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一光

詩集《命運風》（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

短篇小説集《紅色貝雷冒》（海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篇小説集《孽犬阿格龍》（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長篇小説《家在三峽》（武漢出版社1996年出版）。

長篇小説《走出西草地》（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出版）。

長篇小説《我是太陽》（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長篇小説《紅霧》（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出版）。

長篇小説《組織》（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

長篇小説《想起草原》（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中篇小説集《懷念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北嶽出版社2000年出版）。

文集《鄧一光文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中篇小説單行本《遠離稼穡》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

長篇小説《一朵花能不能不開放》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出版）。

電視劇本《城市星空》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

散文集《腳下地圖》 （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中篇小説單行本《孽犬阿格龍》（中國文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藝術隨筆集《從大地走向大地》（湖北美術出版社2003年出版）。

電視劇本《江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篇小説《親愛的敵人》。

《我是我的神》長篇小説（200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我是太陽》由都梁為編劇改變成同名電視劇，在全國各大電視台播出，反響不錯。

《人，或所有的士兵》 長篇歷史題材小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 ^[1] 

短篇小説《花朵臉》發表於《人民文學》2021年第10期 ^[5] 

中篇小説《孽犬阿格龍》獲武漢首屆文藝基金獎。

中篇小説《父親是個兵》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小説選刊首屆最佳優秀作品獎、首屆中華文學選刊獎、上海市第三屆長中篇小説優秀作品大獎、上海文學優秀作品獎、武漢市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首屆湖北文學獎榮譽獎、武漢市黃鶴文化獎、首屆湖北省少數民族文學獎榮譽獎。

長篇小説《家在三峽》獲武漢市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武漢市文藝基金獎。

電視連續劇《家在三峽》獲中宣部第五屆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廣電部第16屆飛天獎、湖北省五個一工程特別獎、武漢市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

長篇小説《我是太陽》獲中宣部第七屆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第三屆人民文學獎、全國十佳長篇小説獎、屈原文學獎；入選中宣部、文化部、廣電部、新聞出版總署、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建國五十週年五十項獻禮作品；中國作家協會十部獻禮長篇小説嘉獎、武漢市五個一工程特別獎、武漢市文藝基金特別獎、首屆湖北文學獎榮譽獎、首屆湖北省少數民族文學獎榮譽獎。

中篇小説《大媽》獲第二屆人民文學獎。

中篇小説《遠離稼穡》入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1998年度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排行榜、獲武漢市文藝基金獎。

短篇小説《狼行成雙》獲小説月刊第8屆百花獎、全國十佳短篇小説獎。

長篇小説《組織》獲首屆湖北文學獎。

中篇小説《懷念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獲第七屆十月文學獎、第二屆老舍文學獎提名獎、入選當代文學最新作品2000年下半年排行榜作品。

長篇小説《想起草原》獲湖北省圖書獎提名獎、湖北省政府獎提名獎。

散文《軍屬》獲第十一屆中國新聞獎報紙副刊作品複評暨2000全國報紙副刊作品年賽金獎、天津市新聞一等獎。

散文《母親的巴掌》獲全國報刊副刊獎。

散文《這世界美麗如樹》獲長江文藝散文隨筆獎。

本人獲首屆馮牧文學獎、湖北省文藝明星獎、武漢市黃鶴文藝獎。

2011年3月，《我是我的神》榮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2019年9月23日，鄧一光長篇小説《我是我的神》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 ^[2]  2019年收穫文學排行榜12月13日在上海發佈，鄧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摘得長篇小説榜第二。 ^[3] 

2020年9月19日，憑藉《人，或所有的士兵》獲得“2020南方文學盛典”的“年度傑出作家”提名。 ^{[1]  [4]} 

2022年9月11日，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榮獲第三屆吳承恩長篇小説獎。 ^[6] 

鄧一光説他生在一個軍人家庭，這樣的家庭不喜歡孩子讀課外書，父母特別反對孩子讀小説，他們擔心那些書會讓孩子脱離主流話語，更不喜歡孩子讀書讀到迷迷瞪瞪的。在父親退休之前，他很少見到父親，他對父親在那個時期最深刻的記憶主要是父親送給他的耳光。從小學到初中，他是在父親的“內部讀物”中讀到《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的。父親根本不讓他讀，他因為經常偷偷讀書，捱過父親的不少打，但他有自己的辦法，早早地躲進被窩裏，打着手電筒讀書，然而父親總是能恰巧在他躲在被窩裏看得入迷時，狠狠地掀開被子，把他拖出來煽耳光。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遠離書籍，反而把讀書作為自己生活的重要部分。

