機會制定了“五月攻勢”作戰計劃，決定集中力量，對重慶進行猛烈空襲。其中，尤以5月3日、4日的轟炸最為慘烈，總計炸死市民3991人，炸傷市民2287人，炸燬房屋4871間，市民財產損失更是不計其數。因國民黨政府遷都而一度繁華的重慶市區頓成斷垣殘壁，戰時首都重慶遭受了其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大浩劫，日本飛機也創造了其有史以來空中大屠殺的黑暗紀錄。“五三”、“五四”大轟炸不僅給重慶造成的損失難以計數，給重慶市民心靈的創傷更是難以彌合 ^[3]  。

採訪時間：2005年4月2日

採訪地點：重慶市南岸區黃山風景區農家樂飯店

見證人：張永芳，女，1932年出生。重慶大轟炸時，家住南温泉陳家橋，炸彈摧毀了張永芳一家的房子，把只有7歲的張永芳以及她的一家全部埋在裏面，亡6人。

四周樹枝上掛着的親人們的衣服碎片和地上撿來的斷腳斷手斷頭，我哭得聲嘶力竭。我們家是靠擺渡為生的。那天是1939年農曆八月十四，剛好是我外公一週年祭日。天氣很熱，全家人在一起剛吃過中午飯，正在耍，很熱鬧，我才7歲，在和舅孃的女兒做遊戲。當時一屋子的人，大家有説有笑，特別熱鬧。

突然，防空警報拉響了，屋裏的外婆、老漢（父親）、17歲的二姐、7歲的我、大姐2歲半的女兒、舅爺、30多歲的舅娘、舅孃的5歲女兒和另外三個幫工一起躲進附近的防空洞，當時舅娘還懷着身孕。

一會兒，警報解除了，我們從防空洞裏出來了。誰知敵機突然又回來了，但我們已經來不及再躲起來了，只聽見天空中一陣“嗡嗡”的聲音。當時我大姐的女兒（2歲半）被嚇哭了，我和舅孃的女兒（5歲）就罵她，叫她不要哭了。躺在牀上的老漢（父親）也從裏屋走過來，大聲吼我們，“敵機來了，不要鬧了……”他一隻腳剛跨在門檻外，另一隻腳還在門檻內。話沒説完，只聽見外面就是一陣刺耳的“嚓—嚓—嚓”的聲音，有人驚恐地喊了一聲“糟了，糟了！”

一顆炸彈在我家的壩子裏爆炸了，房子炸塌了，我們一家人都被埋在了廢墟里。後來聽説，還有一顆燃燒彈也掉在了我家附近，如果炸響了可能我就沒有和你們記者説話的機會啦！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扒在廢墟中的兩根木樁之間，大哭大喊：“快救我，我害怕!”附近的親戚們見我家房子塌了，趕過來掏人。待到把我掏出來時，我渾身上下都是血，衣服也是一條一條的，附近的人都趕過來了。看着四周樹枝上掛着的親人們的衣服碎片和地上撿來的斷腳斷手斷頭，我哭得聲嘶力竭。小姨在一旁使勁拽着我，不斷地哄我。我不曉得自己當時是什麼樣子，但看到老漢（父親）臉上血肉模糊，除了一點眼白外，身上一團漆黑。

我記得在掏二姐的時候，還能聽到她喊老漢（父親）的聲音，等到大家把她從亂土堆裏拽出來的時候，她臉色卻一下子變了，越來越白，人馬上不能説話了，只是用雙手使勁地抓自己的胸口，抓出很多血槽，身上也不停地抽搐。當時太陽非常大，有人砍來竹子，搭起個三角棚，蓋上破席子為二姐遮太陽。其他人繼續掏，又救出外婆、舅爺、舅爺的兒子和一個民工。舅爺和他的兒子是從糞坑裏救出來的。聽舅爺講，敵機飛來的時候，他就一直把他的兒子抱着，炸彈爆炸後他又把兒子護在腋下，他手臂上的血管被炸斷了，鮮血止不住地往外流，被埋在土裏後就使勁往外面拱，沒想到他由於過度緊張卻爬進了糞坑裏，大家是從糞坑裏把他們撈出來的。

公路上還有一隻被炸斷的人手，沒人靠近它，手已經腐爛。我父親在路邊挖了個坑，把那隻手給埋了。

前面幾個人掏出來後，防空警報又拉響了。警察就把所有的人都趕到附近的防空洞躲起來，等第三次敵機轟炸結束後才又趕回來救人。這時二姐已經死了，身體都開始發了。後面救出來的人都死了，樣子非常慘。

