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拔奇

1921年，到上海浦東中學補習，開始接觸馬列主義。1922年秋，考進廈門大學攻讀法律。1924年1月，中止學業前往廣州，組織“懷集留穗同學會”，加入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傳隊，後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5年，到廣寧縣領導青運工作並擔任縣團委書記。1926年，根據組織需要，放棄考取了的蘇聯中山大學的學習機會，留在共青團廣東區委工作，經常為《疾呼》撰寫文章。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廣東的工農運動，曾擔任過黨的基層和地方組織領導工作。

1927年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後，廣西黨組織遭到破壞。1927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派他同廖夢樵到梧州，組建中共廣西地方執行委員會，任組織部部長。參與領導恢復廣西各地黨的組織。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同年9月曾同黃啓滔等領導發動蒼梧道四縣農民武裝攻打桂平縣城，後轉入十八山區堅持游擊戰爭，遭到國民黨當局鎮壓。10月，繼任中共廣西地委書記。

1928年1月，地委改稱特委，任中共廣西特委書記。領導特委抓緊整頓各級黨的組織，訓練幹部，發展黨員數百名，秘密組織農民武裝。6月1日在貴縣主持召開廣西特委擴大會議改選特委，推選朱錫昂任書記。他兼玉林地區巡視員，任常務委員。1928年9月擔任中共廣西臨時省委委員。他積極做好發展黨組織工作，培養農民運動骨幹，建立了廣西工農武裝。11月因省臨委機關在梧州被破壞，他去懷集、賀縣、鐘山、桂林、柳州等地巡視指導工作。12月後到玉林同朱錫昂等組成廣西臨委辦事機關繼續領導全省革命鬥爭。不久離開廣西到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

1929年初，黨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因工作需要於同年9月回國到廣東省委機關負責指導廣西的革命活動。

鄧拔奇，又名伯奇、滕伯、鄧崗、白希，1903年6月4日生於廣西懷集縣(今屬廣東省)甘灑鄉高富村一個殷實之家。父親鄧若星是清末秀才，為人剛直，不慕官場。母親伍氏勤勞儉樸，為人寬厚。鄧拔奇是長子，有弟、妹三人。在這樣的家庭氛圍裏，鄧拔奇在讀私塾時就好學詩畫。1915年，他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後，學習勤奮，課餘常愛在父親經營的“振興書店”裏看書。因此，他的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等科都學得不錯。受其父性格的影響，鄧拔奇嫉惡如仇，憎恨這個黑暗的社會；同時，又如其母善良、寬厚，深深同情處在重重壓迫和剝削下的勞苦大眾。

中學時代的鄧拔奇已開始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是一個追隨時代潮流的愛國青年。五四運動中，他積極參加進步師生組織的“講學會”，開始閲讀《新青年》等革命書刊。1919年10月1日，他參與發起成立中華民國學生愛國總會懷集分會，經常率領學生上街、下鄉演講，號召各界一致抵制日貨，聲討北洋軍閥政府媚日賣國罪行，弘揚新文化、新思想，反對封建舊禮教。

1921年7月，鄧拔奇中學畢業，次年春到上海。在滬期間，他結識了一批進步青年，積極參加了兩廣留滬同學會組織的進步活動，開始較系統地研讀《新青年》、《共產黨》等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書刊，思想為之一新。是年秋，他考入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攻讀法科。他積極參與雷經天等學生運動領袖組織的革命活動，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1923年暑假，鄧拔奇回家度假，父母親要為他完婚，並以斷絕上學經費相逼迫。為繼續求學，他違心同意結婚。拜堂那個晚上，他對妻子説：“我們的婚姻是不美滿的，這不能怪你，這是幾千年的封建禮教和宗法制度壓迫與束縛的結果。我是許身於革命事業的青年，我要繼續求學，不能在家伴陪你。如果你願意回孃家，就請你回去，可以另嫁。如不願回去，我決不強迫你回去，留在我家，我一定要求父親送你去讀書。女子也應該和男子一樣有讀書和獨立的權利。”他為妻子起學名叫謝惠民。在鄧拔奇的堅持下，其父終於同意把謝惠民和妹妹送到縣城，請了一位教師到“振興書店”教她們讀書識字。 ^[1] 

