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伯奇

原名鄭隆謹，字伯奇，1895年生於西安長安，幼年家貧。15歲加入中國同盟會，一年後參加辛亥革命。1917年赴日本先後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帝國大學。1919年參加同盟會，1920年在《少年中國》1卷9期發表第一首詩作《別後》。次年加入創造社。1926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哲學科。同年回國，執教於廣州中山大學，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7年，他來到上海，開始從事文藝工作，主編或參與編輯的刊物有“創造月刊”、“北斗”、“新小説”等。

鄭伯奇(1895.06.11～1979.01.25)，原名鄭隆謹，字伯奇，筆名東山、虛舟、何大白、方鈞、鄭君平、席耐芳、華尚文、樂遊等。

1895年農曆五月十九日生於陝西省長安縣瓜洲堡村。中國電影劇作家、小説家、文藝理論家，左翼文學運動開創者之一。幼年家貧，小學畢業後考入陝西省會農業學堂；15歲加入同盟會，16歲參加辛亥革命。其後以公費入南京民國大學政治專修科，後轉上海震旦大學初級預備班讀書。1917年去日本，先後就學於第一高等學校(東京)留學生預備班、第三高等學校(京都)、京都帝國大學。1921年在日本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田漢發起成立創造社。1926年回國，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並在黃埔軍官學校任政治教官兼入伍生部政治教官。1927年在上海從事革命文藝工作。

1929年，與夏衍、阿英、沈西苓、馮乃超等發起成立上海藝術劇社，並任社長。1930年2月，當選為左翼作家聯盟常務理事，同年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1932年，任職於良友圖書公司，並與夏衍、阿英一起進明星影片公司，任顧問和編劇，與阿英等合作或改編《鹽潮》(1933)、《泰山鴻毛》(1933)、《時代的兒女》(1933)、《華山豔史》(1934)、《到西北去》(1934)、《女兒經》(1934)等電影劇本。其間，用鄭君平、鄭平子、席耐芳等筆名，在上海《晨報》的《每日電影》副刊、《藝術》月刊、《戲劇時代》月刊、《沙崙》月刊等刊物上，發表《中國戲劇運動的進路》、《戲文學的通俗化問題》等戲劇、電影批評與理論文章；與黃子布(夏衍)合作翻譯蘇聯V．I．普多夫金的《電影腳本論》和《電影導演論》，單獨翻譯狄莫辛柯的《電影結構論》等理論著作，主編《電影畫報》等刊物。30年代撰寫的部分文章，收入《戲劇論文集》(1930)、《兩棲集》(1937)中。除戲劇、電影理論的研究寫作外，他還積極進行戲劇實踐。1933年戲劇協社在上海上演蘇聯劇本《怒吼吧，中國!》，與黃子布、孫師毅、沈西苓任導演；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又與夏衍、張庚、孫師毅等人創作整理三幕劇《保衞盧溝橋》，8月7日在上海公演，激起強烈反響。抗日戰爭時期，曾在重慶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1943年冬回西安，1944年起任教於陝西省師範專科學校，1945年曾主編《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的副刊《每週文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西北大學教授；1950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西北文聯副主席。1951～1952年創作秦腔劇本《血訓圖》和《史惠貞勸夫》，曾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副主席等。他還創作有小説劇本集《抗爭》《軌道》《哈爾濱的暗影》，短篇小説集《打火機》，散文集《參差集》，回憶錄《創造社及其他》等文學作品；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三集》。

中國電影劇作家，小説家，文藝理論者，左翼文學運動開創者之一。

1929年，曾任上海藝術劇社社長，這一時期，他創作了獨幕劇《抗爭》被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1932年他與夏衍，阿英一起進入明星影片公司，擔任編劇，他與阿英等合作或改編《鹽潮》《泰山鴻毛》《時代的兒女》《華山豔史》《到西北去》《女兒經（1934）》等電影劇本。還用鄭君平、鄭平子、席耐芳等筆名在上海《晨報》的“每日電影”副刊上發表電影批評與理論文章，被稱為“十五員大將”之一。他與黃子布（夏衍）分別翻譯了蘇聯普多夫金的《電影腳本論》和《電影導演論》，單獨翻譯了蘇聯狄莫辛柯的《電影結構論》，他還將其它國家的優秀影片介紹給中國觀眾。抗戰爆發後，到西安編輯《救亡週刊》。隔年到重慶，任職於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1943年冬回西安任陝西師範專科學校教授。1945年為《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主編劇刊《每週文藝》。1946年出版《參差集》。解放後歷任西北大學教授、西北文聯副主席、作協西安分會副主席，並寫作評論和回憶錄。其中回憶創造社的文章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後結集為《憶創造社及其他》。1951—1952年創作秦腔劇本《血訓圖》和《史惠珍勸夫》，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作品集《鄭伯奇文集》。1979年1月去世。

《抗爭》(話劇、短篇小説合集)1928，創造社

《軌道》(戲曲集)1930，啓智

《寬城子大將》(中篇小説)1932，良友

《打火機》(短篇小説集)1939，良友

《兩棲集》(文藝理論集)1937，良友

《牆頭小説集》(短篇小説集)1937，千秋

《哈爾濱的暗影》(話劇)1941，上雜

《參差集》(散文、譯文合集)1945，大陸圖書雜誌出版公司

《憶創造社及其他》(回憶錄)1982，香港三聯

鄭伯奇是創造社的元老、左聯領導人之一，留日期間，他發起成立了創造社，後又在上海發起並籌辦左聯作家聯盟。1944年，鄭伯奇出任陝西省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科主任，成為今天的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首任系主任，也是該校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奠基人。正如陝西師範大學副校長任曉偉所説，鄭伯奇先生的一生身處跌宕而充滿歷史劇變的環境中，既參加過舊民主主義革命，又大力推進了五四文學、左翼文學、抗戰文學和新中國文學的建設和發展。 ^[1] 