大姐女兒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哪裏去了，從前面看身上一點傷都沒有，但背上有一個拳頭大小的洞，腸子從裏面流出來一大堆。舅娘身上還懷着小孩，掏出來時腦殼卻沒有了，脖子齊齊整整地斷了，直到下葬時也沒有找到她的頭。兩個民工也沒有全屍，手腳都不知道到哪裏去了。事實上，我們家能救出幾人，還算是好的，附近有幾家人全家都死絕了，香火都沒有了。離我家不遠處有一户“下江人”，房子剛建好沒兩天，結果這一炸，一家人只活了一個。

當時我們真是家破人亡，家裏的房子、糧食和衣物都沒了，活着的人都沒有飯吃，但死了的人要埋呀，家裏沒錢，連一口棺材都買不起，更不用説做法事了。而且，那次轟炸後附近幾個鎮的棺材鋪都賣缺了。

天氣越來越熱，屍體留不住。沒辦法，只好是簡單又簡單了。二姐是用爛門板釘了個匣子埋的，匣子太小，二姐的屍體放不下去，是大人們使勁把屍體扭彎後才塞進去；大姐的女兒連小匣子都沒有了，大姐從家裏拿來一個裝衣服的箱子，剛好把女兒放進去。那民工更慘了，屍體放了兩天也沒有人認領，臭得老遠就能聞到，後來我老漢找了張席子，往民工屍體上一裹，挖了坑埋了。

（因大爆炸造成刺激，張永芳老人害怕一切強烈的聲光，就連給她照相也不肯，所以沒有留下照片。）

採訪時間：2005年4月16日

採訪地點：重慶市十八梯慘案遺址50米的民房內

見證人：朱紹臣，男，1911年生，抗戰時在重慶賣舊衣服為生。

我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1941年6月5日晚飯前後，敵機來襲。劇烈的爆炸聲連續不斷，防空洞都在搖晃。黑暗中，周圍的人開始躁動，小孩哭，大人罵，場面亂極了。正在這時，有人説空襲警報解除了，人羣就爭先恐後地向外擠，那個時候能吸上一口外面的空氣就是幸福。

當我隨人羣擠到防空洞的三申店岔道口時，緊急警報又響了，洞裏的空氣緊張起來，已經擠出防空洞的人拼命往裏鑽，裏面的人則使勁朝外擠，你推我攘。這時，有人驚恐地大喊“踩死人了！踩死人了！”人羣更加騷動起來，你擁我擠，爭相逃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踩死踩傷……

小日本的飛機仍然在外面轟炸，猛烈的爆炸聲好像就在洞門口，防空洞一抖一抖的。漸漸有人暈倒了，有人有了輕生的念頭，不斷拿自己的頭往牆上撞，甚至有人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腕、喉嚨；體力好的年輕人撐着周圍人的肩膀，試圖從人羣的頭頂上爬出來，但他們都沒爬多久，就被下面的人死死拽住手或腳，釘在了那裏……

我頭昏眼花，鼻子和嘴一起貼着牆壁呼吸，嗓子幹得快冒煙了，我感到自己不管死活，必須往洞口爬，就一腳踏壁，一腳踩在別人肩上，雙手抱住前面那個人的頭，使足了勁往上蹭，試了好幾次才爬上去。其實，這時主洞裏的人死得差不多了，一人堆一人快挨着防空洞頂了。我一寸一寸朝外挪，背已經頂在防空洞的頂上。不曉得過好久，我聽見有人喊：“這裏還有一個爬的！”就被抬到洞外。

洞外天黑，洞口亮，有人燒幾堆火，到處都是呻吟。那些不能動彈的人，不管是死的還是昏的，只要一抬出來，就有人往其身上撒石灰（防止屍體發臭），然後往路邊一扔，堆起幾座小山，慘不忍睹……

採訪時間：2005年3月17日

採訪地點：北京市西城區黃亭子新華社宿舍區

見證人：趙克常，男，1925年出生，湖北武漢人。

1939年5月4日下午兩三點鐘的樣子，我們的船停在接近朝天門碼頭的一個隱蔽的地方，敵人的飛機正在轟炸重慶。我們這些孩子在船上到處跑，看轟炸的情景。我跑到了船頭，我不怕，因為我在武漢的時候見過空戰。

