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

清咸豐十年（1860年）閏三月十二日，鄭孝胥出生於蘇州胥門，此時蘇州正值太平軍控制之下，當時父親鄭守廉正攜眷避兵吳下。鄭孝胥生未逾月，鄭守廉便率全家回到福建老家，自己仍入京供職。年幼的鄭孝胥主要跟從叔祖鄭世恭學習。 ^[1]  鄭世恭一代名士，長年擔任教席，學識淵博。鄭孝胥年四歲即入塾，從鄭世恭授《爾雅》。鄭孝胥除七歲進京侍父，至年十七返鄉習舉業這一段時間外，童年和青年大多是在福建家中度過的。十七歲時父鄭守廉逝於北京，旋歸裏從叔祖習舉業。鄭孝胥所作制舉文，鄭世恭都詳加指點。

閩中人士同氣相求，對鄉土之誼非常看重。鄭孝胥處於“閩才獨盛”的時代，這些在中國政壇、文壇具有舉足輕重的人物的薦舉和標榜對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沈葆楨即曾經聘請鄭孝胥為他的幕僚。鄭孝胥叔祖鄭世恭與沈葆楨有交誼，鄭孝胥代鄭世恭擬沈文肅祠聯有“入山猶近故人祠”句，鄭孝胥挽鄭世恭詩又有“知己配文肅”的説法，説明沈葆楨對於鄭世恭這位閩中名士曾傾心交納。沈葆楨對鄭孝胥頗為賞識，鄭孝胥也自居解人。鄭孝胥入沈葆楨幕時間不長，其詳情由於日記不詳，也不得而知，但沈葆楨對鄭孝胥的影響仍然不可低估。鄭孝胥除經常與叔祖鄭世恭談文論道以外，也時時聽從林壽圖的教誨。林壽圖在閩中掌教席多年，鄭孝胥等人蒙其教誨，在詩歌方面也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2] 

光緒五年（1879年）九月，鄭孝胥“娶廬江吳光祿贊誠次女。”此時，吳贊誠署福建巡撫，兼船政大臣。鄭孝胥此時喪父已三年，距中舉尚有三年，因何而成吳贊誠乘龍快婿，其詳已不可得知。值得注意的是，鄭孝胥有過擔任沈葆楨幕僚的經歷。吳贊誠長女嫁給李鴻章四弟李藴章次子李經邦，而李鴻章長兄李瀚章則與吳贊誠同時拔貢。鄭孝胥娶了吳贊誠次女，就意味着他跟當時最煊赫的李氏家族建立了緊密的關係。這令鄭孝胥受用非淺。吳贊誠之子學廉、學莊、學恂都與鄭孝胥往來密切。其中吳學廉，字鑑泉，娶李鴻章六弟李昭慶長女為妻，光緒十六年（1890年）舉人，曾任李鴻章所創辦之金陵製造局總辦、江蘇淮揚道。吳學廉與鄭孝胥交情深厚，鄭孝胥曾受其聘，“授二子讀”。 ^[3]  在以後漫長的歲月中，吳學廉兄弟始終與鄭孝胥保持了密切的聯繫。

光緒八年（1882年），鄭孝胥中福建省鄉試解元。光緒九年（1883年），鄭孝胥赴京會試。由於早有文名，復有解元之榮，鄭孝胥在旅京閩鄉人中頗受矚目。輿論的好評依然如潮。鄭孝胥去拜訪編修楊頤，是鄭守廉舊交。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鄭孝胥居然名落孫山。這一變故對如日中天的鄭孝胥是個沉重的打擊。當年年底，他來至廬江岳家，授讀內弟公子。

光緒十一年（1885年）返里，春闈不偶的陰影讓他滋生了感傷的情緒。不數日，鄭孝胥就在陳寶琛的推薦下，前往天津，入李鴻章幕府。在李鴻章幕鄭孝胥與北洋水師營務處總辦羅豐祿、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嚴復極為投契。光緒十二年（1886年）鄭孝胥再赴試，好友中馮煦、沈子封、羅爾顏皆中，而鄭孝胥依然名落孫山。在接下來的鄭孝胥三上春官，但皆不第。 ^[4-5] 

