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宗泐

詩僧釋宗泐和他的詩

釋泐（1318—1407）字季潭，號全室，原籍浙江黃岩縣。本姓陳，幼年被浙江臨海縣周氏收為養子，因而俗姓周，籍貫臨海縣。性聰慧，八歲到臨海天寧寺求師；後赴杭州淨慈寺。臨濟宗大慧派禪僧大（號笑隱）試以《心經》，他出口成誦。14歲遂得剃度,20歲受具足戒，居淨慈寺數年，精研藏經。宗泐學兼儒釋，深達理事之不二。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於金陵，大為開山第一世，賜名廣智全悟大禪師。

宗泐時為大嗣法子，又是百丈山誨機元熙的法孫，故常隨大祈左右。後至元二年（1336），元順帝賜大釋教宗主之號，掌領五山各寺，隨之。宗泐又參謁徑山元叟，遂得掌記室之職。此後，宗泐初主水西寺，後移住中天竺，雙徑等寺。至正四年（1344）大訢示寂，宗泐還故里，住雲嶺、柴籜嶺、天寧寺等處。元朝末年，主持杭州上天竺。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兵佔領建業（南京），明年，改大龍翔集慶寺為大天界寺，朱元璋親筆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以（字覺原）主其寺。明洪武元年（1368）三月，明朝授慧曇為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仍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洪武二年（1369）慧曇中風得瘖疾，遂罷院事。三年（1370）春，慧曇疾已愈，夏六月，奉使西域。四年，宗泐自徑山入天界寺，稱善世禪師。其時，宗泐同門靈隱禪寺輔良（字用貞，號介庵）大師滅度。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宗泐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宗泐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強，豈遽知其所言。及治任未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宗泐乃於大師白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範將來。乃加評隲，輯成簡編，持示金華宋濂，為文揭之塔上。先是，奉使西域，洪武四年（1371）秋，慧曇行至西域的省合剌國，布宣明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於佛山寺，待以師禮。同年九月庚午，師有微疾，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丙子，恬然而逝。王大敬嘆， 香為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茶毗之。拾靈骨柎葬其國舍利塔中。洪武七年（1374），詔宗泐住南京天界寺。同年秋九月，奉慧曇大師遺衣藏於南京聚寶山雨花台之側。

先是，至正四年（1344）秋八月十六日，大訢遺體葬石頭城塔院之後閣。元季兵亂，左右皆軍壘；且地迫城濠，土善崩，勢將入壙。大訢上首弟子宗泐心甚憂之，方議改圖；安隱寺僧法壽有地在城南撥雲山，與康僧會古塔鄰，即以歸焉。明洪武七年，宗泐入奏其事，帝從其奏。宗泐遂捐私貲建祠宇，造石塔者三：中塔瘞大訢大禪師全體；傍附二窟：一葬前大天界寺住持覺元慧曇遺衣；一為完泐自身壽域。其東塔則歷代寺僧，西塔則清淨海眾。皆整致可經久。笑隱碑銘（黃文獻公溍撰銘）亦舁至祠下。此工程肇始於洪武七年四月，訖功於秋七月。

洪武九年（1376）春，明太祖到天界寺與宗泐談話，稱讚他知書識禮。太祖愛之，叫他“秀才”，令他養髮。髪既成，欲官之，宗泐固辭，乃止。以後常召他到宮中談佛學。洪武十年（1377），宗泐奉太祖之命，往西域求經，率三十餘人，涉流沙，翻葱嶺，遍遊西域，到達印度，得《荘嚴寶王經》及《文殊經》。往返14萬餘里，歷時五年，至洪武十五年（1382）才回到南京。同年，朝廷創設僧祿司，授宗泐右善世之職，為十方禪林之所領袖，仍居天界寺。又奉詔作贊佛樂章，得太祖嘉許。太祖的馬皇后既薨，臨葬日大風雨雷電。太祖甚不樂，召僧宗泐至，曰：“太后將窀穸，汝其宣偈！”宗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宣已，帝大悦，頃忽朗霽，遂啓車而行。詔賜宗泐白金百兩。

