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春膏

1917年，鄧春膏考入北京大學。這時，正值反對舊道德、舊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鼓吹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深入發展的時期，他在課餘閲讀《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

1919年，旅京甘肅學生有90多人，他們大都讀書不忘國家大事，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5月4日，鄧春膏與其他旅京甘肅學生加入北京學生隊伍，集會天安門，火燒趙家樓，反對簽訂《巴黎和約》，要求取消“二十一條”，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實行總罷課。6月1日，北洋政府連下兩道命令，替曹汝霖等賣國賊竭力辯護，取締愛國活動，命令學生立即復課。6月3日，鄧春膏等旅京甘肅學生跟北京學生組成演講團，走向街頭進行愛國演講宣傳。他們懷藏小紙旗，分散到達預定地點，突然佩上講演員徽章，挑起演講團旗幟，慷慨陳詞，宣傳救國的道理。軍警急忙驅散羣眾，逮捕掌旗的、演講的，押往警察署，輾轉北京大學法科監禁。鄧春膏與王自治、張明道（均北京大學）、張心一、王和生（均清華學校）、馮翰英（北京工校）、田崑山（中國大學）等七名甘肅籍學生被捕。監禁期間，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幹事、北京大學學生張國燾等曾去看望慰問。在各界人士的營救下，他們七人與其他被捕學生獲釋。

12月13日，鄧春膏與姐鄧春芩、鄧春蘭、弟鄧春霖在北京三眼井15號寓所成立“春曉學社”，“以研究學術，改良社會為宗旨”，提出自由、平等、奮鬥、堅忍的信條，創辦了《春曉學社季報》雜誌，收入他的論文《文化之循環狀況》、翻譯小説《一根皮條》。前者論述了對偶像的迷信與崇拜，必將導致文化因循守舊，主張青年人打破儒家偶像，推動社會的進步。後者是法國毛柏桑（今譯為莫泊桑）的短篇小説，今譯名為《繩子的故事》。

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甘肅旅京學生，深感故鄉甘肅僻居西陲，長夜漫漫，大夢未醒。便於1920年5月，創辦《新隴》雜誌，郵往設在蘭州的合興印書館及平涼、西寧、武威、寧夏、天水、隴西、狄道、酒泉各師範的代派所，再發行到全省各地。《新隴》是不定期鉛印刊物，闢有論著、調查、選錄、大事記、通訊、雜俎等六個專欄，一直持續到1930年9月，因經費困難而停刊。前期《新隴》主要宣傳“五·四”精神，向甘肅輸入新文化、新思想；後期則着重鼓吹北伐戰爭，反帝，反軍閥。

鄧春膏在《新隴》上面發表了多篇論著、譯作。他的《我們怎樣預備創造新文化》一文，主張把新文化輸送到甘肅去，首先要譭棄儒教偶像，變一味崇拜的態度為批判地吸收有益的東西的態度。他認為本着科學的精神，加上吸收對中國有益的歐美文化，才能創造出中國的新文化。在《甘肅的留學問題》中，他不贊成去日本留學，“因為日本的學術，多自歐美輸入，自己沒有什麼創造發明，與其間接吸收，不如直接的吸收，換句話説，與其送日本留學生，不如直接送到歐美”，方能學到真髓。

1929年2月，甘肅省政府聘鄧春膏為蘭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7月任校長。1930年中山大學改名為甘肅大學，任校長。1931年改為省立甘肅學院，任院長，直至1936年5月。鄧春膏主持這所甘肅最早的高等學府達八年之久，是解放前此院（校）歷任院（校）長中任職最長的一位。這八年也是這所高等學府從草創走向發展的八年。 ^[1] 

蘭州中山大學的前身是清末的甘肅法政學堂，民國初年改為甘肅法政學校，1928年，改為蘭州中山大學，設在萃英門舉院內。當時擬設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商學院、醫學院共31個系。

鄧春膏出長蘭州中山大學時，面對的是建立龐大的學科齊全的綜合性大學與經費困難、師資匱缺的嚴重矛盾。甘肅本來地瘠民貧，再加自然災害頻仍，經濟更加凋敞，國庫更加空虛。以至甘肅學院每年僅有的9萬多元經費常常拖欠不撥，到1934年經費積欠已達20多萬元，成為全國經費最少的一所高等學校，鄧春膏從實際出發，根據經費、師資與學生出路的情況，多次調整系科設置，到1931年設文學系、法律系、教育系與國文專修科、藝術專修科，後又設文史系、政治經濟系、銀行會計系與醫學、農學、人事管理等專修科。鄧春膏多方催要經費，團結教職員工，開源節流，慘淡經營，使甘肅學院在求生存中獲得穩步發展。逐年建築禮堂、教室、辦公室、師生宿舍、圖書館、實驗室、解剖室、浴室、遊藝室共30多間。剛建校時，接收法政專門學校政法書籍及古籍4000多冊。鄧春膏每年都撥出資金派員赴上海購書，到1934年已有中文書12,574冊，西文書216冊，價值1,760元。1935年則有中、西書16355冊，價值14,437元，並訂閲雜誌近百種。將舉院衡鑑堂改建為圖書館，換地磚為三合土，置書架、桌凳，方便了讀者。其規模之“宏偉冠蘭州各校”，“在此偏僻之西北，亦謂首屈指矣”，至1935年購置各種儀器、標本、模型，價值9,000多元。還設立出版課（即校印刷廠），從上海購置鉛印機1架，專門印刷講義、書籍與校刊。1931年，在小西湖購置30畝地，闢為農場，次年又在雁灘中河灘購置140畝地的農場，充作農科實習園地。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們試驗糧食作物的豐產技術。在院附屬醫院的基礎上設立醫學專修科（以後演變為蘭州醫學院），開甘肅自己培養醫學人才的先河。開闢了網球、壘球、排球、籃球與田徑場地，陸續添置體育器械，使學生有了鍛鍊身體的場所。這些設施的建設為甘肅學院教學工作的正常運轉奠定了基礎。

