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金娣

1925年7月，參加海員工會舉辦的青年訓練班，並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學習結束後，在海員工會當宣傳員，教唱革命歌曲，宣傳罷工的意義。1926年7月，海員勞動童子團成立，任副團長。10月，參加省港勞動童子團聯合委員會組織的童子團“領袖班”，接受政治和軍事培訓。學習結束後，經常帶領團員們積極進行宣傳、募捐等工作。1927年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後，轉入了地下鬥爭。4月22日，在廣州　德路油欄門一帶散發傳單時，不幸被反動軍警逮捕。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始終沒有屈服。次日即被敵人押往刑場。在路上，她和戰友羅大妹握着一條紅氈，高呼“打倒軍閥！”“革命萬歲！”“工農萬歲！”在刑場上，她高聲説：“工人兄弟們，我們去休息了，當反動派未推翻之前，你們必須繼續我們的工作。中國共產黨萬歲！”犧牲時僅19歲 ^[1]  。

鄧金娣原籍高要，1909年出生於一個水上居民家庭。父母早逝，留下她和祖母弟弟相依為命，生活上除靠在艇上幹活的叔伯們幫助外，主要靠她在香港三角碼頭上當童工補麻袋賺錢來維持。人們稱她為“麻包女”。苦難生活的煎熬，使她自小養成倔強潑辣、愛憎分明的性格。

羅大妹原名羅志羣，番禺人，1908年出生於海員工人家庭，她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母親是家庭婦女。她的大哥羅福是一個海員，在省港大罷工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海員工會辦事處的職員兼工人代表，後在廣州農講所學習畢業，被組織派去開展農民革命運動。二哥羅基是共青團員，海員工會宣傳隊員，“宣傳養成所”第一屆畢業生，後因被叛徒出賣而犧牲。妹妹羅細妹，1926年也參加了共青團。羅大妹自小受着兄長革命思想的薰陶，在幼小的心靈中埋下革命的火種。

1925年6月19日，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爆發後，鄧金娣、羅大妹隨着海員罷工工人從香港來到廣州，分別住在罷工工人宿舍裏。在罷工期間，金娣和大妹進入海員工會工人子弟學校就讀，她們不僅學文化、政治，而且還能聽到海員工人活生生的親身經歷，從而懂得省港罷工的重要意義，為什麼要打倒帝國主義、軍閥的道理。

1925年冬，省港罷工委員會屬下各個工會子弟學校相繼組織了勞動童子團。金娣、大妹都帶頭參加了海員工人子弟學校——勞動童子團，和其他童子團員一起，按照勞動童子團“團結起來，努力工作，勇往直前！”的目標，嚴格要求自己，積極參加各種活動，日間上課，早晚操練，還經常學唱歌，做遊戲，學救護、打旗、賣花、募捐、推銷革命書報刊物等，特別每逢節日、革命紀念日，她們像成人那樣整整齊齊地排列着隊伍，參加大會和大檢閲及示威遊行，並且在場內外幫助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由於鄧金娣、羅大妹積極熱情、敢於宣傳革命道理，堅決擁護共產黨主張，成了青少年的堅定的骨幹。1925年底，兩人都參加了共青團。

鄧金娣、羅大妹又是海員工會宣傳隊成員，常和其他積極分子周秀珠、陳淑英一起，搞好家屬婦女工作，主動把孩子組織起來，協助搞清潔衞生，搞好飯堂秩序，關心家屬疾苦，對有病家屬送飯萊上門，幫助縫縫補補等，深得羣眾的好感。她們結合串連發動，宣傳罷工意義和鬥爭的情況，使家屬們提高認識，自覺支持海員的革命行動。她們四個人還經常帶着凳子、宣傳品，到中央公園、太平南路（現為人民南路）、西關一帶的熱鬧街道進行宣傳，她們把凳子一放，就一邊散發宣傳品，一邊進行演講。鄧金娣雖然文化不高，但她善於詞令，演講時吐詞清楚，熱情奔放，激昂憤慨，很吸引羣眾。她們還以“粵曲”、“白欖”、“小調”等文藝形式揭露帝國主義和軍閥在“五卅”慘案、“沙基”慘案中的罪行，宣揚革命，以喚起民眾的鬥志。由於鄧金娣、羅大妹和另兩名女青年周秀珠、陳淑英工作出色，鬥爭堅決，當時被譽為“四大天王”，成為海員勞動童子團的小領袖。

