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

1911年生於江西省興國縣，農民家庭出身。1927年參加農民協會，擔任少先隊長、鄉蘇維埃委員、秘密交通員。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2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吉安縣陂頭第三分校學習，後任紅四軍政治部宣傳隊宣傳員、分隊長。1931年入瑞金紅軍學校上級幹部隊第四期政治班學習。後任紅一方面軍獨立第六師第十六團連政治指導員。1932年7月至10月任江西軍區獨立第六師第一團黨總支書記。1933年3月至6月任紅一方面軍紅二十一軍第六十一師第一八一團政治委員。8月至11月調任粵贛軍區第三軍分區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至4月任紅一軍團補充第一師第三團政治委員。5月至9月任紅三軍團補充第二師、第三師政治委員。8月至10月任江西于都縣補充第八團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保衞央蘇區的歷次反“圍剿”鬥爭。1934 年10月隨軍長征，同月至1935年2月任紅一軍團教導團政治委員。1935年2月至7月任紅一軍團第二師第五團代政治委員。7月至9月任第六團政治委員。9月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第一縱隊第十三大隊政治委員。11月至12月任紅一軍團第十三團政治委員。同年12月至1936年2月任紅一軍團第二師組織科科長。參加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後任紅軍炮兵營營長。後入保安紅軍大學第一期第一科學習。

1937年1月至4月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政治部黨總支書記，4月至8月任抗大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抗大第三期政治部組織科科長。1938年4月後任抗大第四期隊列科科長。1939年7月後任抗大第五期第三分校第一大隊政治委員。1940年任中央軍委後勤部政治部副主任。1943年1月起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直屬政治部主任、聯防軍後勤部政治委員。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參加中共七大。

解放戰爭時期到東北工作。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十四旅第二政治委員。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任東滿軍區後勤部政治委員兼吉南軍分區政治委員（至1947年2月）。1947年5月至12月任東北民主聯軍東滿軍區後勤部部長。同年10月至1948年3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48年3月至4月任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政治部副主任。同年5月至1949年3月任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第四十三軍）政治部主任、縱隊黨委常務委員。參加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後任第四野戰軍駐鄭州辦事處主任。率部參加進軍中南的多次戰鬥。

1949年7月至1952年11月任南昌市市長、中共南昌市委副書記、中共江西省委委員（至1952年10月）。1955年6月至1958年2月任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黨組成員。1958年9月至1960年3月兼任中共廣東省委財貿工作部部長。1963年至1963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財貿委員會第一副主任。1963年1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糧食部副部長、黨組成員。“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1979年6月至1982年3月仍任糧食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後任商業部顧問、黨組成員。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2] 

1989年離休。2006年1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1934年長征時，鄧飛擔任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六團政委，團長是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老紅軍朱水秋。1935年1月攻克遵義城，紅六團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第一個打進了遵義城。遵義會議後，紅軍主力要過金沙江，為了迷惑敵人，紅軍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紅二師師長陳光、政委劉亞樓命令鄧飛、朱水秋帶領紅六團揮師逼近昆明，掩護主力渡金沙江。蕭華在《長征組歌》中有一句歌詞寫道：“兵臨貴陽逼昆明。”“逼昆明”這件事，就是鄧飛、朱水秋乾的。他們做了幾十面紅旗，把隊伍拉得老長，晚上點燃許多篝火，儼然是一支主力部隊。他們一路攻城拔寨。連克敵軍幾座兵站兵庫。鄧飛命令被俘的敵人營長給昆明的上司打電話，説紅軍要打昆明瞭。雲南省主席龍雲接到報告後驚慌失措，連向蔣介石求援增兵昆明。這時，鄧飛接到劉伯承總參謀長的指示，紅軍主力已安全渡過金沙江，紅六團佯攻昆明任務完成，立即趕往金沙江，與主力部隊會合。

鄧飛讓戰士們找來10多匹馬給輕傷員騎，重傷員安置在老鄉家。紅六團一天一夜急行軍180多里。為了防止夜間打瞌睡，鄧飛讓戰士們用手指甲掐眼皮，説掐痛了準不打瞌睡。與主力匯合後，劉伯承問鄧飛，這次傷亡有多少？鄧飛説，僅僅減員30人。劉伯承高興地説，你們勝利完成了艱鉅而光榮的任務，中央軍委對你們給予嘉獎，立即傳達下去，直到各個連隊。紅六團全體官兵為此歡欣鼓舞。 ^[4] 

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經毛澤東提議，周恩來同意，中共中央在苟壩正式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負責指揮軍事。“三人小組”成立後，於3月12日作出決定，命令紅軍主力迅速由遵義地區轉移到仁懷東南地區，進逼黔軍王家烈主力，以尋求對周渾元、吳奇偉縱隊作戰。然而，王家烈為保存實力退避不戰，周渾元退至魯班場，構築工事，死守不出。面對危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斷然決定，先發制敵，出其不意，揮師西南，集中優勢兵力，向敵主力發起進攻，以打亂敵軍的部署，再挫其鋭氣，使我軍爭取戰略主動，迅速擺脱重圍，以尋新的戰機。軍委於3月14日命令各軍團立即向魯班場靠近，迅速作好攻打魯班場的戰鬥準備，並派工兵部隊先期到達茅台渡口，奪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點。