當時天上的飛機多呀，黑壓壓一片，9架一排，飛得很低，連日本人的膏藥旗都能看得見。炸彈就像狗拉屎一樣向下掉，還有飛機上的機關槍也噴着火，響個不停。當時朝天門到處是濃煙和灰塵，在船上聽聲音就跟打悶雷似的。

敵機轟炸完走了，我們也很快從朝天門碼頭上岸了。我記得，下了船到路上，要爬很高的台階，起碼有幾千個坎，當我剛爬了一小半的時候就大哭起來。因為越往高處走，地上就有越來越多的人肢體的碎片（老人嗚咽了）……

有血肉模糊的大腿橫在路上，有亂成一堆的腸子還在蠕動，有帶着凌亂長髮的半邊臉猙獰地看着你，有隻斷臂的手心裏握着一個精緻小包，抓包的手指還在微微抖動！

我當時根本喘不上氣，胸悶，窒息了，好像馬上就要被憋死了一樣，我忘了有沒有哭出聲，我當時可能連哭出聲的力氣都沒有。我記得，當時不少孩子都把眼睛矇住不看，有個孩子沒蒙，但嘴張得大大的，合不攏，就這樣走了一路。

我們走的是從朝天門到上清寺的那條路，步行。一路上去，看到到處着火，冒黑煙，屍體遍地，還有一塊塊人的肢體碎片。消防隊員在救火，但大都是人撲手打，高壓水槍很少。路邊有不少哭死去親人的。我在重慶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採訪時間：2005年3月30日

採訪地點：重慶市第三人民醫院老幹部病房

見證人：王羣生，男，70歲，1935年出生於日本，1938年隨父母回到重慶，親歷了重慶大轟炸，現為重慶市文史館副館長。

日本對重慶的大轟炸中，先後採取了“高密度轟炸”、“疲勞轟炸”、“月光轟炸”、“無限制轟炸”，對重慶不論軍用還是民用的設施進行了整體的、無差別的轟炸，先後造成了“五三”、“五四”慘案，“大隧道慘案”，“8·19慘案”等一系列滅絕人性的罪行，使數以萬計的民眾傷亡。日機對重慶的轟炸具有明顯的大屠殺、大破壞性質。

我是經歷了以上全部劫難的一個倖存者。

日機的轟炸除直接炸死炸傷市民外，由於長期轟炸造成的環境污染，使當時的重慶成為“聞名遐邇”的三多城市：垃圾多、污水糞便多、老鼠多，霍亂、痢疾、流行性腦炎和天花等相當流行，使大批市民間接致死。1939年“五三”、“五四”大轟炸後，重慶市區就曾發生過嚴重的霍亂和痢疾，當時駐守在機房街的新兵團就有數十人因痢疾流行而死亡；6月，重慶化龍橋地區霍亂流行，當月死亡人數就達200多人。1999年，一位曾參加過重慶大轟炸的日本飛行員到重慶謝罪，他告訴我當年他們在重慶也扔過細菌炸彈。我查了資料，發現重慶出現鼠疫、霍亂等疾病的時期，和日軍投彈時間很相符。此外，據當時《兒童福利工作總報告書》記載，“重慶空襲仍頻，死傷枕藉，遺棄孤兒，隨處皆是”，截至1940年2月統計，孤兒人數就已達到兩萬人左右。

日機轟炸還引起了重慶住房擁擠、交通混亂，給市民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大轟炸致使重慶出現了極嚴重的“房荒”，大多數重慶百姓都是住用木棍和篾竹搭起的“抗戰房”。當時的重慶，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沒有玻璃———不是在轟炸中被震碎就是為防止日機轟炸時破碎傷人。

1941年日機對重慶實施疲勞轟炸，重慶市民經常幾小時、十幾小時地處於空襲警報當中。從8月7日起，日機不分晝夜，以不到6小時的間隙對重慶進行了長達一週的持續轟炸。8月10日至13日，市區空襲警報達13次，96個小時，市內水電全部中斷，市民斷炊斷水。

但日本侵略者野蠻的轟炸並沒讓重慶屈服。那時候重慶有個民謠是這麼唱的：“任你龜兒子兇，任你龜兒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龜兒子炸，任你龜兒子惡，格老子豁上命出脱！”

直到21世紀初，張永芳老人仍害怕一切強刺激的聲光，就連給她照相也不肯。

王羣生老人在接受我們採訪前夕，剛被診斷為胃癌晚期，醫生預言只能再活3個月時間。但老人執意接受我們的採訪，他説：“把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的下一代，是我最重的責任……”

