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隆

本姓仲，為鄧姓收養。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解元，次年中進士。歷任四川新都知縣，南充知府等。辛亥革命後任甘肅省議員、參事，又任職官銀號、戒煙總局、印花税處、造幣廠、推運局及夏河縣長等，多致力於實業、救濟和宗教社團事業。1929年參與《甘肅通志》的纂修，民族、宗教等稿多出其手。

光緒三十三年任重慶香國寺厘金分卡委員。時重慶為通商口岸，駐有五國領事，常違約私運貨物，偷税漏税。是年夏秋，鄧查出德領事坐船私運海帶9000餘斤，並違約偷運洋靛油50桶，照章扣留，充公懲罰；並建議封閉私設洋行謙信號，遂杜絕外國領事館從重慶冒運之弊。其後，鄧又勒令英國傳教士陶維義照章完納厘金，維護國家權利與尊嚴，受人稱頌。一次，重慶貨釐局總辦黃俊臣宴請五國領事，鄧隆作陪。德領事與鄧握手，表示敬意，並向其它領事介紹説：“鄧委員熟悉條約，長於交涉，諸君須自愛，勿違約妄為”。後鄧隆任新都知縣，盜不入境，受“傳旨嘉獎”。鄧隆繼任南充知縣，不徇紳士情面。後代理順慶知府。宣統三年春，鄧隆以母喪回故里，時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鄧在蘭州城南置宅名“拙園”居住。 ^[2] 

辛亥革命後，鄧隆參加國民黨，歷任甘肅省議會議員、省參事會參事、省官銀號坐辦、甘肅戒煙總局局長、印花税處處長、造幣廠監督、榷運局局長、夏河縣縣長等職。民國24年後罷官居家，致力於宗教、慈善事業。

鄧隆在甘期間，曾向省臨時議會提出“聯絡官紳、調和漢回”以及“豁免前清積欠錢糧”、“停借公債”、“籌辦城鄉自治”、“查收罌粟地税”、“辦理隴右民報”等提案，建議省府“組織銀行”、“籌辦實業”。民國初年，他先後在甘集資倡辦光明火柴公司、甘肅織呢公司、河源採木公司等實業。鄧隆對故鄉建設及民間疾苦尤為關心。清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元年，河州苦旱，當局賑款救災。後省府以借發為由，要將春耕籽種款1.5萬兩白銀催繳納糧，經鄧隆與地方紳士奔走呈請，省庫始發銀1萬餘兩抵折籽種款，不再追收。對於河州屯田(原軍屯之地)負擔過重和民國初年對災民的額外荷派，鄧隆等人均有呈請減免之議，但未被當局採納。民國17年河州戰事、災荒，人民流離失所，鄧隆同張建等人向蘭州、新疆等地的臨夏同鄉及社會人士募捐，向鄉民發放急賑。翌年初，鄧隆經今康樂、廣河、和政至臨夏、永靖等地，沿途查看災情，發放衣物、錢糧及藥品；春耕時，又在臨夏發放災民籽種、農具和糧食、賑款；並僱人掩埋餓殍露屍，以詩記述時狀。 ^[2] 

抗日戰爭爆發後，甘肅應徵壯丁首批集中於蘭州華林山，發生疫病，缺乏醫療，多有死亡。鄧隆以甘肅佛教會會長身份奔走呼籲，施藥搶救，並親去慰問照料，一連十幾天朝出暮歸，壯丁先後治癒400多人。鄧隆於民國27年1月29日病卒蘭州，享年54歲，葬於韓家坪公墓。 ^[2] 

鄧隆是甘肅近代著名學者，對文學、歷史、地理、水利、民族與宗教均有研究，著作頗豐；對西夏文、藏文、佛經均研究宏深，為甘肅研究西夏文最早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壺廬詩集》四卷、《續集》一卷、《敬恭桑梓錄》二卷、《密宗四上帥傳》四十二卷、《拙園文存》四卷、《密藏問津錄》六卷、《番佛名義》六卷、《藏文註解》一卷、《文字般若集》一卷，參與《甘肅民族誌》、《甘肅宗教志》(均為《甘肅通志》分志)編撰。 ^[2] 

著作有《壺廬詩集》、《拙園文存》、《敬恭桑梓錄》、《左南城考》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