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古論

陳亮在十八、九歲時便寫成了一本具有獨特風格的著作酌古論（按這是後來龔自珍早年四論的先例），他曾這樣説明他寫作這些論文的目的：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而為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文集卷五酌古論序）。

陳亮從中世紀一般對文武的看法解放出來，作出新的規定，文以處世之才為標準，武以料敵之智為標準，才智運用於實際得到了檢證，才算真才智，而不能只從名義的形式來判斷才智。他就是要把自己鍛鍊成為“文”和“武”相結合的人才，才飽讀了史書和兵書，並從其中總結出前人在軍事鬥爭中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作為“中興”、“復仇”事業的借鑑（這即是他所説的“酌”字的含義）。這樣一種把歷史研究和實際事功相結合的觀點，是異常寶貴的，它和中世紀思辨哲學的空談是對立的。

陳亮在酌古論中評論了十九位歷史人物，即漢光武帝、劉備、曹操、孫權、苻堅、韓信、薛公、鄧禹、馬援、諸葛亮、呂蒙、鄧艾、羊祜、崔浩、李靖、封常清、馬燧、李愬、桑維翰。陳亮並不是對這些人物的各個方面都加以評價，而是隻就他們的軍事活動來進行分析與總結。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而為二。文士專鉛槧①，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

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反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②，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①鉛槧：指寫文章。

②較然：明顯。

文武之道是統一的，不過後來的人誤解而分開了。文人只會寫寫畫畫，武士只會打打殺殺，互相恥笑，以求超過對方。如果天下太平，那麼文人發揮的作用更大，如果社會動盪，那麼武士發揮的作用更大，文人武士各有各的長處，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用處，難道二者最終不能合起來嗎？我認為文人不是隻會寫寫文章，一定有處理事務的才能，武士不是隻會弄弄刀槍，一定有預料敵情的智慧。才能與智慧的存在，應該一致啊。後人認為的文人武士，只是從名稱上説的。

我是一個粗鄙的人，行軍打仗，不是我所熟悉，寫文章，又非我所專長，我獨自喜歡研究王道謀略，對戰爭的有利或有害，很有獨自的心得，所以能夠從史書中窺視到英雄缺乏才智的地方以及英雄具備才智，但前人未能分辨的事例，就從中評論或著述出來，使（歷代治國用兵的）成敗得失更明顯，這既可以觀賞，又可以學習，還可引以為戒，用在大的方面可以興國，用在小的方面可以對敵，（無論是興國還是對敵）都可以從中探究、參酌，學習借鑑。因此把它命名為酌古論。

陳亮（1143～1194年），南宋思想家、文學家、詩人。字同甫，原名汝能，後改名陳亮，號龍川，世稱龍川先生，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年少聰穎,博覽羣書,縱論古今,婺州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淳熙五年(1178)詣闕上書論國事。後曾兩次被誣入獄。光宗紹熙四年(1193)策進士，擢為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到任而卒。著有《龍川文集》、《龍川詞》有《龍川文集》三十卷、《龍川詞》一卷、《補遺》一卷。詞風豪邁，長於議論，感憤淋漓，為著名的蘇辛派詞人。《全宋詞》存其詞七十餘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