光緒十五年（1889年），鄭孝胥考取了內閣中書，為翁同龢得意門生，以經濟文才，揚名一時。當年秋間，鄭孝胥以中書改官同知，分發江南。 ^[6] 

光緒十六年（1890年），鄭孝胥入北京，充鑲紅旗官學堂教習。對於這一教席，鄭孝胥很不滿意。生平抱負無從施展，令鄭孝胥非常苦悶。官學教習對他來説，實在是遠遠不能滿足的，離京南下。 ^[28] 

光緒十七年（1891年），李鴻章之子、出使日本大臣李經方奏調鄭孝胥東渡，出任駐日使館書記官。四月二十二日，鄭孝胥登舟離滬，途經長崎、馬關、神户，二十九日抵達橫濱。抵達不數日，李經方就與鄭孝胥“商發奏調之折”。李經方對鄭孝胥頗為倚重。他以為當時在日本使館中諸人，呂增祥事務繁忙，而其他各人都系文人，不諳公務，惟有鄭孝胥可堪相助。李鴻章在致李經方信中，也盛稱鄭孝胥“文筆入古，人且清挺”。 ^[7]  鄭孝胥此前己以經濟文才見稱，到日本後，很注意瞭解日本風土人情、人文歷史。他或借或購得《外交餘勢斷腸記》《明治時勢史》《明治開化史》《通議》《政紀》《江户政記》《新策》《讀史贅議》還有日本輿圖等各種日本書籍，對於日本著名學者賴襄子成、勝安芳等人的著作，尤其潛心研讀。

鄭孝胥在日本亦留心西洋之學。他請了英語教習，學習英語，同時購買西洋書冊，在同僚幫助下閲讀。在擔任書記和築地領事期間，鄭孝胥主要是幫助李經方處理公文，甚至經常替李經方捉刀與日本文人進行詩歌唱酬。這些活動使鄭孝胥得以間接接觸到日本的政治文化界精英人物，如日本亞細亞協會會長長岡護美，以及後來權傾日本朝野的伊藤博文。在擔任神户理事之後，鄭孝胥獨當一面，事務漸顯繁忙，其中主要是處理華人在日本產生的民事糾紛。其次鄭孝胥與日人直接交涉的活動也大大增多。在這些交涉中，鄭孝胥表現出了過人的辦事才華。

光緒二十年（1894年）五月，因為內弟博泉為他捐了江蘇同知，他提出辭呈，李經方當即挽留。當時汪鳳藻曾有一份奏章上陳，請求清政府保留鄭孝胥在日本的神户大阪理事一職，以處理非常形勢下的棘手問題。當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長期的外交生涯練就了鄭孝胥的政治敏鋭力。由於工作的關係，鄭孝胥對日本的態度逐漸由蔑視轉為了重視。尤其是日本在朝鮮問題上野心逐漸外露的緊要關頭，鄭孝胥對日本局勢格外加以關注。同年夏，朝鮮東學黨起義的爆發後，清政府應朝鮮政府請求出兵朝鮮，與此同時，蓄謀己久的日本立即依據此前訂立的《天津會議專條》，派兵進駐漢城，形成軍事優勢。鄭孝胥對此情形深感憂慮，認為“朝鮮亂益熾，香港疫轉盛，皆非佳象”。 ^[8]  對於媾和的樂觀預測，鄭孝胥深表懷疑。7月25日，日本軍艦在豐島海面突襲我運兵船，戰爭正式爆發。三天後，鄭孝胥從報上了解了這一內容。不久，鄭孝胥隨李經方下旗歸國，但對戰事仍然非常關注。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3月，李鴻章赴日本同伊藤博文等人商討議和條約。四月，《馬關條約》內容傳回國內，舉國譁然，羣情激奮。國內要求廢約再戰的聲音高漲，鄭孝胥亦在此列。對於朝廷割讓台灣給日本，鄭孝胥也深感痛心疾首。他曾想與友人一同東渡台灣，抗敵守土，後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只能空嘆“恨吾無力助之” ^[27]  。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鄭孝胥還曾以張之洞保舉，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因戊戌六君子遇害，告假南歸。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閩中閩中疫病盛行。鄭孝胥兄孝思與子友荃相繼猝逝。未幾，長兄孝穎自沉於河。鄭孝胥即賃屋迎兩兄眷口至鄂署中。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鄭孝胥隨同岑春煊前往廣西，岑春煊奏請鄭孝胥派充川省商礦大臣。光緒三十年（1904年），孟森“奮然浮海來遊”，鄭孝胥聘以記室，二人成莫逆之交。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他發起成立上海預備立憲公會並任會長。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創辦日輝織呢廠，擔任中國公學監督，又受兩江總督端方延請，"襄理軍事外交一切要政"。 ^[30] 