“重慶大轟炸”證言學習會2014年5月23日在日本大阪舉行，“重慶大轟炸”受害者代表馬福成在會上作證，講述了3名親人當年在侵華日軍對重慶等地大轟炸中被炸死的悲慘經歷，希望人們勿忘歷史。

“重慶大轟炸”證言學習會由大阪國際和平中心危機思考聯絡會主辦，旨在提醒人們勿忘過去的戰爭。日本各界人士約100人蔘加了學習會。

馬福成是“重慶大轟炸”之一的“松潘轟炸”訴訟案受害者代表及原告。他於2014年5月18日赴日參加東京地方法院就“重慶大轟炸”訴訟案進行的法庭陳述並受邀到大阪作證。

馬福成在證言學習會上説，侵華日軍當年對重慶進行轟炸時，也對他的家鄉松潘縣進行了轟炸，當時松潘縣城被炸成一片火海，1000多名無辜百姓被炸死炸傷，他的奶奶、姑姑和堂兄死於轟炸。馬福成説，他到日本的目的就是要人們不要忘記當年日軍對松潘縣的轟炸，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

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華日軍出動飛機9513架次，空襲重慶及附近地區200餘次，投放包括細菌彈在內的各類炸彈2．16萬枚，炸死1．19萬人，炸傷1．41萬人，炸燬房屋1．76萬幢，史稱“重慶大轟炸”。

“重慶大轟炸”訴訟案包括“成都轟炸”“樂山轟炸”“自貢轟炸”和“松潘轟炸”訴訟案。2006年10月25日，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就“重慶大轟炸”訴訟案進行法庭陳述，截至2014年5月23日，東京地方法院已開庭28次，多名受害人進行了法庭陳述 ^[4]  。

空襲後的重慶中心市區重慶大轟炸是二戰期間對參戰國首都（陪都）大規模轟炸之一重要戰例。日方原本希望依靠威懾性轟炸促使中國軍民投降，但國民黨政府在八一九大轟炸後發佈《國民政府令》，正式確認重慶為“陪都”，且“還都以後，重慶將永久成為中國之陪都”，表達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作為報復行動，1944年之後，從中國成都新津機場起飛的美國B-29轟炸機轟炸日本本土，空襲中幾近毀滅的日本為此次戰爭付出了沉重代價。

蘇聯航空志願隊於1938年10月進駐重慶，開始反擊日本轟炸，以20多架伊-15，伊-16戰鬥機對抗80多架日軍戰鬥機和轟炸機，擊落敵機數十架。

參加反擊的隊伍：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飛虎隊）、中華民國空軍。 ^[3] 

兩位研究“重慶大轟炸”歷史的專家向媒體記者講述了“重慶大轟炸”歷史。專家在此間稱，1939年至1941年，是重慶遭遇“大轟炸”損失最慘重的3年，期間，重慶曾發生防空警報連響7日，大火連燒3天的情景。

重慶抗戰大後方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西南大學教授潘洵介紹，1937年11月，國民黨政府“移駐”重慶，重慶即成為中國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正因如此，1938年至1944年6年間，日本侵略軍在當時所有抗戰大後方城市中，對重慶實施了次數最多、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損失最為慘重的野蠻轟炸，其中，1939年至1941年的轟炸最為慘烈：1939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轟炸，1941年發生了“六·五隧道大慘案”，兩慘案的遇難者均過千人。統計顯示，連續6年的“大轟炸”曾先後致重慶主城3萬左右同胞遇難。

在“大轟炸”期間，重慶上空時常響起防空警報，老百姓“躲警報”、“鑽防空洞”幾乎成為生活常態。據史料記載，因日軍在轟炸中投下大量燃燒彈，重慶渝中區20餘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上，曾在一日間燃起16處大火，有的大火連燒3日無法撲滅。1941年8月8日至16日，重慶上空曾連續7日，不超過6小時間歇地鳴響防空警報。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名譽館長王川平稱，面對令人異常恐懼“大轟炸”，“愈炸愈勇”的標語在重慶隨處可見，重慶人為抗戰捐錢捐物的熱情也異常高漲。此外，“大轟炸”還使“霧季公演”在重慶應運而生。據介紹，“霧季公演”是在每年秋至次年春，重慶大霧籠罩、日本戰機難於投放轟炸物的季節，重慶組織文藝演員及百姓開展話劇、歌劇等文藝演出，這大大鼓舞了當時前線戰士和百姓的抗戰士氣。

