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需求

通過對文獻的歸納，將影響醫療需求的因素歸納為人口社會學因素、經濟因素、健康狀況因素和醫療保險因素。

(一)人口社會學因素

1．性別

性別是人口社會學因素中考察個人特徵的基本變量。桑德勒發現，不同性別的人羣醫療需求有很大區別。在生命週期早期，男性和女性在醫療上的花費大致相同。在生命稍後時期，女性由於在育齡階段，其醫療花費大約要比男性多50%。但是當男性住院時，他們住院的時間超過女性的50%。男性因為生活方式的選擇，比如喝酒、吸煙和暴飲暴食，遭受更多的健康損失。但從目前的經濟發展來看，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在生活方式選擇上與男性的差別正在縮小。不少研究也發現，女性就診概率和住院概率也都相對高於男性。1993、1998和2003年三次全國衞生服務調查表明，農村和城市女性兩週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均高於男性，兩週就診率和住院率也高於男性。

2．年齡

當一個人變老時，健康資本存量開始貶值。健康資本折舊隨着年齡增長而不斷增加，研究表明，老年人更容易患癌症、心臟病、中風、骨質疏鬆症、視力下降和聽力喪失，因而對健康的需求會隨着年齡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在醫療支出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各類文獻在年齡是否會導致醫療支出增加上存在分歧，王翌秋(2009)等指出居民在患病後就診的概率隨年齡增長而增加。上述所列的老年人易患疾病的治療都是花費昂貴的，因而造成了醫療支出費用的增加。另一種觀點認為，年齡較大時，健康作為人力資本產生的收益會下降，因而對健康的醫療支出投入會隨着年齡的增加而減少。

3．受教育程度

從理論上來看，教育對醫療需求有較大影響，較高的教育水平能使人更好地成為醫療服務的消費者。在治療並不昂貴的情況下，教育提高了個人對疾病早期症狀的認知能力，受過更多教育的人從事更健康的職業、吃得更健康、生活方式更健康，因而會減少醫療支出。顧昕、高夢滔(2006)的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會對農户的健康狀況產生影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羣，兩週患病率越低。衞生部統計信息中心發現，教育雖然有助於提高個體健康意識，但也有助於個體掌握利用醫療服務的必要信息，因此較高的教育水平會使個體利用更多的醫療服務。實證研究表明，教育對醫療服務需求的影響較難預測。王俊(2008)等在對中國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家庭健康問卷調查發現，學歷越高，選擇去縣(區)級以上醫院接受治療而不進行自我治療的概率越大，而選擇去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和私人機構接受治療的概率越小。也有學者利用中國家庭營養健康調查(CHNS)2004和2005年的數據迴歸顯示，教育變量影響不顯著，上過學和沒上過學的人羣醫療服務利用的概率無顯著差異(潘丹，2010)。

(二)經濟因素

在分析經濟因素對醫療需求的影響時，通常將收入水平和醫療服務價格相聯繫，因此經濟因素主要包括收入水平和醫療服務價格。

1．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是影響個體購買醫療服務的直接經濟因素。收入越高的人擁有更多的財富效應，其獲取醫療服務的能力也越高。同時，收入的增加會使人們傾向於增加最優健康存量，從而促進人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美國經濟學家Michael Grossman發現，收入和健康狀況之間呈現一種“U”形關係。實證研究一致表明，收入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收入不僅影響醫療利用的數量，而且影響個體對就醫機構的選擇(封進、秦蓓，2006)。梁維萍(2005)等在收入對醫療支出影響的研究中，通過山西省的調研數據分析發現，收入雖然對醫療服務需求有一定的影響，但農民在收入增加的同時，並不會同比增加醫療開支。葉春輝、封進(2008)等實證研究表明，家庭人均收入對醫療支出的影響為正，這其中包括兩重效應：一是財富效應，醫療消費作為正常品，收入越高的人醫療支出越高；二是健康資本使用折舊效應，即收入較低的人更傾向於依靠健康資本來獲得收入，健康資本的使用折舊率越高，醫療支出就越大。收入水平對醫療支出的影響是這兩個效應的綜合。

