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易里

鄭易里，原名鄭雨笙，1906年10月3日生於雲南玉溪。父親是一個由僱農起家的小地主，生有7個兒子，鄭易里最小，但非常聰穎。幼年的鄭易里是在放牛、種豆、打雜工和斷斷續續的讀私塾中渡過的。大字不識的父親吃苦耐勞，剛強獨斷，與温和厚道的母親形成兩個極端，給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鄭易里自小身體瘦弱，卻很有個性和主見，8歲那年他便在家裏帶頭嚷鬧，剪掉了腦袋後面長長的小辮子。1920年，鄭家家境漸漸好轉，當時正在昆明教書的二哥便把他帶到昆明，並將沒有小學學歷的鄭易里先送到一位英國窮教師辦的英語補習班學習，待他進私立成德中學一年級時，早已熟知那個叫格列弗的孩子和漂流孤島上的魯濱遜了。

“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在知識界的蓬勃開展以及書本所展示的新天地，使年輕的鄭易里更加感到封建宗法家庭的壓抑和苦悶。6個哥哥除一個早年亡故外都先後經商做着大小不等的買賣，只有鄭易里一路讀書。1924年他考入北京大學農學院預科，並在同學李鑫的介紹下加入了共產黨員王德三領導的進步團體新滇社，接受了革命思想。

在北洋政府的統治下，大學常常停課，學潮不斷，一些有進步思想的教授和學生都先後跑到了當時的革命高潮中心廣州，而始終抱着“實業救國”思想的鄭易里卻在二哥鄭一齋的資助下，1927年東渡日本，到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後改名東京工業大學）學習紡織。1928年濟南慘案使鄭易里實業救國的夢想破滅。他滿腔悲憤回到祖國，在上海蔘加了反日大同盟，並於同年12月由李子白介紹在雲南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8月，由於叛徒出賣，雲南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鄭易里輾轉到了上海，並常與艾思奇以及黃洛峯、聶耳等思想進步的青年聚會。當時，剛剛從封建愚昧文化的桎梏下衝殺出來的中國青年，對西方哲學思想充滿了好奇和興趣，而都市裏卻橫行着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哲學和冒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與好友的聚談中，鄭易里萌發了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想法。20世紀30年代，他與好友一起翻譯出版了《新哲學大綱》、《資本論》和《自然辯證法》等馬列著作。

多年的編譯工作使鄭易里體會到需要一本適用的英漢詞典，從20世紀40年代起他便同曹成修一起合編《英華大詞典》，經過近10年的宵衣旰食，蒐集整理和參閲了不計其數的文獻資料，《英華大詞典》於1950年底出版。這本詞典前後印刷了幾十次，發行100多萬冊，哺育了兩代新中國的海內外英語學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鄭易里來到北京，在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前身）做編審工作，主編《蘇聯農業科學》和《農業科學譯報》等農業科技刊物，編輯審校了大量前蘇聯和世界先進農業科技譯文，把國外的最新農業技術和農業經濟政策介紹給中國的農業科技工作者，為年輕的共和國的農業科技發展起了推動作用。1964年鄭易里出任第四屆全國政協特邀委員。隨着世界信息事業的發展，計算機開始進入中國，幾乎是同時，鄭易里開始了計算機中文處理的研究，並於1970年創制出“二碼”即“字根説”。1971年中國農林科學院情報研究所成立後，鄭易里調入情報研究所檢索室進行計算機漢字輸入研究，經過14年的艱苦努力，於1985年12月“ZN電腦漢字26鍵拆根編碼方案”終於通過鑑定，獲農牧漁業部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並在農業科技文獻的建庫工作中發揮了排頭兵的作用。

1936-1937年 任讀書生活出版社董事。

1937-1942年 主持讀書生活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

1950-1951年 在北京三聯書店總編部工作。

1952-1971年 任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和中國農業科學院《蘇聯農業科學》及《農業科學譯報》主編。

1971-1987年 在中國農業科學院情報研究所主持漢字編碼課題研究。

1986年 被聘為研究員。

1987年11月 離休。

1933年鄭易里與艾思奇開始從蘇聯大百科全書中合譯《辯證唯物論》條目。為衝破反動派的文化圍剿，1936年該書以《新哲學大綱》為書名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很受進步青年的歡迎，但一發行便遭到當局的查禁。同年11月讀書生活出版社社長李公樸因“七君子”事件被捕後，出版社的“書發不出去，賬收不回來”，經濟與業務發生困難，出版社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這時，作為同鄉和留日同學的艾思奇便找鄭易里商量，鄭易里當即從他二哥那裏借款3000銀元支持了出版社，並出任出版社的秘密董事，同時，鄭易里和艾思奇又邀請地下黨員黃洛峯擔任出版社經理，使讀書生活出版社轉危為安，在白色恐怖中保住了這個“小小的文化堡壘”。在以後的困難時刻，鄭易里又多次籌款資助出版社渡過難關。