潘洵稱，自1998年以來，重慶每年6月5日，都會以鳴響防空警報等形式悼念“大轟炸”遇難同胞。對此他強調稱，重慶悼念大轟炸死難同胞，不是為了咀嚼苦難，延續仇恨，而是為了牢記歷史，珍愛和平，從而使悲劇不再重演 ^[4]  。

重慶大轟炸的重點在主城區，成了人口傷亡最為集中的地區，在日機轟炸造成的直接傷亡人數中，共有16376人死亡，其中就有9300人來自主城6區，在受傷的16453人中，有7782人是主城區的居民。主城區的傷亡人口占到了全市傷亡總人數的52.03%。從1938年10月到1941年8月，不到3年時間裏，就有3585架日機分84次對重慶城區進行了空襲，投下了各種炸彈9877枚。抗戰時期，重慶及淪陷區來渝災民達172786人。 ^[5]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大量的工礦企業集中在重慶城區及周邊。在日機不斷轟炸中，重慶經濟蒙受了巨大損失。調研報告顯示，重慶全市在大轟炸中共遭受了約100億元法幣的財產損失（摺合1937年價值）。除了城市交通設施，山城居民百姓的財產損失也相當慘重。1938年到1941年，重慶城區因日機轟炸，僅房屋一項就損毀11814棟、21295間 ^[4]  。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6個春秋之後，這些問題有了回答。9月3日，由重慶市委抗戰工程辦公室、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組織的“重慶抗戰調研課題組”，正式發佈《重慶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報告，首次向世界公佈這座英雄之城抗戰時期的確切傷亡人數和財產損失數據。 ^[5] 

儘管與那個時空間隔了60多年，硝煙已盡，哭喊已寂，這組數據仍然讓人無法平靜：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日軍飛機持續轟炸造成重慶32829人直接傷亡、6651人間接傷亡，財產損失約100億元法幣，平民居住區、學校、醫院、外國使領館等均遭轟炸。 ^[5] 

潘洵説，儘管尋找大轟炸中死難同胞有名有姓的名單很難，但這項工作一直在開展。由志願者、文史館工作人員等組成的調查組，通過重慶檔案館、西南大學檔案館等提供的一些檔案來尋找，尤其以發放撫卹金名單來獲取死難者名單。

“具體的死亡名字、死亡地點或住址。”潘洵稱，按這一原則，現已找到5000多人，這些死難者主要集中在市區、合川、江津和北碚。將來建立大轟炸死難同胞紀念碑，將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碑上，同時預留一塊空白，以不斷補充以後尋找到的人名 ^[6]  。

2014年，重慶市抗戰研究專家花費7年時間，確定了2660名不僅有名有姓，還有死亡年齡、生前住址等遇難者同胞名單。這份2660名重慶大轟炸遇難同胞的名單，除了他們的姓名之外，還有遇難時間、遇難地點、死亡年齡、生前住址等。這份名單，並不是來自親屬回憶或是口頭講述，而是專家們尋訪全國各地及境外檔案館，從歷史檔案中經過7年一一梳理而出。

課題組的專家廣泛查閲了中國台灣“國史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以及我市各區縣檔案館中有關上萬份重慶大轟炸的檔案，逐頁查閲記錄。提供的首批遇難者名單信息還不夠完善，相關信息還有待根據檔案文獻進一步補充。 ^[7] 

“調研報告公佈的數據，來自歷史學家和歷史工作者長達30年的努力，尤其是最近6年來的艱辛搜尋和科學調查統計，準確可靠。”重慶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周勇，是“重慶抗戰調研課題組”負責人之一。他介紹，2005年重慶市開始實施“重慶大轟炸調查與研究”；2006年上半年，國家社科規劃辦決定立項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課題，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牽頭，組織全國黨史系統進行調研並結集出版，《重慶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成為了該項國家課題的第一批成果。在此期間，重慶市組織了100多人，查閲了40萬份檔案資料，最終形成了431頁的調研報告。

談及調查報告發布，周勇表示，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對全人類犯下了最為嚴重的戰爭罪行。不止是學術界，每個中國人、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想知道抗戰期間我們到底傷亡多少同胞，損失多少財產。“我們不該忘記那段歷史，要對歷史和世界有一個交代，對重慶這座英雄城市和人民有個交代。公佈傷亡人數和損失的準確數字，才能科學、客觀地反映歷史真相。”

2011年9月中旬，重慶市還出版6卷抗戰史料檔案，包括證人證言集、抗戰日誌等，作為對調研報告的史料和數據支撐。其中，口述史料全部經過公證，以保準確可靠。 ^[5] 