1924年7月，鄧拔奇輟學奔赴廣州參加了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共產黨員畢磊為會長)所領導的宣傳隊，並任小組長。他聯絡在廣州的鄭作賢、梁盤石、陳嗣炎、梁鍾琛、鄧卓奇等進步青年，成立了“懷集留穗同學會”，出版《懷集青年》，起草和發表《告懷集青年書》等文章。鄧拔奇在文中疾呼：青年要猛醒，做革命先鋒。這時期，鄧拔奇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年冬，由團轉黨。 ^[1] 

1925年春節後，鄧拔奇奉命調到廣寧縣開展團的工作。五卅運動中，團廣東區委又調他回穗參加聲援上海罷工鬥爭的工作。6月23日，他和梁鍾琛等人蔘加了廣州各界10餘萬羣眾聲援上海工人的示威遊行。面對英帝國主義的瘋狂掃射槍殺，他奮不顧身地前去搶救遭難的同胞。7月，他帶領鄧卓奇、陳知我、梁鍾琛等返回懷集募捐，得600銀元匯寄省港罷工委員會。不久，共青團廣東區委又調他到廣寧縣擔任團的負責人。他與國民黨廣寧縣黨部青年部長孔令淦(共產黨員)密切配合，在農運學運中積極發展團員，建立團組織，成立近20個支部；接着改組廣寧團支部為共青團廣寧地方執行委員會，他擔任書記。後來，鄧拔奇被派回懷集領導青年和農運鬥爭。他先是在自己的家鄉高富村一帶，宣傳廣寧縣農民運動的經驗。白天，他與進步青年鄧惠奇等與農民勞動，晚間又逐户尋訪，進行社會調查，動員貧苦農民參加農民協會。在他指導下，成立了高富村農民協會。在成立會上他發表了生動的演説。會後，鄧拔奇帶領羣眾遊行，晚上演出宣傳農民運動的白話劇。次日，他以農民協會的名義，召集當地鄉紳開會，宣佈農民協會章程和實行二五減租。爾後，又發動農會的農友們修築三處水壩和石橋，顯示了農民協會的力量。這期間，鄧拔奇向中共廣東區委報告了懷集農村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狀況，並派農民代表到廣州，向廣東省農民協會請求派員來懷集指導成立農民協會，擴大農民運動。 ^[1] 

1926年1月，鄧拔奇被派往梧州參與組織各界進步青年報考留俄孫文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工作，被推選為廣西留俄孫文大學同學會梧州臨時辦事處五位幹事之一。2月，他帶領被錄取的留俄學生40餘人赴廣州，在大東路可園參加廣州國民政府開設的留俄預備班補習俄語。學習期間，他與廖夢樵一起創辦廣西留俄孫文大學同學會會刊《疾呼》等雜誌，發表大量革命文章。鄧拔奇還在留俄廣西學生會中建立了中共組織，介紹了胡炳瓊等一批學生加入黨團組織。在啓程出國前夕，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留鄧拔奇在共青團廣東區委工作。他顧及大局服從黨的決定，放棄了這次留俄學習的機會。 ^[1] 

1927年5月，鄧拔奇受命於危難之際，潛赴梧州，與廖夢樵、黃士韜等成立了中共廣西地委，鄧拔奇任地委委員。他機智沉着地奔走於梧州、桂林、柳州、南寧、玉林、平南與桂平之間，為整頓恢復廣西地委領導下的黨組織系統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深入潯州四屬農村，指導寧培瑛、蘇其禮、胡奕卿等發動了桂平、平南、武宣等縣農民的武裝暴動，給新桂系軍閥的“清黨”屠殺政策以沉重打擊。武、平、桂農民暴動失敗後，他又和寧培瑛、黃啓滔、蘇其禮等佈置善後工作，指導各縣黨組織建立黨的秘密交通站，使失敗後的武、平、桂農村革命鬥爭又重新活躍起來，農民羣眾的情緒高漲。 ^[1] 

