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復他

鄭復他，原名福泰，浙江諸暨城關鄭家人。1918年，諸暨中區完小畢業。1922年，到杭州武林印刷廠當排字工人。1923年冬，參加中國共產黨。1924年初，到上海，在《上海商報》做排字工，並在上海書店兼職，秘密參與發行《嚮導》等進步報刊。1925年2月，任上海印刷工人聯合會總務科長，積極發動上海印刷工人開展反帝鬥爭。8月，參與領導由沈雁冰、陳雲等發動的商務印書館第一次工人大罷工。10月，任中共上海區委閘北部委組織委員。12月，再次領導商務印書館工人大罷工，1926年4月，任中共上海區委委員、上海郵電總工會負責人、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兼上海市總工會執行委員，積極投入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在第一次武裝起義時，因發動發電工人罷工被捕。不久，被選為上海總工會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1927年1月，參加上海總工會主席團。2月10日，在參加總工會會議時又遭逮捕。經營救後獲釋，繼續參與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武裝起義勝利後，任上海市政總工會委員長，領導會員近15萬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遭通緝。

1927年4月22日，鄭復他以上海地區代表身份，赴漢口出席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四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並在第四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閉幕式上作了題為《反對法西斯主義及對法西斯工會鬥爭決議案》的報告，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四屆執行委員、常務委員。7月，返回上海，參加中共江蘇省委工作，負責職工部，後改任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11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在黨和工會組織不斷遭到破壞，大批共產黨和工人領袖屢遭殺害的惡劣環境中，他勇敢地挑起上海市 委總工會 員長之重任，為保存和積蓄革命力量，鞏固和發展工會組織，進行了艱苦的鬥爭。1928年2月11日，由於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在獄中給妻子陳毓秀的信中説：“我的心很鎮靜”、“現在的世界，坐牢本不算什麼，就是槍斃，也是很平常的事”，表明了自己隨時準備犧牲的決心。6月6日，與陳喬年、許白昊等在上海楓林橋畔英勇就義。犧牲前夕，在莫斯科召開的赤色職工第四次國際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執行委員。 ^[3] 

1922年，鄭復他經同學介紹去杭州武林印刷所當排字工人。當時，杭州印刷工人運動在徐梅坤等的領導下，已經興起，發起了紀念五一節的活動，鄭復他開始受到革命的薰陶。1923年春，中共杭州支部派共產黨員幫助武林、弘文印刷所和全浙公報的排字工人，建立了杭州印刷工人俱樂部，運用這一合法的組織形式，加強對工人羣眾的革命教育，擴大黨在工人中的影響。鄭復他積極參加俱樂部的各種活動，很快提高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覺悟。不久，他被選為俱樂部的負責人之一。 ^[1] 

1923年冬，鄭復他應徐梅坤之邀去上海商報館排字，同時在黨的革命書刊發行機構——上海書店兼職，秘密發行《嚮導》、《中國青年》等刊物。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 

當時上海印刷業已有相當的規模，存在眾多的羣眾團體，如商務印書館的“勵志會”，中華書局的“同人進德會”、“上海印刷全業公所”等。但它們是代表編輯、技術工人等利益的，對廣大處於社會底層的印刷工人的利益則不聞不問。為了團結廣大的印刷工人，爭取和維護工人的利益，1924年10月，鄭復他根據黨的指示籌備“上海印刷工人聯合會”。經過半年的努力，以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工人為主，於1925年2月25日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聯合會，推選徐梅坤為主任委員，鄭復他為總務，汪沛貞、王景雲、毛齊華等十幾人為委員。上海印刷工人聯合會成立後，鄭復他致力於發展印刷業工會組織，領導印刷工人的革命鬥爭，成為“上海工人最熱烈擁護的一個領袖”。 ^[1] 

1925年5月30日下午，在上海南京路，英帝國主義老閘捕房巡捕悍然向遊行示威的羣眾開槍射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慘案發生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人民開展大規模反帝愛國運動，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鄭復他積極領導印刷業工人蔘加總同盟罷工。他還親自帶領印刷工人，舉起反帝大旗列隊到南京路示威遊行。他號召印刷工人募捐，支援五卅慘案中死難的烈士家屬及其罷工工人。 ^[1] 

鄭復他還經常深入印刷車間，宣傳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發展工會組織。當時，商務印書館資本家壓迫工人非常殘酷，規定工人上廁所要領牌子，否則就不能上。鄭復他到商務印書館後，就用這些非常通俗易懂的道理和事例啓發工人，號召工人組織起來同資本家做鬥爭。他對工人説：“工人要自由，就要有自己的工會組織。”在他的領導下，1925年6月21日商務印刷所工會宣佈成立。 ^[1] 

五卅運動促進了工人階級的大團結，印刷業各工會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鄭復他倡議成立“印刷總工會”，很快得到各工會的響應。1925年8月26日，印刷總工會正式成立，鄭復他任總務長。印刷總工會是上海第一個產業總工會，後來成為上海總工會領導下的七大工會之一。 ^[1] 