宣統元年（1909年），鄭孝胥赴奉天，為東三省總督錫良籌劃錦璦鐵路及壺蘆島築港事宜。

宣統三年（1911年）6月，鄭孝胥獲授湖南布政使。 ^[29]  同年8月，以釐定外省官制，為湖廣總督瑞澂派進京備諮詢。10月，武昌兵變，鄭孝胥著迅速回任，停經上海，未再赴湘。 ^[28]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鄭孝胥以遺老自居，先有樓在上海，題海藏樓，寓居於此，常與遺老輩相唱和。民國元年（1912年）10月，在宗方小太郎和姚賦秋的聯繫介紹下，鄭孝胥和宗社黨人升允相識並迅速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

鄭孝胥和宗社黨的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等一班前清勳貴都有來往。民國五年（1916年）9月，鄭孝胥曾“寫詩二首以寄恭邸（溥偉）”。 ^[16]  民國六年（1917年），在“丁巳復辟”失敗以後，溥偉想請鄭孝胥去青島共謀復辟之事，鄭孝胥“以張勳新敗，北京事無可為，且靜觀其變”。 ^[17]  為由拒絕了溥偉的邀請，而姚賦秋更是認為鄭孝胥“黨於恭王”。 ^[18]  同樣的，肅親王善耆在“丁巳復辟”失敗之後，也有“招復闢失敗諸人皆往旅順”的想法，鄭孝胥亦在其列，而鄭孝胥同樣沒有前往。

民國十二年（1923年），鄭孝胥的復辟活動所表現出來的對前清政府的衷心引起了遜帝溥儀的注意，同年胡嗣瑗由上海奔赴北京覲見溥儀，溥儀向其問起鄭孝胥：“曾見鄭孝胥否”，“鄭年幾何？”8月，鄭孝胥奉詔入京覲見，這次讓鄭孝胥給溥儀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鄭孝胥殊不老。聞其言論，使我氣壯。”並且給予鄭孝胥很高的評價：“吾目中未嘗見如此人，惜不能常見之耳。” ^[19]  在鄭孝胥離京返滬之後，溥儀還要求其師傅陳寶琛代其修書給鄭孝胥，“任重致遠，舍是莫屬。近正整頓家居，於左右舉無所信，欲待來商榷倚辦，且意足下之必來。” ^[20]  民國十三年（1924年）2月，鄭孝胥奉旨入京，被封為內務府大臣一職，委以全權，值此鄭孝胥正式進入復辟中心。

民國十四年（1925年）2月，鄭孝胥入津重新回到溥儀身邊，並被授以“駐津顧問兼總務處任事”一職，再次獲得溥儀的信任，使鄭孝胥能夠再實現其復辟的願望。在天津時，溥儀同日本各方都有來往，如政府、陸軍軍部以及黑龍會等等。由於鄭孝胥是溥儀身邊的重要人物，所以和這些人和組織也都有很多的交往，但鄭孝胥在一開始並沒有將日本作為唯一的依靠，鄭氏所主張的是列國共管。對於那些願意幫助復辟的國家，應該給予特權，民國十六年（1927年）6月10日天津報紙上登載的一篇《英人提倡共管中國》的文章以及當時國民政府的亂象，讓鄭孝胥看到了“列強共管”的可能性和復辟成功的希望。 ^[21-22] 

