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經溯洄集

《醫經溯洄集》，一卷，元·王履撰。全書共有論文二十一篇，對《內經》、《難經》、《傷寒》等書的古典醫理以及宋以後著名醫家的論點，有不少獨到的闡述和發揮，其中“亢則害，承乃制論”就是根據《素問·六微旨大論》的精神，闡發了人體內外環境的統一性，並以這一原理來廣泛地討論病理和治療的原則問題。又如“傷寒立法考”和“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等篇，乃王氏鑽研《傷寒論》後，關於“分經辨證”問題上的一些體會和心得。此外如中暑、温病、熱病之分，都是臨牀醫家需明確的間題。特別是對中風的辨別，提出了“真中風”和“類中風”的説法，值得我們重視，而且也開創了把不同學説，融合折中於一説的趨勢，對明清時代醫學理論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王氏以《內經》《難經》《傷寒論》等經典醫籍的醫理為指歸，並對著名醫家王叔和、孫思邈、王燾、王冰等20餘家的學術觀點加以評述和闡發，著成《醫經溯洄集》。

本書首刊於明洪武元年(1368年)，其後雖有多種版本刊行，但現存的主要版本多見於叢書中，如《東垣十書》《古今醫統正脈全書》《四庫全書》《叢書集成初編》等。

王履(約1332～1391)，字安道，號畸叟，又號抱獨山人，崑山(今江蘇崑山)人。《明史·王履傳》載，王履“學醫於金華朱彥修，盡得其傳”，因而成為朱氏得意弟子之一。據《蘇州府志》載，明初王履曾一度為秦王府良醫正。其著述有《醫經溯洄集》、《傷寒立法考》、《醫史補傳》、《百病鈎玄》等，但流傳至今者僅《醫經溯洄集》二十一篇，內容包括對《內經》、《本草經》、《難經》、《傷寒論》等的闡發以及對古代20餘位名醫的某些述評。王履在吸取繼承前人成就的基礎上，結合其個人心得，對傷寒與温病加以比較和區別，主要是對上述二者的概念、病因病機、診治原則等作了較詳細地闡述，提出了自己的創見，認為温病是感天地惡毒之氣所致。他突破前人對外感熱病的認識，強調温暑及時行寒疫、温瘧、風温、温毒、温疫，“決不可以傷寒六經病諸方通治”(《醫經溯徊集·張仲景傷寒立法考》)。對傷寒温病的治療，他主張傷寒可法仲景，温病首清裏熱，説“凡温病、熱病，若無重感，表證雖間見，而裏病為多……斯時也，法當治裏熱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熱而表自解者”(《醫經溯洄集·傷寒温病熱病説》)。此外，他提出了真中風與類中風之區別，説“不知因於風者，真中風也；因於火、因於氣、因於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醫經溯洄集·中風辨》)。王履除具有較高醫學造詣外，還擅長詩文繪畫，《明史》稱“履工詩文，兼善繪事。嘗遊華山絕頂，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為時所稱。”

神農嘗百草論

亢則害承乃制論

四氣所傷論

張仲景傷寒立法考

傷寒温病熱病説

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辨

陽虛陰盛陽盛陰虛論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傷寒四逆厥辨

嘔吐乾嘔噦咳逆辨

中風辨

中暑中熱辨

積熱沉寒論

瀉南方補北方論

五鬱論

二陽病論

煎厥論

八味丸用澤瀉論

小便原委論

內傷餘議

外傷內傷所受經言異同論

(一)對“亢害承製”的闡發

《素問·六微旨大論》闡述五運六氣的關係，着重於“亢則害，承乃制”這種關於事物一常一變的運動變化，後世醫家對此有過闡述，但王氏結合到人體，從生理、病理着手，論述得更加精闢切實。

安道認為，“亢則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樞紐。“承，猶隨也……有防之之義存焉。亢者，過極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勝之也。然所承者，其不亢，則隨之而已，故雖承而不見。既亢，則克勝以平之，承斯見矣。亢為氣之甚，承所以防其甚，如木甚則為風，火甚即為熱，不甚便無風無熱，而失去了木火的作用。當其甚而未至於過極，則制木之金和制火之水，僅隨之而已。當其甚而過極，金氣便起而制木，水氣便起而制火，以維持其相對平衡，這都是正常的生理現象。相反，若木火之氣不甚，或甚而過極，金水之氣不能制之，則為病理現象。即臟腑功能低下，或一髒功能亢進，而勝之之髒不能制之，均屬病理現象，正如他説：“造化之常，不能以無亢，亦不能以無制”。概之，王氏認為從生理言，人體存在一個“亢而自制”的機制；從病理言，若無亢，或“亢而不能自制”，均是發生疾病之機制。若有這種情況發生，需用湯液、針石、導引之法助之，制其亢，除其害，以恢復臟腑之間的動態平衡，達到除疾之目的。