1926年10月，鄭復他任中共上海區委閘北部委組織委員，與部委書記宣中華密切配合，一起領導閘北華界的革命鬥爭。同年冬，鄭復他參與領導了商務印書館職工的第二次大罷工並取得了勝利。 ^[1] 

1926年4月，鄭復他任中共上海區委委員，不久改任候補委員併兼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工農委員會委員。9月，中共上海區委派他任上海總工會所屬的郵電總工會負責人。當時，中共上海區委為配合北伐軍進軍上海，推翻軍閥統治，根據中央軍委指示，組織了上海軍事委員會，決定領導上海工人舉行武裝起義。10月15日，鄭復他參加了上海區委會全體會議，共同研究了全市的鬥爭，接受了區委佈置的暴動任務。24日，他發動郵電工人蔘加了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裝起義；因起義失敗被捕，在黨組織的營救下獲釋。繼之，上海總工會改選，他被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1927年2月10日，為籌備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與汪壽華等工會領導人在楊樹浦榆林路開會時被捕，上海軍事當局定他為死刑，後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的多方營救下獲釋。出獄後，鄭復他馬上投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和市政總工會的籌建工作。在第二次全市總同盟罷工及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時，鄭復他領導市政、水、郵、電各業工人職工，佔領了電話、電報局，實行停電、停車、斷水等有效措施，配合鬥爭。 ^[1] 

1927年3月29日，上海市政總工會成立，鄭復他被選為委員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遇難，鄭復他被登報懸賞通緝。但他不顧個人安危，堅持鬥爭。4月下旬，他作為上海地區的代表之一，赴漢口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接着又參加了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這次勞動大會上，他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常委。會後，鄭復他回到上海。這時上海總工會已被敵人破壞，鄭復他參加中共江蘇省委工作，任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與許白昊一道領導恢復上海總工會，並被推選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不久，中共江蘇省委改組，鄭復他又被選為省委常委。在中共江蘇省委的指導下，他領導了多次經濟鬥爭大罷工。有的罷工規模達萬人以上。 ^[1] 

1928年2月17日，上海總工會在新閘路醬園弄召開上海各區工會特派員和產業工會負責人會議，因內奸出賣，鄭復他與許白昊、陳喬年等十餘人一同被捕，關押在龍華監獄。 ^[1] 

在獄中，鄭復他任憑敵人嚴刑拷打，堅持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威武不屈。他知道自己被判處死刑，仍泰然自若。他在3月16日給妻子陳毓秀的信中寫道：“在現在的世界，坐獄本不算什麼，就是槍斃也是很平常的事，本來一個人有生亦有死的，只不過怎樣死活罷了。如果你能認得清，當然不會悲哀的了……”字裏行間充滿着革命的樂觀主義。在獄中，他時刻關懷難友，對革命抱着堅定的信念。5月3日，一批被判徒刑的難友轉去上海漕涇河第二監獄。鄭復他囑咐他們説：“你們到監獄後，要好好學習，好好鍛鍊身體，爭取早日出獄，參加革命。”6月6日，他與陳喬年、許白昊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上海楓林橋畔。 ^[1] 

1991年浙江革命烈士紀念館建成後，陳列了鄭復他的革命事蹟。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前來瞻仰，從他這裏汲取奮進的力量。 ^[1] 

1924年初，到上海，在《上海商報》做排字工，並在上海書店兼職，秘密參與發行《嚮導》等進步報刊。1925年2月，任上海印刷工人聯合會總務科長，積極發動上海印刷工人開展反帝鬥爭。8月，參與領導由沈雁冰、陳雲等發動的商務印書館第一次工人大罷工。10月，任中共上海區委閘北部委組織委員。12月，再次領導商務印書館工人大罷工，1926年4月，任中共上海區委委員、上海郵電總工會負責人、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兼上海市總工會執行委員，積極投入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在第一次武裝起義時，因發動發電工人罷工被捕。不久，被選為上海總工會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1927年1月，參加上海總工會主席團。2月10日，在參加總工會會議時又遭逮捕。經營救後獲釋，繼續參與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武裝起義勝利後，任上海市政總工會委員長，領導會員近15萬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遭通緝。

1927年4月22日，鄭復他以上海地區代表身份，赴漢口出席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四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並在第四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閉幕式上作了題為《反對法西斯主義及對法西斯工會鬥爭決議案》的報告，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四屆執行委員、常務委員。7月，返回上海，參加中共江蘇省委工作，負責職工部，後改任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11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在黨和工會組織不斷遭到破壞，大批共產黨和工人領袖屢遭殺害的惡劣環境中，他勇敢地挑起上海市委總工會員長之重任，為保存和積蓄革命力量，鞏固和發展工會組織，進行了艱苦的鬥爭。1928年2月11日，由於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在獄中給妻子陳毓秀的信中説：“我的心很鎮靜”、“現在的世界，坐牢本不算什麼，就是槍斃，也是很平常的事”，表明了自己隨時準備犧牲的決心。6月1日，與陳喬年、許白昊等在上海楓林橋畔英勇就義。犧牲前夕，在莫斯科召開的赤色職工第四次國際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執行委員。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