宗泐才華洋溢，後遭忌，退居鳳陽槎枒峯，築圓通庵隱退。太祖親書“寂寞觀明月，逍遙對白雲。汝其行哉”的條幅相贈。洪武十九年（1386），胡維庸案發，宗泐受牽連，有司奏論死，太祖憫之，得免死發配鳳陽。後仍迴天界寺。永樂元年（1403），朱棣戮殺建文舊臣，宗泐亦入獄，太子少保上疏請赦，獲釋後，回浙江，住持江浦石佛寺，尋卒。又一説是，宗泐示寂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壽74歲。

宗泐着有《全室外集》九卷，《全室續集》一卷，合稱《全室集》。今存明永樂刻《全室集》，北京圖書館藏本；《赤城遺書》匯刻本《全室集》十卷四冊。《西遊集》一卷。《金剛般若經新注》一書為洪武十年（1377）冬，詔天界禪師季潭、泐公會江南禪教有學諸師參用古注而定其説。於是季潭與演福寺法師大璞如玘公同加箋釋而成。宋濂為此書寫序。同年秋七月，宗泐與如又完成《楞伽經注》一書，書上亦有宋濂序。宗泐奉詔刊於南京天界寺，如玘復刊於杭州演福寺。此後，兩人又完成《心經注》一書，書首有明太祖御製序文。（以上見《明一統志》及《方外志》。考《明史·藝文志》有《心經注》和《金剛經注》，至於《楞伽經注》則未見著錄，今存唯《南藏》中《經集註》一卷；《北藏》中有《心經註解》三紙、《金剛經解》一卷，《楞伽經註解》四卷。以上參見《金陵梵剎志》卷一，卷十六，《淨慈寺志》卷十，卷十九，《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三，《臨海縣誌》明永樂刻《全室集》，《赤城遺書》匯刻本，宋慈抱原著、項士元審訂《兩浙著述考》，徐禎卿《剪勝野聞》，《紀錄彙編》，《台州地區志》，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三、卷三十二等）。

宗泐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僧人，書法工篆隸，詩文為元朝虞集、黃溍、張翥等名家所推重。他的抒情詩，高度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其經過精心選擇，抓住別人沒有用過的形象，選取生活中最有典型意義的、最有特徵的片段，昇華出思想的結晶；以高度集中的形象，在大膽想象和巧妙聯想的基礎上，運用比、興的手法，揭示事物的本質。構思新穎、不落俗套、含義深刻、以清新之氣、洗人耳目，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量和藝術魅力。詩人以火一般熾烈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自己所身受和觀察到的痛苦，一一苦吟在自己的詩篇之中，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他的《從軍行》這首詩，便是這方面的典型。詩曰：

拾骨當炊薪，淘屍做泉窟。

平野不見人，寒雲鷹飛沒。

悄悄橫吹笛，梅花為誰發。

從現有的資料分析，這首詩應作於元朝末期。考之往古有許多朝代的末梢年，由於政治腐敗，天災與人禍交至，最後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元朝末期，宰相專權、皇帝繼承鬥爭激烈、皇室腐敗、官吏貪污、軍政廢馳、財政渴蹶、徭役深、鈔法敗壞、軍閥混戰。加上連年水旱饑荒，造成大江南北赤地千里，白骨縱橫。人民已經迫近死亡的邊緣。據史書記載：大德（1298—1307）末期，天下旱蝗飢疫荐臻，“吳越、齊魯之郊，骨肉相食、餓殍滿野，行數十里，不聞人聲。”（程鉅夫：《書柯自牧自序救荒事後·雪樓集》）又：天曆（1328—1329）年間，山東、河南、陝西、江浙等地發生大面積旱、疫、蝗、水等災害，陝西饑民1.334.000餘口，江浙北部諸路饑民六十餘萬户。又：至順二年（1331），衡州路屬縣比歲旱、蝗，“民食草木殆盡，又疫癘，死者十、九”。又：元朝末年山東、河南諸郡蝗、旱洊臻，沴疫暴作，“郊關之外，十室九空”。（張養浩：《時政書·歸田稿》）。又：1358年，京城大都發生饑荒。餓死和病死的貧民枕籍道路，大都十一座城門外，都挖掘大坑，掩埋屍體，一坑積屍萬人。又：至正十九年（1359）“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塹盡平，民大飢。”（《元史·順帝紀》）。

