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挺

鄭挺，原名鄭英華，1912年出生於福州市鼓山鎮連潘村。鄭挺自幼性情樂觀，思維敏鋭，在他13歲那一年便考入福州教會學校格致中學，後轉學入理工中學就讀。中學時代的他，學習刻苦，喜歡讀馬列主義書籍和進步書刊，在書中不斷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經常在晚上熄燈之後，仍悄悄地帶上書本，到宿舍外灰暗微弱的路燈下閲讀，常常忘了時間。以至於小小年紀就戴起了眼鏡。由於他的勤奮刻苦，成績往往名列前茅，還曾經在全省的自然科學比賽會上獲獎。鄭挺的大哥鄭英傑是一位進步知識青年，曾給予鄭挺很深的影響，但他後來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了。親人的血使鄭挺對國民黨反動派滿腔義憤，仇恨的種子深深埋藏在他的心底。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三省淪陷；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不久，蔣介石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鄭挺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義憤填膺，進一步看清了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反動本質。 ^[2] 

這一年的秋天，鄭挺從英華中學高中畢業後，考入上海大同大學理化系。此時，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全國人民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號召，抗日民主運動日漸高漲，大街小巷抗日口號此起彼伏。此刻，鄭挺也積極地加入了黨領導的進步學生運動。他在黨的外圍組織“讀書小組”中，學習《政治經濟學大綱》、《帝國主義論》等馬列主義著作和其他革命書刊；走上街頭抗議國民黨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妥協；並在學生牆報上宣傳抗日救亡和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由於鄭挺總是站在進步學生運動的鬥爭前列，他被同學們選為學校“粵桂閩三省同鄉會”會長，後來，又被選為學校學生會主席。假期回福州參加了進步青年組織“福州大眾社”。 ^[2] 

青年時期的鄭挺，血氣方剛，對革命，對中國的未來始終報以嚮往、光明和希望。在這一條充滿豪情的道路上，他不斷地帶領大家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2] 

1938年，鄭挺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受黨的指派回到故鄉福州，任雙虹小學教員，並以此為掩護，在福州青年中發展“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在中共閩東特委常委、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主任王助的指導、幫助下，鄭挺於1938年6月，在福州市法海路35號與盧茅居、舒誠、歐陽天定等人召開發起組織“民先隊”福州總隊的會議，會後隨即開始籌組工作。8月，“民先隊”福州總隊正式成立，由鄭挺任總隊長，歐陽天定任副總隊長，並設總隊部於福州下杭路108號。總隊部分設宣傳、青年、交通等部。此後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共福州工委，通過“民先隊”福州總隊大力開展各種抗日救亡活動。 ^[2] 

在鄭挺的具體領導下，“民先隊”福州總隊在許多抗日救亡團體中都成立了“民先隊”小組。這些團體的活動開展得十分活躍。他們還採用辦訓練班、開“讀書會”等形式，組織隊員學習黨的理論以及有關的方針政策。“民先”隊員普遍學習了毛澤東《論持久戰》和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論述；學習《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重要理論書籍，還多次舉辦理論講座，請中共福州工委書記李鐵等，分別講授社會發展史、哲學、革命運動史等，幫助隊員提高認識水平，明確前進方向，堅定共產主義信念。這些活動促使他們提高理論修養和政治思想覺悟，並在運動中不斷鍛鍊成長，保證了他們在各團體中更好地發揮骨幹作用。鄭挺還在“民先”隊員中發展了一批黨員，為剛恢復的福州地下黨組織增添了新生力量。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投身抗日行列，“民先隊”釆取了許多適合青年特點的活動形式，如成立歌詠隊、演出隊、籃球隊等，把更多青年團結在自己周圍。 ^[2] 

1938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調整了省委直屬的福州工委的人員組成，由鄭挺任工委書記。1940年5月，鄭挺根據省委的指示，赴崇安參加省委會議。會後，參加了省委“武夷幹校”的學習。 ^[2] 

在一路成長，一路奮鬥中，鄭挺就像是一位不斷挺進的將軍，在戰火紛飛中，不畏艱險，驍勇善戰。帶着一種豪邁的姿態，一種執著的精神，一種至高的境界，不斷追求人生的完整與成熟。1934年3月，鄭挺因領導大同大學進步學生進行抗日反蔣的宣傳活動，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他在上海公安局遭到反動警察的嚴刑拷打，但始終不屈服於敵人的淫威。被關押了近一年，反動當局終因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鄭挺是共產黨員，遂於1935年2月將他釋放。鄭挺回到大同大學後，儘管仍然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重新投身於黨領導的革命鬥爭，並拒絕反動當局要他按月定期寫“思想彙報”的要求。 ^[2] 

1936年6月，鄭挺再次被捕，關押在無錫“軍人監獄”。他與難友們為改善政治犯的非人待遇而開展絕食鬥爭，並取得了勝利。1937年“七七事變”後，經黨組織的多方營救，鄭挺再次出獄。經過兩次入獄的嚴峻考驗，1938年初，鄭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2] 

1940年9月，福建的國共合作抗日局面發生變化，國民黨福建省黨部撤銷了省抗敵後援會，全省各地的許多救亡團體相繼被取締。中共福建省委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再次有組織地撤退一批城市幹部，加強省委機關和閩北的工作。鄭挺撤回省委機關所在地崇安的坑口，1941年3月從福州乘船到南平，與省委交通員接上關係後，由交通員帶領往崇安轉移。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在皖南事變後加強了對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崇安的軍事進攻，此時崇安的交通站已被破壞。鄭挺到達崇安車站應付頑固派特務的檢查時被問出破綻，遭到逮捕。 ^[2] 

鄭挺被捕後，被關押在國民黨福建省保安處羈押所。在獄中，鄭挺與頑固派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頑固派特務從第一次提審開始，就不擇手段地對他嚴刑拷打，施用吊飛機、老虎凳、火刑、針刺等各種殘酷毒辣的手段。鄭挺被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他一次又一次地昏死過去，但始終保守黨的秘密，並義正辭嚴地斥責頑固派説：“我就是共產黨員，看你們又能怎麼辦，你們不抗日，反而逮捕、殺害抗日的共產黨人，你們如何向全中國人民，向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交代”。鄭挺被監禁了七八個月之後，頑固派仍然毫無所獲，便惱羞成怒，使出了最後一招。1941年11月的一天，頑固派特務又一次提審鄭挺。從特務們如臨大敵的陣勢，鄭挺明白最後的考驗終於來臨了。他面無懼色、鎮定自若地走出了牢門。在牢房門口，他深情回眸向難友們依依告別。隨後，鄭挺高唱起“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特務們頓時驚慌失措，便開槍射出了罪惡的子彈。槍聲響過，鄭挺倒下了，但他那《國際歌》的歌聲仍然在難友們的耳邊久久迴盪。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