師資缺乏是嚴重的問題。首先，大學畢業或留學外國的甘肅籍師資不敷聘用。其次，東南一帶的大學師資或不習慣甘肅氣候與生活，或受不了數千裏的長途勞頓，更重要的是甘肅的教師待遇比東南諸省低，所以，他們不願接受甘肅學院的聘任。鄧春膏從四個方面着手，解決了甘肅學院師資匱缺的困難。一是禮賢下士、優禮有加地延聘甘肅籍大學畢業生與留學生。如聘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天水趙宗晉教《法律哲學》、《英文》，聘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士皋蘭楊清漢為教務長，聘日本早稻田大學文科畢業生會寧王維屏教《日語》，聘北平私立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生榆中謝斌教《社會學綱要》。二是聘請各機關的大學生與留學生做兼職教員。如聘請省高等法院院長馮致祥給法律系授課。三是聘請學有專長的地方人士任教，如聘鎮原舉人慕少堂為文史系教授，講授《經學概論》和《音韻學》，聘榆中進士楊巨川為教授，講《詩學》，聘永登舉人周應灃講《國文詩詞》，聘蘭州國畫家曹蓉江教國畫花卉，聘富有音樂才能的臨洮孫培珍任藝術科音樂教師，聘武威李鼎超授《文字學》。四是選拔甘院優秀畢業生留校任教，榆中楊曉舟就是其中之一。

鄧春膏經過多方努力，至1934年甘肅學院專職教員有18人，到1935年達39人，其中留學生11人，獲博士學位的5人，解決了師資缺乏的問題，保證了教學質量。

鄧春膏在講授《哲學概論》、《西洋哲學》、《法律哲學》、《經學通論》與《英文》等課程的同時，還舉辦各種講習會，請社會名流王庚山、趙元貞、田炯錦等先生演講，活躍了學術氣氛，開闊了學生的視野。他曾在暑期講習會上做過《理想與人生》的報告，勉勵學生樹立遠大思想，專心研求學問，畢業後勤勤懇懇地為甘肅人民服務。告誡學生不要把在學校讀書作為取得畢業資格，便於謀生為人生的理想。

鄧春膏還從有限的經費中撥出專款，先後創辦了《蘭州中山大學月刊》、《甘肅大學季刊》、《甘肅大學半月刊》、《甘肅學院季刊》等學術刊物，刊載了王國維翻譯斯坦因的《流沙訪古記》、楊國楨的《周南召南的研究》、張次房的《廣告戰的準備研究》與《德國最後的經濟狀態》，田炯錦的《美國聯邦之趨勢》重要論著。鄧春膏也發表了《何謂道德》、《何謂哲學》、《低能兒童之心理與教育》等論著。《低》文指出了英國皇家委員會衡量低能兒（弱智兒童）標準的不足之處。

鄧春膏特別重視甘肅學院的體育事業。他每年都派員到天津去購置籃球、足球、排球、網球及田徑器械。聘請體育專門人才王毓泰、王萬壽分授田徑、球類、武術。還聘來蘭州體壇名將段焯訓練院籃球隊，使球藝迅速提高。鄧春膏規定每天下午課外活動時，學生都要上操場去鍛鍊，並常常督促檢查。他天天堅持打網球，以示倡導，甘肅學院的網球運動很為普及。他還每年舉辦全院師生運動會，促進了體育鍛煉活動。

1932年底，鄧春膏等人創辦了《民》雜誌，交流對時局的看法，提出開發西北的建議。他發表了《一年來列強之政治經濟》，分析了1932年世界經濟危機中，英、法、德、日等資本主義列強在政治與經濟上急劇變動的情況。自日本發動“九·一八”侵華事變後，希特勒的國社黨對內反共，對外仇視法國，叫嚷“根本推翻凡爾賽條約，停付賠款”。他認為這種論調“在德國內政外交極端困難之時，易為人所聽信”，且“希氏亦野心勃勃，非居人下者”。進而推測有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提醒國人密切關注事態的日益惡化。

1933年初，鄧春膏與劉汝王番、郭維屏、譚克敏被推為“西北問題研究會蘭州分會”常務幹事，會址設在甘肅學院。他們開展了三項工作：一是在甘肅學院中山堂（至公堂）舉辦“西北問題暑期學術講演會”，鄧春膏與水梓、鄧寶珊等18人被推為講師，分題講演有關開發西北的問題；二是創辦《西北問題研究會會刊》，刊登有關學術論文；三是在五泉山、蕭家坪一帶開闢林場，栽植洋槐、榆樹、柳樹、椿樹，引水燒灌，撫育管護，樹木長勢良好，二年生洋槐高達170多釐米。

1936年，鄧春膏為了抗議教育部對甘肅學院系科設置的不合理撤併，憤而辭職。但是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把甘肅唯一的一所大學維護下來做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