隨着北伐戰爭的進行和南京國民政府逐漸統一全國，中國政局走向逐漸明朗。日本軍部對於中國的政策也是較為激進的。由於日本軍部和日本外交機關在對中政策的不一致，也使得意欲復辟的前清遺老們分為兩派，鄭孝胥在初期更多的是想借助日本外交機關的力量的，但是很快鄭孝胥就選擇站在日本軍部一邊。 ^[23] 

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驅逐了國民黨在東北的勢力，這讓鄭孝胥看到了清朝復辟的希望。 ^[24]  在知曉日軍發動戰爭而不知戰果的情形下，鄭孝胥依然要派劉驤業和自己的兒子鄭垂去大連。但是在知曉羅振玉的意圖之後又勸溥儀不要妄動，以阻止羅振玉在此次事件中取得更大的功勞。然而，在11月7日和8日，溥儀分別收到了藏在水果籃裏的炸彈和恐嚇信及威脅電話，這使得鄭孝胥和溥儀感到很是不安。 ^[25-26]  加之隨後由土肥原賢二策劃的“天津事件”，使溥儀等人所處的環境更加“兇險”，也讓之前持反對聲音的陳寶琛、胡嗣瑗等人也改變了態度；故而鄭孝胥和溥儀一同離津去往東北。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偽滿洲國建立，鄭孝胥任國務總理兼陸軍大臣和文教部總長。同年，國聯為調查九一八事變，派李頓調查團進入東北調研，國聯的舉動被鄭孝胥認為是實現列強共管的最佳時機，“國民黨請他們來調查，想請他們幫忙對付日本，其實他們不對付日本的。他們關心的一是門户開放、機會均等，二是對付赤俄”。 ^[40]  同年9月，鄭孝胥與日本關東軍代表武藤信義簽定日滿議定書，承認日本在滿洲國的特殊地位與駐軍權。在偽滿任職後，舊時朋輩，如陳衍、昌廣生等，都和鄭孝胥絕交。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2月24日，國聯大會以24票贊成，日本1票反對，通過了《李頓調查團報告》的決議，重申不承認偽滿洲國。國聯這種態度更是讓鄭孝胥認定“三共論”無疑是正確的，國際共管“滿洲國”指日可待。然而，讓鄭孝胥沒有想到的是，日本拒不服從報告團的決議，直接撕毀調查報告書，宣佈退出國聯，鄭孝胥“列強共管”的夢想徹底破滅。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溥儀稱帝后，鄭孝胥任國務總理大臣。其實，在偽滿洲國裏，無論溥儀、鄭孝胥還是下層官員不僅毫無實權可言，在待遇和薪俸上也遠不及日本官員，並且常受日本官員欺壓，言行受日本嚴格監控。鄭氏曾向日人感嘆道:“滿日誠合作矣”，“跡癒合，神愈離”，力圖改進卻毫無辦法。 ^[39] 

1935年5月21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以鄭孝胥“倦勤思退”需要養老為名，另換了一個對主子更為忠順的張景惠接替了他。但為了掩蓋矛盾，鄭孝胥下台後，仍被賜給“前官禮遇”。1936年1月，鄭移居長春柳條路自築的新宅，創辦“王道書院”。同年底，日本帝國還贈他“勳一等旭日大綬章”。

1938年3月6日，鄭孝胥在“王道書院”公開演講後，突患腸疾，於3月28日死於長春。 ^[42] 

鄭孝胥因晚年淪為漢奸而遭世人唾棄，但僅就詩歌成就而論，仍是近代詩壇所不可迴避的人物。 ^[43] 