離開這些客觀環境，詩人不可能產生如此強烈的思想感情。而且《從軍行》這首詩所反映的並不僅是詩人個人的思想感情，而且表達了元朝統治末期千百萬人民共同的心聲。這首詩以白描的手法重刻了詩人在中原大地上目睹的悽慘情景，字裏行間縈繞着一種令人肝腸寸斷的悲壯氣氛，從而構成了一副悽惻哀婉、慘絕人寰的畫面，寄託着詩人的無比悲憤之情，一字字如血點淚滴和墨寫成，讀後使人有肝腸迸裂之感。元朝末年，社會矛盾日益尖鋭，統治者不斷加強壓迫和剝削，終於導致了農民戰爭的大風暴；各種社會勢力趁機而起，混水摸魚，國家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有人做詩嘲諷説：“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下，“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松江官號·輟耕錄》）所謂“名藍望剎，多化為煨燼之區”。（宋濂：《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宋文憲公全集》）“浮屠氏脱兵而遺者十不一、二。”（楊維楨：《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東維子文集》）宗泐是一位僧人，睹此情景能不悲慟欲絕嗎？爆孛婁：《畫梅》詩：“羌笛有聲吹不落，膽瓶無水亦常開。”（趙翼：《檐曝雜記》），宗泐在《從軍行》中亦以形象鮮明、情景交融的傳神手筆，寫出了“悄悄橫吹笛，梅花為誰發”，在讀者眼前顯現出一幅極為淒涼的生活圖景：名藍望剎燒光了，僧尼們死的死，逃的逃，都不知何處去了。眼前只剩下一片瓦礫和一些斷井頹垣拋棄在荒涼夕照之中。在這冷寂、凝固、蒼茫的世界裏，只有一顆無主的梅樹寂寥地開着花，伴隨一位悄悄吹起羌笛的和尚。此時此刻，這位和尚思深憂遠的問：“梅花呀，梅花？你為誰而開呢？”詩人預感到未來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將沒，六趣昏冥，人無慧眼，出離難期！詩人當時這種思想可以從他日後那首《秋日錢塘雜興》一詩中得到引證。這首詩的開頭兩句是：“宋朝宮殿元朝寺，廢址秋風見黍離。”（僧宗泐：《全室集》卷七）。

《從軍行》這首詩，由於用天空中的飛鷹，路上的行人這兩個最常見最一般的動態詞，被“不見人”，“鷹飛沒”這兩個斷然否定了，形成了一個極端寂靜，絕對沉默的景象，就使下兩句原本屬於靜態的“笛”和“梅花”的描寫一下子顯得玲瓏剔透，隱藴生動，人物與景色渾然一體，詩情畫意呼之欲出，彷彿展開一幅名師工筆的冷色調水墨畫。正是這種以靜寫動、以景喻情的表現手法，鮮明地表達了作者躍動的思維狀態。面對當時政局的越發不可收拾的氣氛和自己的處境，詩人黯然銷魂，極度悲傷愁苦，於是以極度誇張的背景烘托自己思的維躍動，體現了作者獨特的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這種手法的運用，是才華的閃耀，也是無奈的選擇。作者感時觸事，聲淚俱下，“千載後猶使讀者低迴不能置”。

以上所言繫個人意見，不敢自以為是，甚望方家指教。

【作者簡介】洪用斌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研究員；洪昌國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助理館員。

（本文原刊於內蒙古社科院歷史所 編《朔方論叢》第五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