1926年9月，省港勞動童子團聯合成立後，罷工委員會為了加強培養和訓練骨幹力量，舉辦了一個“領袖班”，分為六個隊：馬克思隊、恩格斯隊、列寧隊、李卜克內西隊、盧森堡隊、孫中山隊，每隊十人左右。學員是從各工會勞動童子團負責人中挑選出來的。鄧，羅兩人是“盧森堡隊”隊員。她倆認真學習政治和軍事技術，每天早晨五時起牀，即跟着隊伍到惠福東路九曜坊廣東省教育會廣場，神采奕奕，參加操練，如學守營、摸營、捉奸細、救傷、射擊等。通過約一個月的集體生活的培訓和分散進行活動的鍛鍊，更進一步提高了她們的覺悟，增強了她們工作的活力。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她們滿腔熱情投身各項工作，如參加北伐誓師大會和慶功遊行等活動，並運用各種宣傳形式到工人宿舍和街頭演講，大講“打倒列強，除軍閥和北伐必勝”之理，以鼓舞人心，支援北伐。

1926年10月，中共廣東區委對省港大罷工採取自動停止封鎖、結束罷工的新策略，金娣、大妹兩人按照組織意圖，不厭其煩地到家屬中去，宣傳省港大罷工的偉大成績和所採取的措施，並針對不同的思想進行耐心解釋，做好穩定家屬的工作。

鄧金娣和羅大妹經過一系列工作和鬥爭磨練，逐步成長為敢於鬥爭，堅強不屈的戰士。鄧金娣祖母見自己孫女老是在外活動，擔心她會有生命危險，要她弟弟到罷工工人宿舍勸她回家，不要在外拋頭露面。弟弟轉達了祖母的意見，她對弟弟説：“我出來參加罷工鬥爭。到外奔走宣傳，都是為了革命嘛。”鄧金梯終於以雄辯道理説服了弟弟。此後，家人也不再阻撓她外出活動了。

1926年冬，海員泰山輪船支部在香港成立。海員工會派勞動童子團維持大會紀律。開會之前，童子團員在香港三角碼頭上高唱“國際歌”、“勞動童子團歌”、“少年先鋒隊歌”和進行操練，被香港警察包圍，她（他）們毫不畏懼。羅大妹還帶領童子團員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有一個副警司（英國人），指着羅大妹身穿童子團制服上的“準備”兩字，喝問什麼意思。她一點不害怕，並靈機一動憤怒地回答：“準備，就是準備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滾出中國去！”一個女青年，敢於面對強暴，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深受同志們的讚揚，有的同志以她原名羅志羣之義，釋為“羅通掃北志勇超羣”，贊她的機智勇敢。鄧金娣和羅大妹在革命搖籃中，成為志同道合的戰友。

1927年4月15日風雲突變，廣州的國民黨反動當局向革命者舉起了屠刀，廣州城頓時為白色恐怖所籠罩。國民黨偵緝、警察、特務、走狗到處跟蹤、盯梢、追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形勢非常嚴峻。4月17日，中共廣東區委召開緊急會議，制定反抗反革命大屠殺的措施，決定將組織轉入地下活動，同時以“廣東區委”、“團委”，“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省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廣東省農民協會”、“廣東婦女解放協會”、“廣東新學生社”等團體聯名發表《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殘暴大屠殺宣言》，散發抗議傳單，張貼標語。海員工會按照地下黨的部署，派鄧金娣、羅大妹等同志分別往一德路、太平南路一帶秘密散發傳單。鄧金娣、羅大妹接受任務後，冒着生命危險巧妙地把傳單送給過路行人。

但是，她們的行動終於被巡警發現了。羅大妹被一個巡警抓住，鄧金娣上前為之申辯，結果兩人一齊被押送到警察局。當晚敵人進行審訊，迫她們供出指揮者和同黨，遭到嚴正拒絕，敵人便將她們“吊飛機”，又把她們的頭往牆上撞。敵人惡狠狠地反覆將她們折磨，致使她們周身上下血漬斑斑，昏去幾次，但她們始終堅貞不屈，痛斥敵人：“你們投降帝國主義，背叛革命，幹盡壞事，現又向罷工工人下毒手，決不會有好下場！”反動派無計可施，於1927年4月23，由國民黨廣州戒嚴司令錢大鈞下令，藉口“以散發傳單、蠱惑民眾、謀危政府之罪”，判處鄧金娣、羅大妹、周翼華、黃培、何全等五人死刑，立即執行槍決。在押赴東較場刑場的路上，人羣都懷着沉重的心情，跟隨囚車。她倆面無懼色，昂首挺胸，手裏拿着用撕下來的一角紅毯作成紅旗，不斷高呼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人們為她倆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所感動。在刑場上，他們面對劊子手，依然高呼口號，並把手上的訂婚戒指扔得遠遠的，不讓敵人裝入私囊。敵人瞄準她們開槍。羅大妹先英勇倒下，但子彈卻從鄧金娣的肩上穿過，她面不改容，回頭對敵人怒目而視，大喝：“打吧！打吧！”她們英勇就義。

當時，鄧金娣僅有十九歲，羅大妹才十八歲，她們沒有辜負黨、團和人民的培養教育，為革命獻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