鄭孝胥與陳衍都是閩派詩的首領。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在北京時，與陳衍標榜“同光體”。陳衍論道光以來詩，區分為“清蒼幽峭”、“生澀奧衍”兩派，把鄭孝胥列在清末前一派之首。鄭孝胥詩學古趨向，在於謝靈運、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陳與義、姜夔、元好問諸家，它特點是意度簡穆，韻味淡遠，造語生峭，往往清言見骨。其代表作為《海藏樓雜詩》，名句如“亂峯出沒爭初日，殘雪高低帶數州”《泰安道中》、“楚澤混茫方入夏，暮雲□□忽連山”《渡江會議商約歸得上海書》等。當時影響較廣，但後輩往往是“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石遺室詩話》。

李宣龔、周達號稱傳鄭孝胥的詩學衣缽。林庚白指出“孝胥詩情感多虛偽”《麗白樓詩話》上編。著有《海藏樓詩集》13卷。

在書法方面，起初鄭孝胥以帖學為主要方式，以顏柳為主要學習方向，同時受到館閣體書法的深刻影響，在其29歲的時候，被朝廷委任為內閣中書官員，在書法方面師從翁同龢，同時另闢蹊徑不斷拓展筆路，博採錢灃、何紹基等大家之所長。其後間習歐陽詢、柳公權、蘇東坡諸家，參以六朝碑刻的筆意，在結體上，將魏碑的扁勢拉長為縱勢，把魏碑的峭利凌厲、拙率藴藉之勢變成了端重敦實、肅壯雍和之姿。在楷書上鄭孝胥受張裕釗影響很大，楷書《宜園記》其間架結構、用筆，轉折處是從張裕釗楷書而來。鄭孝胥早年亦習篆書，取法泰山刻石、李陽冰，兼學鄧石如、吳讓之、吳昌碩諸家，勻整勁挺。民國後，於大篆、秦詔版、石鼓文、《天發神讖碑》等均有涉獵，但無精研，故未有自家面目。 ^[31] 

自宣統三年（1911年），鄭孝胥選擇在上海隱居開始，並在之後的十多年時間裏，是其學習書法的中期階段，這一階段其書法變化的顯著特點在於博採眾長，謀求多變。在這段時間裏鄭孝胥不僅與李瑞清、沈曾植、陳三立等友人把酒言歡、暢談風雅，他們或為同光體詩歌代表人物，或為書法摯友，暢談書法。同時，其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對周秦漢魏的碑帖進行臨摹，汲取碑帖中精化。其中着重汲取了北碑的精華，其中以《石門銘》《始平公》《楊大眼》等為代表的碑文，臨摹過程中花費的時間、耗費的精力最多。約民國七年（1918年）前後其書法逐漸大成。中期階段，其將北朝造像和北魏石刻進行結合，一改早期館閣體的風格，在筆法方面實現創新性發展，變柔為剛，以婉轉流暢的書寫替代了過去嚴峻古樸的楷書風格。在這一階段，不僅注重於對石刻、碑文的臨摹，鄭孝胥還注重對《蘭亭序》為代表的字帖進行臨摹。 ^[31] 

自民國十三年（1924年）開始，鄭孝胥被任命為內務府重臣，直至最終逝世，該階段為其書法創作的晚期階段。在該階段的前期，即民國十三年（1924年）到之後的七八年的時間內，其在每天午夜就開始研墨練習書法，待練習結束後才開始處理其他事情，並將其居住的住所稱之為“夜起庵”。 ^[31] 

鄭孝胥晚期楷書完全獨出機抒，不落古人窠臼，蓬勃豐茂而又瑰瑋雄奇，蒼勁有力而又沉雄疏朗，這或許就是技術純熟的原因。縱觀其晚期作品，在楷書方面橫肩外聳、折角內收的字形已經形成，橫畫整體左輕右重，豎畫整體呈現懷抱之勢，這是從歐體演化而來的，這充分體現了顏書法中的藴意；捺畫弧度較大，則是從隸書中演化而來。整體而言，其楷書中兼具了碑書的厚重和凝練。張謙縱觀其書法作品指出：“鄭先生作品中早年靈巧略有不足，並無出彩之處；中年雄渾壯麗，遠超同代；晚年瑰瑋雄奇，比肩秦漢。” ^[31] 

