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典謨

鄧典謨，族譜名鄧祚晴，字欽甫，號曉峯，又號小慵，湖南宜章鄧家灣人，清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公元一八七四年二月三十日)出生。

鄧典謨“幼時發矇村塾”，十四歲時習《禮記》《春秋》《小學》及“韓歐古文及明天、崇間各家制藝”， “朝夕咿哦，手不停披”①，十九歲入嶽麓書院，一九0二年赴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與茶陵譚延闓“同舉賢書，一見如故”②，結為金蘭之交。一九0七年由省考第五名保送禮部會試，取列第二等，以鹽大使身份赴浙江，分發永嘉、長林兩鹽場，後充温、台兩府學務佐治員、温州府發審委員、戒煙局坐辦委員、統計處編纂員等職。

1911年，浙江省教育廳鑑於瑞安地方上一些人士對私立中學堂學生畢業成績持懷疑態度，聯名呈省，要求派員複試一事，特委派鄧典謨為複試委員，前往瑞安私立中學堂對學生考試成績進行驗收復查。經過六天覆試，鄧典謨親自校閲試卷，認定學生考試成績合格。省教育廳審定後行文，學生考試成績有效，同意學堂恢復公立，校名為瑞安公立中學堂。

1912年（民國元年），任郴郡六城中學校長。次年，被選為省議會候補議員，並任衡山縣知事半年，因當時新任巡按使湯薌銘是湖北人，凡官吏非其同黨同鄉者，無論政績如何，均屬撤換之列。卸任後，隨即赴京應第二屆縣知事考試，前試三場皆合格，口試時，考官問他歐美大總統任期的起訖時間，他只通四書五經，對此卻不甚瞭然，結果發榜落選，落泊都門。後經友人介紹，到國務院詮敍局當一名辦事員。1914年，應第四屆縣知事考試，名列甲等，分發浙江，未到任，留京詮敍局主事，後兼國務院主事，辦理詮選。同傣有受賄而得巨金者，嘲諷一塵不染的鄧典謨為書呆子。他憤然答曰：“此等伎倆，非吾所願也。”1917年，遞補省議員，回湘開會，會後攜次子中夏進京。次年任行政院一等書記官，掌撫卹文案。1933年，鄧中夏遇難。1935年，鄧典謨被解職。

1936年，從南京回到家鄉，郰入城組設志書局，任縣誌總纂，歷時5年，編成縣誌32卷。與舊志相比，文省事增，例亦加密，修正錯訛，補其遺漏。採用科學方法，進行編纂，新增政黨、社會、財政、食貨、事紀等類目。志書中還收錄了經緯度裏表、太陽出入時刻表、土產內銷外銷概數表、田賦徵收統計表等。涉及中國工農紅軍情況，能刪貶去誣，堅持秉筆直書，更是難能可貴。他克服修志過程中史料難考證，是非難定論，經費難籌集等困難。為籌集修志資金，“募捐員奔走呼號”，“分使四出，事同託缽”，“周曆四境，舌敝唇焦。”1942年，在鄧家灣村設國學社，從學者100餘人。次年，被湖南省政府聘為顧問。1945年，日軍陷境，他令其子隆渭組織自衞隊進行抗擊，致命家宅被焚。光復後，在家從事著述。寫成《論語會通》《釋親》《俗語考》《本草注要》《家庭醫藥》《自傳》《庸庵詩文聯集》等書。1946年12月30日，因病逝世。 ^[1] 

鄧典謨的思想比較複雜。他贊成維新，曾與湖南辛亥革命志士、同盟會會員彭邦棟等人過從甚密，但他卻從不介入革命。正如他的好友鬍子靖所説：“常以‘清慎勤’三字為訓，故曉峯自服官以來，奉取維謹”。③當鄧典謨得知兒子鄧中夏在北京大學接觸馬克思主義的“異端邪説”時，曾委託參議院議員彭邦棟去多次勸説，嗣後又委託鬍子靖在農商部給兒子找了個待遇較高的職務。當這一切都被鄧中夏拒絕之後，他一怒之下，宣佈與鄧中夏脱離父子關係，聲稱再也不出錢供兒子讀書。一九三三年鄧中夏就義後，他又屢次上書．欲告退回鄉，未許。