2012年3月21日，在日本東京日比谷公園，“重慶大轟炸”訴訟案中國原告王西福與日本律師及友人舉行遊行。希望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謝罪和賠償，還一個公道。 ^[8] 

根據調研報告，“重慶大轟炸”持續了整整6年零10個月。因為重慶深處中國內陸，抗戰時期日軍陸戰部隊未能進入，為了徹底“摧毀中國的抗戰意志”，日軍對重慶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了長期的無差別轟炸。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大量的工礦企業集中在重慶城區及周邊。在日機不斷轟炸中，重慶經濟蒙受了巨大損失。

這樣慘重的傷亡和損失之下，重慶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還為抗日前線輸送了96萬名戰士，其中有確切犧牲記錄的1297人，受傷913401人，讓這座“英雄城市”有足夠的理由自豪。 ^[5] 

潘洵説，過去研究較多的是日軍暴行，21世紀初，還應多研究重慶人民的抗戰精神。侵華日軍的大轟炸，非但沒能讓重慶人民屈服，反而“愈炸愈強”。面對敵人的入侵，重慶人民表現出來的抗戰精神、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都值得我們研究和弘揚。

潘洵表示，紀念抗戰勝利65週年，不是為了延續仇恨、屈叫苦難，是以史為鑑，避免歷史重演 ^[4]  。

為悼念在重慶大轟炸中遇難的同胞，重慶市政府將每年6月5日定為防空警報試鳴日。 ^[12]  每年6月5日10時30分至42分，重慶拉響12分鐘防空警報，以此紀念抗日戰爭期間在“重慶大轟炸”中不幸遇難的同胞，激勵全市人民愛國熱情，增強國防戰備意識。 ^[13]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王川平建議，挖掘抗戰資源要面向世界，面向人類，應有“五個一”：即一座中國抗戰博物館，一個勝利廣場，一個紀念碑，一個世界和平公園。

“這些年來重慶的抗戰遺址已消失了近半數，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周勇介紹，重慶是全國保存抗戰遺址數量最多的城市。全市抗戰遺址767處，現存395處，分佈在全市22個區縣，基本涵蓋了近現代重要史蹟及代表性建築的所有類型。

21世紀初，重慶市委決定實施“重慶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研究與建設工程”，並頒佈相應的規劃綱要，將抗戰遺址搶救保護作為重點內容納入。按照綱要，從2008年到2015年，國家和重慶市將對此項工程投資28億元，主要用於文物本體保護、歷史展示、修建重慶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博物館和恢復抗戰時期的城市街區風貌四方面。

實施過程中，重慶把抗戰遺址保護與“五個重慶”建設相結合、與主城區危舊房改造相結合，已累計投入資金5.2億多元，對104處抗戰遺址進行了搶救維修。截至，已完成革命遺址、抗戰遺址維修41處，正在施工9處，已編制方案16處，正在編制方案21處。 ^[5] 

受害者上訴(2張)

2012年9月10日，重慶大轟炸15名受害者正式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交了訴狀，而被告為日本政府，“首次本土起訴”正式進入司法程序。這是多年來中國民間對日本進行訴訟，要求索賠。此前，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於2006年至2009年期間，在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提出過訴訟。

15名受害者聚集在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門前，他們手舉“強烈要求中國法院依法受理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對日民間索賠”字樣的橫幅，並高呼“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賠償”等口號。最後他們跟隨代理律師進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大廳，向法院工作人員提交了訴狀。重慶大轟炸民間對日索賠團首席律師林剛稱，提交起訴狀是本案進入司法程序的第一步。按照法律規定，法院一般會在接受起訴狀後的7個工作日內回覆是否受理此案。此案能否被受理的關鍵是日本能否獲得“主權豁免”。此前，中國社科院、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等機構的多名國際法專家通過反覆論證認為，日軍實行的重慶大轟炸不區分軍事、民用目標，屬於無差別轟炸，這種行為嚴重損害基本人權，是極其嚴重的戰爭犯罪，因此不應享受主權豁免。 ^[9] 

2015年2月25日，重慶大轟炸民間索賠案一審結果在東京地方法院宣判。法庭宣佈188名原告敗訴並駁回其訴狀，訴訟費用由原告方承擔。原告粟遠奎、危昭平認為判決不公，表示將繼續上訴，直至日本政府道歉並賠償 ^[10]  。 ^{[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