胡宗南撤離西安的前三天，曾派專人去甜水井鄭伯奇家，通知鄭先生準備跟胡一起走。鄭伯奇生性內向，既不敢公然抗爭，又不甘心做蔣王朝的殉葬品，更何況其時鄭夫人朱文敏健在，身邊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拋棄妻小兒女之事，實鄭先生所不為，於是採取迂迴戰術。夫人朱文敏對我説：“鄭先生裝做會親友的樣子，白天躲在外，夜晚回來。”倘晝夜匿蹤激怒胡宗南，後果堪虞。感謝上蒼，解放軍進軍神速，胡宗南倉皇逃竄，沒來得及逼脅先生，先生始倖免於劫難。

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就讀時，寫過小説《最初之課》展示炎黃子孫的民族自尊。大學畢業歸國，正值上海白色恐怖時期，先生代郭沫若主持創造社工作數年，主編該社雜誌。鄭伯奇年輕時血氣方剛，20年代在上海寫過題為《抗爭》的作品，小説集《打火機》的第一篇小説《香港一夜》，寫中國婦女之命運，情真意切，全篇貫注愛國深情，對青年喻以愛國之理，口言筆論，更是終生不渝。鄭伯奇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常委，為促成“左聯”的成立，先生對籌備工作，不惜餘力。大家熟知，創造社和魯迅打過筆仗。在創造社主要成員中，郭沫若的詩久負盛名，郁達夫的小説成就斐然，成仿吾的理論著名。成仿吾一文中説魯迅是“有閒階級”，魯迅因此題一本雜文為《三閒集》。成君言論激進，行為亦然，在法國加入中共，隨紅軍長征，歷任陝北公學校長、山東大學校長。魯迅與郁達夫有私交，後與郭沫若和解。50年後，鄭伯奇親口對我説：“魯迅對人的認識，極難改觀。”鄭伯奇與夏衍最早合寫電影，1979年鄭逝，夏衍唁電最先。先生不明言，晚輩為先生諱。鄭多次找魯迅溝通。

抗日戰爭開始，先生自滬歸陝。因怕日軍知其曾留學日本，必糾纏無疑。郁達夫流亡東南亞，被逼做翻譯，遭日軍殺害，即其佐證。先生1937年在西安編輯《救亡》週刊。40年代，先生在西安《秦風工商日報》主編《每週文藝》副刊，並且團結了一些愛國青年。青年們意欲成立社團，事先鄭伯奇曾給郭沫若寫信，郭沫若回信説：文學寫作，應圖新。張恨水的寫作，由舊式轉變為新式，林語堂則由新式變更為舊式，青年們寫作，必須樹立新風。尊重郭老的倡導，社團定名為“新風文藝社”，並於1945年7月14日正式成立。新風社的照片上鄭伯奇居中而坐，左右背後三層青年圍繞。鄭先生在新風社成立大會上作了題為《青年文藝工作者的修養》的講話。先生説：青年寫作，第一，要有愛國情懷，這是身為中國人的基本人格，或為人品德；第二，要熱愛生活，情來源於生活，情生必文茂，語言的生命力是書本與生活的融會，上海有位姓穆的作家，寫過作品，後對生活淡漠，遂“江郎才盡”；第三，多學會一種外國語，就是多一隻眼睛，可以眼觀世界。先生在日本數年，自然精通日文。先生還學習法語，充實自己，實為經驗談。新風社成員閻棟材，從晉入陝，寫詩文支持先生編的版面，還在鄭振鐸主編的雜誌上發表作品。閻君對某些成員拿筆墨作為敲門磚，充當鷹犬之徒，呼之為“文藝掮客”。閻君在西安數次被捕，後逃往蘭州，被馬匪割舌殺害。李尤白的文學作品《呂梁山的野牡丹》出版前，鄭伯奇寫序，被當局檢查官抽下，是政治原因阻斷。此後，先生在大學講課，數次提及李君之作，該作藝術上有朝氣，內容以抗日烽火為背景。姚青苗抗日期間在西安主編《駱駝文藝》雜誌，在國內有一定影響。新風社上述成員，代表着西安四十年代文學的業績，鄭伯奇所做的團結工作，是不可忽視的。

鄭伯奇一生收集了大量林則徐的素材，準備寫長篇小説。先生個性謹小慎微，文藝界的制約又較多。40年代，先生寫一位司機偷賣汽油，妻子勸夫從善的小戲，但卻被人上升為“誣衊工人”。

我近年腳後跟痛不着地，先左後右，時輕時重，實老年症。鄭伯奇曾患腳底部神經末梢炎，先生對我説：“走路，雙腳似踩着棉花。”歷史證明，那些説長論短的智者，與先生年齡相同時，其老年弱點盛於先生，或更嬌。歷史對一些人的戲弄，是不受主觀左右的。這些無辜之災，削弱了鄭伯奇的創作情緒。

2019年12月14日，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聯合《新文學史料》雜誌社隆重舉行了“創造人生——紀念鄭伯奇先生逝世四十週年”座談會，二十餘位專家、學者與會。鄭伯奇先生的女兒鄭敏教授，鄭伯奇的學生、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馬家駿先生和榆林學院郭冰廬教授也出席了此次座談會。 ^[1] 

鄭伯奇平時衣冠楚楚，極愛整潔。40年代李尤白在西安街頭路遇先生，先生長髮不修，鬍髭不刮，時值老父初喪，故而鬱鬱寡歡，神志沮喪。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鄭伯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