《新哲學大綱》出版後，鄭易里便同艾思奇、黃洛峯着手另一部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資本論》的翻譯出版工作。商定由郭大力翻譯，鄭易里籌措資金並審校。他再次向其二哥求助，同情革命的二哥明知有借無還，還是一口應承，先後拿出7萬銀元作為出書經費。1937年8月，《資本論》第一卷剛剛譯完，日本侵略軍便攻打上海，形勢非常危急。讀書生活出版社為了保存出版力量，由經理黃洛峯帶着青年同志和出版社的大部分家業轉移到漢口，艾思奇去了延安，鄭易里留守在淪陷的上海，負責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工作。為了保證《資本論》的翻譯出版，郭大力回到贛州老家繼續翻譯，鄭易里在社會政治環境和經濟狀況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一邊提防着反動當局的查抄，維持着分社的正常工作，一邊對照日文版的《資本論》審校譯稿。郭大力譯好一部分就寄往上海一部分，鄭易里便即刻整理審校一部分，並把稿費寄給譯者。為了解決紙型和重要資料的存放問題，鄭易里還騰出自家的一間閣樓作出版社的秘密庫房。

1938年8月，《資本論》中譯本終於在中國問世了。然而，迫於當時上海的形勢，《資本論》無法在上海大量印發，鄭易里便親自帶着全套紙型，從上海輾轉到越南的海防，從海防到昆明，再從昆明乘汽車到貴陽，最後由貴陽抵達抗日大後方重慶。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副主席非常關注並親自過問在重慶印刷《資本論》的經過。那個時期，延安能看到和學習用的《資本論》就是幾經周折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印發的。在第一版《資本論》譯後的跋中曾這樣寫道：“最後，我們應當感謝鄭易里先生，他不僅是這個譯本出版的促成者和執行者，而且曾細密為這個譯本擔任校正的工作。”

1985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同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共同聲明，回國時，她帶着一份中國政府贈送的禮物：《英華大詞典》。撒切爾夫人當然不會知道這本裝幀精美的大詞典，是當年鄭易里靠手工作業的土方法編寫出來的。

早在1942年鄭易里便開始了編寫《英華大詞典》的準備工作。不料剛剛開始，一直都在經濟上接濟他，感情上與他最親密的二哥，不幸在昆明被美軍的吉普車撞死了。沒有想到的是，同家人一起料理完二哥的後事，侄子鄭瑞之像其父一樣，拿出3000元美金對鄭易里説：“拿去出詞典吧”。回到上海，鄭易里便在自家的客廳裏擺開吃飯的大圓桌，請來校對者四五人，又請來合編者曹成修，大家圍桌而坐，開始了螞蟻啃骨頭般的編寫工作。他們把找來的原版詞典一頁頁拆開，分別把英文詞條貼在白紙上，再在白紙上編寫上相應的中文詞條。需要增補單詞和詞彙時，就剪開加貼。就這樣一頁頁地編寫、修改，直到1946年10 月大詞典的初稿總算編纂完成了。1946年底開始排版校對，於1950年在北京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名義出版發行，受到用户的歡迎和好評。但出版十幾年後，鄭易里感到它已經跟不上政治經濟的發展和科技進步的變化，需要全面修訂。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鄭易里只能悄悄地獨自修改，除了應付大會、小會和田間勞動外，他每天都在清晨4點起牀，補充修改大詞典。他的手邊總是帶着那部詞典，遇到新的詞彙或需要修改的詞條，便隨時按詞序寫進詞典中，整整10年沒有間斷，那部詞典的每一頁上幾乎都佈滿了密密麻麻的批註和補充。1977年商務印書館考慮到社會需要，向鄭易里提出承擔再版這部經過修改更為完善的《英華大詞典》。1985年一部新的《英華大詞典》終於在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了。這部詞典不僅包括了政治、經濟、科技、生活等各方面的詞彙，甚至還能查到美國的常用俚語。這就是撒切爾夫人手中拿到的那部精美的大詞典，也是在諸多翻譯工作者和英語學生手中的一部頗受讚譽的工具書，它顯示了中國人民克服語言障礙，願與世界溝通、追求發展與進取的決心和毅力。

“漢字進入計算機，曾經是漢語現代化的瓶頸，多少人為此對漢字發生莫名其妙的憎惡”。利用世界上最先進的信息處理技術，處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必須解決把平面文字（漢字）變成線性傳輸的問題，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題。早在1929年，年僅23歲的鄭易里就對祖國的方塊文字產生了研究興趣，他曾給上海《申報》投書，提出漢字六筆畫（點、橫、直、斜、彎、紐）説，引起一些漢字學家的關注。1950年首版的《英華大詞典》的中文索引中，鄭易里就正式採用了“六筆查字法”，即用數字1～6作為漢字6種基本筆畫的代碼的一種簡易查字法，這種查字法為漢字人工檢索闖出了一條新路。此後，對漢字結構和筆畫的研究便傾注了鄭易里越來越多的精力和心血。