他的複雜思想，還可以從他編纂《宜章縣誌》中窺測一斑。宜章“自隋末析郴南鄉，別為一縣，置縣既晚，唐及五代，文獻無證，宋時人文漸盛，而志乘未有專書”，④明隆慶年間．始修《宜章縣誌》，後經萬曆、崇禎兩次續修，清康熙乙丑、壬寅、乾隆丙子、嘉慶乙亥等年均曾纂修，但前五種刻本均毀於兵燹，僅存丙子、乙亥兩種刻本。一九三六年秋，宜章成立縣誌局，再次續修縣誌，鄧典謨任縣誌局總纂。由於人員不齊，經費拮据，加之不久抗日戰爭爆發，縣誌的修纂“時輟時作，屢聚屢散”，“當局坐視旁觀匿笑，或且欲敗其事”，“幸各父老慷慨資助，捐款數萬”，”首尾五年，始克成書”，⑤直到一九四一年才付梓刊印。

民國本《宜章縣誌》，無論從體例、內容等各方面，較丙子、乙亥兩刻本，均有所不同。

舊刻本《宜章縣誌》，因襲《元和郡縣誌》和《太平寰宇記》的體例，分為二十四卷，有綱十八，目一百九十餘，計有輿地、民性、俗尚、建置、陂堰、學校、户口、貢賦、官師、選舉、城池、秩祀，賢名、方外，災祥、文藝等，“僅觕具崖略”⑥而已．新刻本則在此兩志的基礎上，“文省事增，例亦加密”，⑦修其訛誤，補其遺漏，雜各種體例之長，“改定體例，參合見聞，襞積成書”。⑧除刪除、合併了一些條目外，新增加了象緯、人物、政黨，社會、事紀、財政、食貨、倉儲等綱目，洋洋三十二卷，略古詳今。資料更為豐富，內容比較翔實，分類亦趨科學，考訂也頗為精當。如“山”“水”一門，舊志都併入“疆域志”中，民國本則單獨成卷，分別用《山海經》《水經》體例，“山志”以水為界，“水志”以山劃域，對縣境內的大小山峯、河溝溪渠，分別尋脈覓向，溯源窮流。“事紀”一門，則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對本縣內歷代所發生的各類事件，搜採輯比，條理井然。

民國本參照《湖南通志》，除《藝文志》分經、史、子、集輯錄縣人各種著述外，還另輯一卷《宜章文徵》作為《宜章縣誌》的附卷，用來“表彰先賢，闡揚節烈，遊覽風景，記述故實軼事”，⑨內中收輯有歷代遷客騷人如沈儉期、韓愈、張曙等人在宜章所作的詩文題詠和軼聞趣事。

民國本還輯入了一些科學知識和不少的統計資料。如《象緯志》，除“分野’一節外，還參比《湖南通志》，選入了“經緯度裏表”、“太陽出入時刻表”。《食貨志》《財政志》等卷則收錄有不少有價值的統計圖表，如“土產內銷外銷概數表”、“田賦徵收統計表”、“各年度賦税統計表”等。

除此以外，筆者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鄧典謨在《宜章縣誌》中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武裝的稱謂的改變。由於政治、歷史諸方面的原因，縣誌分纂員在擬稿中，都將我黨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宜章的革命活動加以歪曲、醜化，對朱德、毛澤東等率領的紅軍，誣之為“匪”。鄧典謨在審定稿件時，將這些帶貶意色彩的詞語盡行刪去，直呼為“朱毛共軍”、“朱毛大軍”、“肖克大軍”⑩。單從他的這一秉筆直書來説，確是難能可貴的，許多人都交口稱讚。前不久，肖克來宜章翻閲《宜章縣誌》，見通篇無“共匪”字樣，十分驚奇，當他得知是鄧典謨所為時，連聲贊曰：“難得，難得。” ^[3] 

①、鄧典謨《從兄樹楨先生傳》，民國二年《鄧氏族譜》卷十一

②、譚延闓《恭祝鄧母鄺太夫人六旬晉一壽序》，民國二年《鄧氏族譜》卷十一

③、鬍子靖等《鄧母鄺太夫人七秩晉一生日壽序》，民國二十三年《鄧氏聯譜》卷十二

④、鄧典謨《宜章縣誌·序》，民國三十年《宜章縣誌》卷一

⑤⑥⑦⑧同④

⑨、《宜章縣誌·藝文志序》

⑧、見《宜章縣誌》卷七《事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