（1）篆書

從《鄭孝胥日記》記載來看，在光緒十一年（1886年）年間，曾勤習《説文》，日錄一頁，又曾系統臨習過《石鼓文》《散氏盤》《毛公鼎》等名品。鄭孝胥不志於學術，全無宣揚學問之必要，故而其習篆，志在以書藝為歸，勇於嘗試和突破。他深知篆書之道，並從中獲益不少，有此呼聲，亦不難理解。從鄭孝胥民國十一年（1922年）以大篆所書《孝經》來看，字法取《石鼓》為多，而筆法得益於吳昌碩。他在比較鄧、何、楊、吳四家之後，肯定吳昌碩於篆書“自成宗派”、“獨樹一幟”而“冠絕一時”的地位和成就。 ^[34] 

相對大篆來講，鄭孝胥於小篆着力尤多。他選擇秦詔版和《大三公山》以活其筆法神氣，尤以浸淫《大三公山》為多。《大三公山》，即聞名天下的《祀三公山碑》， ^[32]  字體在篆隸之間，鄭孝胥論其“以作篆筆勢為之者”，主要是指字法而言。因為該碑筆法由秦篆的圓轉一變為漢隸之方折，翁方綱視其為“兼篆之古隸” ^[33]  。鄭孝胥習此碑，是取該碑篆法隸筆之意，且重在字法。鄭孝胥對漢篆的學習，重在去秦篆滑俗之弊，而造漢篆變化之端。鄭孝胥對漢篆情有獨鍾，除了《祀三公山碑》外，他對《王莽量銘》和《天發神讖碑》亦下了很大功夫。 ^[34] 

（2）隸書

鄭孝胥對隸書筆法亦曾論述道：隸書先要橫平豎直，乃可漸入；鋪毫轉筆，則神智自生。 ^[35]  隸書筆法主張“鋪毫”。“四面圓足”，即“駿發滿足”，欲達此境，必須使“毫平鋪於紙上”。“鋪”，有拖的意味，鋪筆，即拖筆，但並非隨手而拖，而有其力度在。所以，作書欲“萬毫齊力”，非鋪毫無以所至。“大筆寫小字”，再施以鋪毫之法，則易於“瀉意”，是鄭孝胥的一貫主張，所以，鄭孝胥對“鋪毫”之法非常重視 ^[36]  。

鄭孝胥對日本的輕視，從他對日人森大來的態度中得到鮮明的體現。森大來有題《雞林詩選》絕句八首，其中一首雲：“乾嘉詩格已頹殘，降及鹹同不耐觀。如此中原無愧否，遼東屬國舊衣冠。”其論詩本屬一家之言，也不無的見，然而言語中充溢着的挑釁意味讓鄭孝胥忍無可忍，他讀後立即寫了一封信寄給森大來，信中嬉笑怒罵，極盡嘲諷之能事。鄭孝胥諄諄以敦厚勸戒，而自己的反唇相譏，於敦厚之旨，卻殊未能躬行。 ^[12] 

鄭孝胥是溥儀回憶錄裏出現較多的人物，溥儀回憶：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動輒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鑑》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他説話時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13] 

高祖妣：何玉瑛，有詩集《疏影軒遺草》二卷。

曾祖父：鄭鵬程。 ^[14] 

祖父：鄭世倌。 ^[14] 

叔祖：鄭世祺。

叔祖：鄭世恭。 ^[1] 

父親：鄭守廉。

母親：林氏，鄭守廉繼室。

兄長：鄭孝潁。

兄長：鄭孝思。

弟弟：鄭孝檉，字稚辛，近現代詩人。 ^[15] 

妻子：吳氏，1928年初病逝。

2023年5月，根據《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其代表作不準出境。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