(二)對四氣發病的分析

四氣所傷之説，原出於《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雲：“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痎瘧；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為痿厥；冬傷於寒，春必病温，四時之氣，更傷於髒。”《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亦有“冬傷於寒，春必病温；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為痎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等論述。對此，歷代醫家都以四氣之因來推論其病理變化，惟王氏認為應當從現有的病情來剖析其致病之因。他認為，人體被四氣所傷，並不一定會發病，即使發病，由於人體的體質有強弱，正氣有虛實，時令有太過不及之異，其病情亦有差異。故王氏提出，應當從現有的病情來推論其致病之因，而不是由病因來推論病情。這體現了他的審證求因之觀點。王氏結合臨牀實踐，對《內經》四傷之説作了平易通達的解説，可謂是解經之中別開生面者。若僅從四氣之因，遂斷其必發某病，顯然過於機械、絕對，必須根據現有形診，結合邪氣的聚散、正氣的虛實、時令的太過與不及等方面來推測其致病之源，預測病情之變，方可避免穿鑿之弊，故“讀者當活法，勿拘執也”。表明了他在發病學上的辨證觀點和治學上的求實精神。

(三)對陰陽虛實補瀉的發揮

《難經·五十八難》曰：“傷寒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則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則愈。”後世醫家對此的闡述，均不切臨牀實際。惟王氏解釋此説，辭簡理明而切合實際。他認為陰盛陽虛指寒邪外客，陽虛指衞陽虛，陰盛指寒邪盛；陽盛陰虛為熱邪內熾，陽盛指陽熱熾，陰虛指熱邪傷陰。寒客於表，故汗之愈，下之則表邪入裏而病重；裏熱內熾，當下其陽熱，堅其陰津則愈，汗之則反助其熱，重傷其陰故病重。概之，他以陰陽之盛，言寒熱病邪，以陰陽之虛，言表裏之精氣，不僅於理通達，而且切合臨牀。

《難經·七十五難》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後世解此論者，均未闡發切當，而王氏卻獨具卓識。他指出：“子能令母實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虛一句，言治法也。”認為火乃木之子，子火能助母木而致肝氣亢實，此即“子能令母實”之義。如治以補水瀉火，使水勝火，子火勢退而不助母木，則木氣自衰；而水為木之母，此為“母能令子虛”之義。所謂虛，是指抑制其太過而使其衰也，運用補水瀉火之法，使火退則金不受火克而制木，土又不受木克而能生金。雖不補金，而金自受益，所謂“不治之治”。

(四)論傷寒、温暑治各不同

古人認為，冬傷於寒，其感而即病者，稱為“傷寒”，有不即病，過時而發於春夏者，即稱為温暑。對其治療，在温病學尚未成熟階段，人們多以傷寒方通治之。對此，王氏持反對態度，認為傷寒、温暑之治不同。他説：“夫傷於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發於所感之時；不即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也，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之温與暑。夫傷寒、温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由其類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稱而混其治，宜乎貽禍於後人……仲景之書，本為即病者設，不為不即病者設……今人雖以治傷寒法治温暑，亦不過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夫仲景之法，天下後世之權衡也，故可借也以為他病用。雖然，豈特可藉以治温暑而已，凡雜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傷寒治法，可藉以治温暑，遂謂其法通為傷寒、温暑設，籲!此非識流而昧其源者歟？”他認為，對於温熱病，“仲景必別有治法，今不見者亡之也”。他指出，傷寒、温病和暑病各“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當，始可以言治矣。如傷寒，此以病因而為病名，發於天令寒冷之時，而寒在表，閉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劑不足以散之；温病、熱病此以天時與病形而為病名，發於天令暄熱之時，怫然自內而於外，鬱其腠理，無寒在表，故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因此，他根據温暑的病理特點，提出治療方針：“夫温病、熱病之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勝於左手者，誠由怫熱在內故也……凡温病、熱病，若無外感，表證雖間見，而裏證為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時也，法當治裏熱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證自解者”。可見，王氏治温熱以清裏熱為主。

(五)首創真中、類中説

古人論中風，以為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舉等症，多因風而致，故用大小續命、排風、八風等湯散治之。安道指出：“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彥修三子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彥修主乎濕，反以風為虛象，而大異於昔人矣……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視為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決，殊不知因於風者，真中風也，因於火、因於氣、因於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王氏此論，不僅首創了真中、類中之説，而且，也把不同學説融會貫通於一説，使中風理論漸趨完善，這對明清醫學理論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從以上內容可見，安道治學，雖本於震亨“一斷於經”之旨，但並不為經所囿，總以徵諸實踐而為“斷經”的根據，對前人之説敢於發表新見而持實事求是的態度。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本書“觀其歷數諸家，俱不免有微辭。而《內傷餘義》兼及東垣，可謂少可而多否者，然其會通研究，洞見本源，於醫道中實能貫徹源流，非漫為大言以誇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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