1964年，鄭易里為郵電科學院設計了“四碼漢字”，並撰寫了《漢字四拼字碼和打字》一文，目的是想徹底改革中文電報技術，但卻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被安排在田間勞動的鄭易里並沒有放棄他追求的理想，幾夜輾轉難眠，鼓起勇氣向當時中國農業科學院革委會負責人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出，為了“使中國落後的編譯工作能及時和當代高速機具的創制與應用有效地結合起來”，促進“中國革命建設事業向前飛躍發展”，要儘快恢復中文處理技術的研究。然而當時中國農業科學院革委會負責人並沒有這個打算。

20世紀70年代初，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國家組織了攻克計算機中文處理的“748”工程，鄭易里得以參加這項信息領域的國家戰略，並提出了“筆畫—字根—整字—詞語”的序列，這是中國第一個按字型特徵編碼的完整體系。隨後，鄭易里在中國農業科學院情報研究所專職從事計算機中文處理研究。這時，鄭易里已感到研究電腦編碼輸入技術不懂電腦是無法深入探索的。於是，已年近70歲的他開始學習計算機的基礎知識，那時，市面上的電腦書籍還很少，全憑查閲原版外文資料，同時還要進行反覆的近似枯燥的試驗。1981年鄭易里主持了“漢字字型信息26鍵輸入編碼”研究課題，撰寫出《從人查字到機器查字》的論文。這篇論文成為整個中文輸入的理論基礎，後來產生的各種各樣的漢字字型編碼都源於鄭易里的這一“字根説”。

這期間，鄭易里對前來求教的王永民毫無保留地介紹了自己的編碼方案，並在王永民的邀請下多次到河南省南陽市向王永民傳授、輔導漢字研究成果和科學理論。王永民在學習鄭易里的編碼方案基礎上，創立了“五筆字型”輸入法。王永民曾在《五筆字型計算機漢字輸入技術》一書中深情地寫道：“鄭易里先生曾4次親臨南陽指導我們的研究工作。我們的‘漢字層次分解編碼方法’即參考了鄭老關於漢字研究的科學理論，鄭老創造的‘一筆查字法’和《從人查字到機器查字》等著作，為我們研究和建立字型編碼方案提供了漢字研究的重要參考。”

20世紀80年代後，鄭易里主持的中國農業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的課題小組，經過“中農9號漢字26鍵拆根輸入碼方案”、“中農10號漢字字型信息輸入碼方案”、“ZN54電腦漢字26鍵拆根輸入碼方案”和“ZN電腦漢字26鍵拆根編碼方案”的多次研究修改，不斷完善和提高了計算機中文處理技術。1985年12 月，“ZN電腦漢字26鍵拆根編碼方案”終於通過了國家鑑定。它可以盲打，操作簡便，使電腦能夠瀟灑地用漢字進行一切智力開發。專家認為：該方案拆字理論嚴謹，取碼規則簡明，並且一貫到底，字根排列規律性強，具有易學、易記、易用和輸入速度快等優點，在國內外同類編碼方案中具有領先水平。並獲農牧漁業部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

這一研究成果獲獎後，即刻為全國的農業院校和科研院所辦了數期中文輸入學習班，為電子計算機在農業科研領域的應用打開了一條順暢的渠道。同時，圓滿完成了“中國農業科學敍詞表”12萬條的建庫錄入工作，和“中國農業科技文獻數據庫”600餘萬字的中文輸入。

然而，當時已80歲的鄭易里仍不滿足，他説這個編碼方案還要修改。1987年離休以後，他同女兒鄭瓏合作進行了“字根通用碼”的研究，以更科學、更完善的標準加以改進。經過3年的努力，1990年11月，這一研究通過了中國標準技術開發公司和中國專利技術轉讓公司的技術鑑定，並命名為“鄭碼”。1992 年4月，“鄭碼”系統建成比《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漢語大字典》還要多的“大型漢字數據庫”；同年，第三次海峽兩岸漢字輸入比賽，使用“鄭碼”的內地選手一舉奪得簡體字和繁體字兩項冠軍；1994年在第22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上，“鄭碼”被授予金獎；1995年，韓國要獨立將5000萬漢字的《大藏經》製成光盤，從諸多的漢字輸入法中，選中了“鄭碼”，僅用半年時間就完成了錄入；1996年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聯合向“鄭碼”頒發了全國科技信息優秀成果一等獎。

1 鄭易里，艾思奇譯。新哲學大綱。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1936

2 鄭易里譯。資本論的文學結構。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1938

3 鄭易里譯。自然辯證法。北京：三聯書店，1950

4 鄭易里編譯。英華大詞典。北京：三聯書店，1951

5 鄭易里。漢字信息處理技術。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