2．醫療服務價格

醫療服務的價格也是影響個體醫療需求的主要經濟因素。依據經濟學理論，醫療服務價格與醫療需求呈反向關係，較低的醫療服務價格能夠增加消費者購買醫療服務的能力。醫療服務價格通常以治療某種疾病的醫療花費作為變量帶入模型中檢驗。價格彈性是分析醫療需求的重要信息，隨着收入的增加，醫療支出不會同步增加；反之，當收入下降時，醫療支出也不會同步下降，所以低收入人羣醫療支出佔收入的比例會高於高收人人羣。封進、秦蓓(2006)對我國農村醫療消費行為的研究結果表明，1989和1997年我國農村居民醫療消費需求價格彈性分別為-0．81和-0．58，絕對值很大。

(三)健康狀況因素

個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通常被一系列疾病的出現所引發，保持健康的願望會增加對預防性護理的需求。健康的測度是一個較為困難的問題，尤其是基於個體的健康測度。現有文獻通常用自評健康、疾病嚴重程度和兩週患病率等作為健康狀況的代理變量。雖然這些指標具有較強的主觀性，易受外在因素的影響，然而現有研究表明，自評健康狀況實際上與死亡率等客觀指標高度相關，能反映個人健康狀況，並且數據可得性好、質量較高。Qian(2009)在分析中國甘肅農民醫療需求行為時採用疾病嚴重程度作為健康狀況的客觀變量，還通過控制疾病症狀區分了個體在不同疾病症狀下的醫療需求差異。王翌秋(2010)等在探討是否就診與居民特徵關係時發現，就診居民的疾病明顯比未就診居民更為嚴重，説明疾病的嚴重程度是居民患病後決定是否就診的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葉春輝(2008)等採用CHNS數據，在發病後是否有醫療支出的迴歸結果中，疾病的嚴重程度是十分顯著的影響因素，説明人們對健康風險有很強的規避意願。顧昕(2006)等以兩週患病率作為健康狀況衡量的尺度，分析不同特徵人羣的兩週患病情況，考察人羣的醫療需求行為，研究結果表明，健康狀況對個體的醫療需求行為有顯著影響。

綜合各類研究對健康狀況因素的考察，鮮有文獻關注疾病種類這一變量的作用。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條件下，疾病種類在不同時段不同人羣中會有很大差異，對急性病和慢性病的醫療需求各有不同，因此，應將疾病種類作為控制變量放入醫療服務需求模型中。

(四)醫療保險因素

在研究醫療需求的影響因素時，醫療保險是重要的變量，主要從醫療保險是否影響和如何影響醫療需求兩方面進行分析。首先要分析人們對醫療服務價格是否敏感。只有當人們對醫療服務價格非常敏感時，醫療保險才會改變人們的醫療服務需求行為，否則醫療保險的實施僅具有收入分配的功能。

在早期，關於共同保險是否對醫療服務需求有影響，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一些文獻認為共同保險為醫療服務的利用設置了障礙；另一些文獻表明由於醫生是基於資源分配做出決策，共同保險與醫療服務選擇無關。20世紀70年代，蘭德健康保險實驗室對共同保險問題從理論和實證角度進行了論證，研究表明，保險與居民醫療服務需求密切相關，患者就診率和住院率隨患者白付比例增加而降低。

目前，關於我國新農合對農户醫療需求影響的研究越來越多，已成為研究醫療需求的重點。雷衞河(2006)等認為新農合實行的“低保費、高共付率”機制使貧困農民從新農閤中獲取的收益要小於非貧困農民，為此新農合在增強貧困農民醫療衞生服務利用、滿足其潛在醫療衞生服務需求方面的作用亟待加強。張體華(2007)等研究發現，新農合的開展大大提高了經濟收人較低農民的醫療衞生服務需求和利用水平，促進了農村醫療衞生服務的公平性，對提高農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這種促進作用該如何衡量，其大小如何，並未予以明確解答。郭景平(2008)等研究認為，在我國農村貧困地區，經濟困難是制約農民醫療衞生服務需求的瓶頸；目前新農合由於繳費方式單一、補償水平地區差異較大等問題，尚未起到顯著促進農村醫療衞生服務公平性的作用；注重細分不同人羣的健康需求以及提高補償比例等措施，應成為今後新農合發展中重點考量的政策選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