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東琴

鄭東琴幼年家貧，勤奮好學，曾就讀於永川達用學堂。光緒二十六年（1900）四月～二十七年一月，肆業於川東書院。光緒三十年（1904）公費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東京東斌學校；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日本與吳玉章、熊克武、但懋辛等參加同盟會。

東琴在東京參加反對日本《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後歸國，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執教上海中國公學，任監學；隨後與熊克武、黃樹中等被派回四川，加強革命力量。東琴回永川組織“教育會”，擔任會長，進行革命活動。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宣統二年（1910）十月，東琴在成都法政學堂任教。重慶蜀軍政府成立，鄭東琴任資州知州。嗣後曾任彰明縣、大邑縣徵收局局長，重慶警察廳廳長，合川、涪陵、嶽池、廣安、南充、巴縣等縣知事。鄭東琴在廣安首倡義學，紳耆為他設宴慶祝40大壽，他避而不受，深受人民愛戴。合川縣人為鄭東琴立《去思碑》。鄭東琴組織編寫的《合川縣誌》、《巴縣誌》，至今仍受好評。

民國14年（1925）10月，合川縣盧作孚發起組織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民生公司”），認股者極少；去重慶登門拜訪老上級鄭東琴（東琴就任重慶警察廳廳長曾邀盧作孚一同共事）。東琴當即借出數千元，同時，出面説服合川縣府舊屬予以支持。縣教育局局長陳伯遵乃從縣教育經費中借出大洋8000元，湊足船價，民生輪才從上海開回。

民國15年8月，民生公司正式開業，“民生”輪行駛渝合線，營業興旺。不久，時序進入冬季，江水枯落，即將停航。盧作孚找東琴商量，決定增闢渝涪線。東琴早年任過涪陵縣知事，頗有人緣，他出面，涪陵人士即給予大力支持。

民國16年1月，民生輪開始航行渝涪線，整個枯水季節營業甚佳。這年夏，民生公司召開第二次股東大會，東琴被選為監察。東琴同盧等決定把上年8～12月的紅息2分5釐發給股東，股東們非常高興。東琴趁機向股東大會提出增資建議，獲得通過。這次實增資73000元，超過原定增股額46%。隨即在上海建造新輪，取名“民用”。“民用”輪比“民生”輪吃水淺，船身稍大，能全年通航渝合線。從此，民生公司的經濟收入更為可觀。

南充譚謙六在重慶組建長江輪船公司，譚因不熟行業，邀東琴（鄭在南充任知事與譚相識）經營。東琴則勸譚交給民生公司代管。嗣因譚為債務所迫，將船售給民生公司，改名“民望”，從此保證了公司渝合、渝涪兩線的輪船營運。

東琴、盧作孚等一起研究決定，在枯水季節到來之際，以“民望”輪試航由渝至瀘州、敍府（今宜賓）、嘉定（今樂山）一帶航線。“民望”輪速度快，有利於貨物趕行市，且船員注意護理所運貨物，取得商家信任，營業收入大大超過同業。民國17年，經東琴、盧作孚等研究決定，在江北青草壩建立民生機器廠，就地修理，減少開支；11月，為解決輪船所需的燃料，參加北川鐵路公司為發起人，後來又辦起了大明紡織染公司······等。

民國19年，民生公司召開第五屆股東大會，東琴被選為董事長（直至解放）。民生公司資產已達35萬元，較初創時增長6倍，職工人數達164人。民生公司在掌握了川江上游的航運後，又向長江中、下游逐步擴展。

抗日戰爭後期，通貨膨脹，民生公司頻臨破產。宋子文以解決民生公司經濟困難為誘餌，要求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長。東琴對此，堅決抵制，並親自出面奔走，解決資金，使民生公司轉危為安，而且，以後還成立起了太平洋輪船公司，在台灣、香港均設有民生分公司，發展沿海航運事業。

全國即將解放之際，有人曾勸東琴避居香港，將民生公司的黃金、美鈔和新輪轉移。東琴出於愛國之心和對共產黨的信任，堅決不為所動。

重慶解放，東琴代表重慶市工商業，並以共產黨的老朋友身分，歡迎解放軍入城。鄧小平、劉伯承、吳玉章等第一次在重慶皇后餐廳宴請重慶市各界愛國人士及社會賢達，特邀東琴出席。東琴及時召開民生公司董事會，闡述正義主張，終於通過了決議，將全部黃金、美鈔交與國家，支援建設。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東琴被任命為西南財經委員會委員。東琴以民革、民建成員雙重身分，除擔任民生公司副董事長外，還兼任重慶市工商聯常委、四川省及重慶市政協委員，併為四川省及重慶市人民代表，直至逝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