在1927年廣西地委秋收起義的計劃無法實現後，鄧拔奇在桂平縣的白額、爛泥兩村重建地委機關，健全和發展了黨的基層組織。11月26日，廣西地委接到中共廣東省委指示，迅速發動暴動，牽制新桂系軍閥部隊入粵，策應廣州起義。鄧拔奇立即召開地委會議，制定廣西冬暴計劃，決定以平南縣勞五區農村為暴動基地，由地委委員寧培瑛負責，他自己則在桂平負責全盤工作。會後，發佈了33條《我們的口號》，號召廣大羣眾積極進行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鬥爭，舉行武裝暴動，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兵政權。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消息傳來，勞五農軍舉行暴動，襲擊了平山團局。翌年1月中旬，勞五暴動失敗，寧培瑛、陳平、李修其等40餘人壯烈犧牲。廣西地委冬暴計劃未能實現。 ^[1] 

1928年1月24日，中共廣西地委奉黨中央命令改為特委，鄧拔奇擔任特委書記。這時，新桂系軍閥正在大舉“清鄉”，殘酷“圍剿”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游擊隊和農軍武裝。為打破“清鄉”，鄧拔奇總結了冬暴以來的鬥爭經驗教訓，制定特委《目前工作計劃》，確定地委鬥爭總政策是“用黨的力量去發動羣眾暴動，在暴動中訓練同志，並吸收同志，發展黨的組織，健全黨的組織，去發動廣西的羣眾暴動，動搖反動的政策”，發動農民參加秘密農會和農民自救團、農民自衞軍、從開展小規模的鬥爭入手、引導農民舉行反抗“清鄉”的大暴動。他和黎赤夫在平、桂農村開辦幹部短期訓練班，印發通俗易懂的教材。鄧拔奇親自授課。在鄧拔奇的領導下，黨組織得到較快發展，僅3月份就發展新黨員250多人，至4月底達800餘人。在平南、桂平、貴縣部分農村建立了農民自救團和農民赤衞隊，共計數百人槍。 ^[1] 

然而，鬥爭是極端殘酷的，革命道路並非一帆風順。3月，特委常委蘇其禮、餘濟卿和貴縣縣委書記陳培仁被殺害，黃啓滔領導的平、桂工農游擊隊在轉移貴縣覃塘的途中遭敵伏擊損失嚴重。4月，特委常委昌景霖被捕叛變，特委常委只剩鄧拔奇一人。5月，他與玉林五屬和南寧、同正等地黨組織接上關係。1928年6月1日，鄧拔奇在貴縣圩心街廣東巷主持召開了特委擴大會議，並代表特委作了工作報告。這次會議全面總結了“四一二”以來廣西黨的鬥爭，健全和加強了全省黨的領導機構，決定了廣西黨的鬥爭任務，對廣西革命運動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會後，鄧拔奇作為特委巡視員到懷集縣檢查工作，健全了懷集縣委。9月4日，鄧拔奇在上海向黨中央寫了關於建立省臨委經費問題的預算報告。9日，又致信黨中央，從廣西的實際出發，估計了在梧州建立臨時省委機關的困難性，認為領導機關和交通聯絡站、印刷廠要堅持小而多的原則。在這期間，廣西各地黨組織努力開展土地革命的宣傳工作，領導農民進行抗租抗捐抗税鬥爭，黨的組織建設也有好轉。11月間，鄧拔奇在梧州街上為叛徒昌景霖發覺，梧州國民黨當局立即下令軍警第二次破壞了臨委機關，鄧拔奇和朱錫昂、聶根雖機智脱險，但已無法在梧州立足，只好緊急分頭轉移，最後與朱錫昂在玉林縣新橋榕木根村重建臨委機關。 ^[1] 

1929年1月，鄧拔奇赴香港彙報工作，中央巡視員決定派他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中山大學裏，鄧拔奇刻苦研讀馬列主義著作，與同學們討論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並鼓勵兩廣同學説：“我們都是許身革命的職業革命者，能來赤都留學深造不易，只有學有所成，來日回國才能更好地為黨為人民工作。”在此期間，他與廣西留俄學生莫佩瓊(蘭英)相愛，並經常互相鼓勵，立志做個社會改造者，把人生獻給黨的事業。

1929年秋，為了加強對廣西革命鬥爭的領導，黨中央電令鄧拔奇回國速返香港參加廣東省委工作。鄧拔奇抵港後，在香港油麻地上海街梁鍾琛經營的“南洋鞋店”建立了省委指導廣西工作的聯絡機關。 ^[1] 