魯班場位於仁懷縣西南，是一個東西北三面環山的小鎮子，地形比較複雜，東有海拔1400多米高的摩天嶺，西有突兀的馬鞍山，北部是起伏的山脈，南面是數公里長的山間開闊地。下場口兩山對峙，形成鉗口狀，地形險要，易守難攻。3月15日，天剛矇矇亮，紅軍各主力部隊先後進入指定地點。鄧飛所在的紅一軍團第2師第6團和紅三軍團的一個團進入魯班場西北的冠英、團標寺、雙魁田等地。紅軍以重兵分別從東南、西南、東北三面，團團圍住魯班場守敵周渾元部第5、第13、第93師共8個團的兵力。 周渾元縱隊的指揮所設在鎮內的一家店鋪內。從戰場地形看，對敵人有利。周渾元的3個師比紅軍早4天趕到這裏，一到魯班場就佔據了有利地形，修築了幾十座碉堡及其它工事，守備森嚴。鄧飛率領的第6團所在的陣地前面是一塊方圓一公里多的開闊地。開闊地北端便是敵陣地前沿，有幾座碉堡封鎖這一帶，對紅軍進攻非常不利。鄧飛與朱水秋團長商量，決定由他先到敵陣地附近偵察情況，以便更好地確定攻擊路線，佈置戰鬥任務。鄧飛孤身一人悄悄地穿過茂密的樹林，迂迴到敵陣地側面約100米的地方，詳細地觀察敵軍陣地。他沒用望遠鏡就清楚地看到，敵碉堡都是用圓木圍成的，露出地面有兩米多高，地下面還埋着一部分，看上去很堅固。碉堡前還埋了許多大木樁，木樁與木樁之間纏滿了葛藤、荊條，好像一道道鐵絲網攔在那裏。鄧飛當時暗自思量：我們幾乎沒有大炮和炸藥，這樣的地形及堅固的堡壘，敵守我攻，僅靠我們手中的輕、重機槍和步槍是很難攻下的。根據偵察得出的判斷是：這次戰鬥只能巧取，不能強攻。否則，不但攻不下來，還要造成很大傷亡。另外，鄧飛一直在思考，中革軍委在戰前就已派部隊到赤水河上游佔領茅台渡口並架設浮橋，這説明部隊要準備第三次過河。既然想走，這一仗的目的就不是死打硬拼，而是要狠狠地壓一下敵人的進攻勢頭，打亂敵人的部署，以便部隊轉移。鄧飛和朱團長在佈置戰鬥任務時，沒有下死命令讓指戰員們強打硬攻，而是制定了“利用敵碉堡的射擊死角，以小部隊分批接近敵陣地，儘量殺傷敵人，造成對敵威脅，待機攻克敵堡壘”的戰鬥方案。

約上午10時，總攻的槍聲打響了。剎那間，魯班場周圍的山坡上槍聲齊鳴，喊殺聲震天動地。敵人摸不清紅軍的底細，嚇得躲在工事和碉堡裏拼命地射擊。鄧飛的第6團即按部署派出突擊隊，利用敵碉堡的射擊死角和周圍的樹木作掩護，多次接近敵前沿陣地，有效地殺傷了一部分敵人，給敵軍造成很大的威脅。但由於敵阻擊火力很猛，碉堡之間火力交叉掩護，使鄧飛部隊一直未能找到機會攻克堡壘。戰鬥進行到下午6時，周圍的幾個山頭聯合發起攻勢，戰鬥打得十分激烈。傍晚，蔣介石擔心他的主力被殲，急調飛機來支援周渾元部。這時，中共中央、毛澤東見戰略目的已經達到，遂下令各軍團主力撤出戰鬥。除留少數部隊原地待命外，其它紅軍主力連夜按計劃向茅台渡口轉移。鄧飛的第6團奉命原地監視敵人。

大部隊撤出戰鬥後，敵人摸不清虛實，蹲在碉堡和工事裏，一動不動。他們不知紅軍是真撤還是假撤，是轉移還是“調虎離山”，怕紅軍“回馬一槍”吃掉他們，所以不敢輕舉妄動。第二天清晨，幹部團團長陳賡率部隊來接應第6團的警戒。鄧飛發現敵人仍毫無動靜，遂按原定計劃，下令全團抄魯班場西側的山間小路，經文昌閣，迅速向茅台方向疾進。下午3時多，部隊開始接近茅台渡口，同軍團主力匯合。攻打魯班場時，軍委派去的工兵營和幹部隊順利地佔領了渡口，並在赤水河上搶架了兩座浮橋。之後順利三渡赤水。紅軍順利地跳出了國民黨軍的包圍圈，揮師向西，進軍雲南，搶渡金沙江，為紅軍北上抗日創造了有利條件。 ^[5] 

1949年5月，鄧飛已是第四野戰軍第四十三軍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他率領部隊進入江西，後接到命令，調地方工作，擔任南昌市市長。鄧飛説，20年前剛參加紅軍盼着打南昌，只是想逛一逛省城。沒想到20年後，我這個農民出身的紅軍戰士竟然當上了南昌市的市長。

有一天，鄧飛説要去逛一逛街。警衞員聽説首長要外出，急忙去派車。鄧飛説，不用，我只是陪戰友一塊兒逛一逛。戰士不知道，鄧飛説的戰友，就是當年和他一起參加紅軍的那幾位老鄉。他們都早已犧牲了，不可能再來逛省城了。鄧飛上街，只是為了實現他們生前的願望，代他們走一走、看一看。後來鄧飛回興國老家，就捎了一點南昌特產，去那幾位犧牲的戰友家裏，看望他們年邁的父母。鄧飛説，你們的兒子都為革命犧牲了，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就是你們的兒子。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是鄧飛擔任南昌市市長的時候建立起來的。1952年，鄧飛到北京開會。周恩來對他説，南昌起義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八月一日是人民軍隊的建軍日，許多老同志提出，要建一個紀念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回到南昌後，鄧飛組織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自己擔任組長，開始徵集南昌起義的史料、文物，並將南昌起義指揮部舊址——江西大旅社作為南昌起義紀念館，後來陳列對外開放，供人們參觀。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