1930年9月初，中央南方局任命鄧拔奇為代表，前往右江蘇區傳達貫徹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示。

1931年1月，中共廣東省委遭破壞。2月2日，省委重建，鄧拔奇擔任省委秘書長。3月29日，廣東省委改組為兩廣省委，鄧拔奇為委員兼秘書長。他先後與李富春、蔡和森等省委領導人一起，為健全省委指導機關、恢復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繫、營救被捕同志、救濟殉難者家屬、發展兩廣革命鬥爭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時，黨中央派莫佩瓊由滬赴港協助鄧拔奇工作，並批准他倆結為夫妻。他們住在省委秘密招待所裏，過着極為儉樸的生活。5月6日，兩廣省委鑑於“右江工作需加緊，決定鄧拔奇即去巡視”並指導廣西特委(6月改為鬱江特委)工作。

鄧拔奇受命後，與莫佩瓊稍做準備，即以生意人身份，經湛江、玉林到南寧。在南寧停留的幾天裏，還趕往吳圩指導革命鬥爭。然後乘船沿右江到達鎮結、思林等縣的紅軍游擊區。這時，桂系軍閥正對右江蘇區發動第一次大“圍剿”，交通中斷，敵軍嚴密封鎖，鄧拔奇一行無法進入東蘭、鳳山蘇區只好折回南寧。1931年6月15日，鄧拔奇根據黨的策略和當時的鬥爭情形，在給中共右江特委與紅二十一師黨委的一封指示信中，明確指出“立三路線”的錯誤給右江蘇區造成的嚴重損失，一再指示右江黨組織“用自我批評的精神揭發一切的錯誤”和“實行工作上的轉變”，以求集中全力組織恢復東、鳳兩縣政權的運動，鞏固這一革命根據地以開展全右江的工作。 ^[1] 

1931年9月26日至10月2日，鄧拔奇在邕寧縣吳圩七坡村主持召開鬱江特委第二次全體會議。鄧拔奇在會上指出：鬱江黨組織的總任務是衝破敵人的“清鄉”、“圍剿”。他還強調廣西是農業的省區，“農民運動成了廣西的中心工作之一，與城市的工人運動同等重要”，“只有重視農村鬥爭，才能促進廣西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他又在七坡村開辦了為期五天的短期訓練班，提高了幹部的政策水平和組織能力。以後他又在吳圩領導建立了廣西工農游擊隊第五大隊。在鄧拔奇的指導下，鬱江地區的革命鬥爭有所恢復和發展。 ^[1] 

1932年春節前後，兩廣省委決定調他到東江蘇區參加大南山的武裝鬥爭，先後擔任中共東江特委組織部幹事和秘書。他根據4月18日東江特委擴大會議精神，制定出5至7月組織工作計劃，糾正了過去東江黨組織忽視組織工作的傾向。他帶病工作，舉辦各種類型的幹部訓練班，還參加東江特委《東江紅旗》等機關刊物的編輯工作。在《怎樣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一文中，他用極淺顯的語言，從革命人生觀、黨性原則等八個方面闡述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應具備的條件，號召共產黨員要“認定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隨時準備“犧牲一切為黨工作”。 ^[1] 

1932年秋，廣東軍閥陳濟棠調張瑞貴、張達兩個師以大南山為重點向東江蘇區發動新的更大規模的“圍剿”。每天都圍山搜索，大肆焚殺，東江特委機關一天被迫轉移好幾個地方。10月9日晚，特委轉移到田村，準備在10月10日召開擴大會議。不料，次日早上七點半，田村即遭敵包圍，特委機關目標暴露，警衞部隊倉促抵抗，掩護特委向陸惠蘇區的方向突圍轉移，鄧拔奇等三位特委幹部在突圍中壯烈犧牲。 ^[1] 

1930年3月，任中共廣西特委書記。1930年9月任中共中央特派員，被派到廣西右江革命根據地向紅七軍前委傳達“左”傾冒險主義方針，要求紅七軍離開左江北上攻打柳州等城市，導致紅七軍受到嚴重損失。1931年初隨紅七軍到達全州後，受紅七軍前委委託，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途經香港被留在廣東工作，任中共廣東省委秘書長。後去上海，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不久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