父母給他的零花錢那時大多數都讓他花在看小人書上了，他上小學時讀的是寄宿學校，星期六放假，如果父親沒派車來接，他就常常和姐姐省下乘公交車的八分錢，去書攤上看小人書，然後懷着對小人書的無比思念，走很遠的路回家。

如果不算小人書，他應該是從小學三年級才開始讀第一本課外書，那本書就是《紅巖》。鄧一光説，那時他就身在重慶，書上寫的又是重慶的事，很有現場感，用他自己現在的語言來説，這本書寫了一羣隱匿了真實身份的反體制者的生死故事，相當符合他當時一個只有九歲的孩子的閲讀心態，這本書讓他至今記憶猶新。

以後，他又一股腦兒接着讀了《青年近衞軍》《鐵木爾和他的夥伴》《牛虻》等小説。當他讀到小學四年級時，“文革”開始了，他當紅衞兵的哥哥從圖書館搶回不少書，這些書大多是蘇俄文學和法國文學之類的書：《白靜草原》《人間喜劇》《葉爾紹夫兄弟》《罪與罰》《紅字》《十日談》《一千零一夜》《羅亭》等。適逢那個特殊年代，重慶武鬥盛行，為避流彈，他就安然地躲在桌下，一本一本地貪婪地讀完了那些書。夜裏要是停電，他就想辦法點着礦石燈讀，頭髮因此燒了不知多少根。雖然燒掉了些頭髮，但是他收穫了對這個世界的一些新認識，他知道了這個世界不光是身處的世界，還有別的內容，比方説，武鬥是殺人，是暴力，是惡對惡，而書中講述的大多是人的柔軟和善良，這種現實與書中世界的反差，應該是人對另一個世界的幻想的初衷。

對成長期處於大變革大動盪中的孩子，書給了他另一個世界，只是，他當時無法知道那是虛擬的，他不知道人是有幻想的要求和能力的，可是，書中展示的豐富和温暖讓他幼稚的心靈遠離了現實中的冷漠世界。他從此深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並不是一切，還有另一個一切、若干的一切在不知道的地方，可以從書中找到。

1974年，他高中畢業後下鄉來到重慶開縣當知青，與其他知青不同的是，他帶着書下鄉，其中的馬列著作如《資本論》《反杜林論》讀了好幾遍，不求甚解，他就背一些激烈段落，和人辯論時用上一些，常常特別管用，效果是能出奇制勝。

對下鄉生活的回憶還是跟書有關的最有趣。當時的大隊磨面房收了一些農民家裏的舊書，用來包掛麪，他就拿馬列著作換回舊書，自帶的馬列著作換完了，就拿保命的口糧麥子換。他下鄉的地方是山區，土地稀缺，一年分六七十斤麥子就不錯了，他一米八的個子就全靠這些寶貝支撐了，可是，為了換回自己想看的這些舊書，哪怕很心疼也還得換。

隊裏有一個會計，家中有一些舊書，線裝本，《唐宋八大家古文讀本》《莊子南華經解》《又玄集》等這類古文書，讀起來十分生澀，但無書可讀的日子更生澀。那些書在煤油燈下伴他度過四年，如今仍保存在他的書櫥裏。

他老找會計借這些生澀的書，有時還回去再借，因為沒書看憋得慌，後來會計把家裏的書全送他了。會計和他全家人因此成為他在隊裏最尊重的人，會計一家人斯斯文文，衣裳補丁摞補丁，洗得乾乾淨淨，説話笑眯眯的，從不説粗話，到底是有藏書的家庭啊。

書奇缺的年代，也是手抄本流行的好時光，他當然是讀過一些的，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字抄得娟秀，工工整整，老厚一摞，讀時老怕把紙翻破了，要小心翼翼。一個朋友送了他一本手抄的泰戈爾的《飛鳥集》，他一直珍藏着。

1978年，回到重慶市，他當上了工人，書不知為什麼莫名其妙地開始被禁。新售的書總是少而又少，每出一種，人們就奔走相告，報紙也登消息，用的還是很顯眼的字號和標題。新華書店比總理府熱鬧，誰認識書店員工比認識外星人還要不得了。書首發的當日，他就和同事約好，誰當天不上班誰起早，凌晨去書店門口排隊。他排過兩次隊，買什麼書忘了，有一次凌晨兩三點鐘去，前面有上百人，還擠，擠出一身臭汗。第二次不到零點去，仍未排到頭十名。售書數量有限制，好像每人不得超過三冊。書店員工大聲喝斥，比憲兵還厲害。有人在書店門口打架，有人因排隊買書戀愛了。荒唐而真實的年代！他至今還這麼感嘆當時的求書激情。

直到後來，書的出版市場活了，他自己的許多條件也改善了，以後他就再也沒有特別有意思的求書經歷了，書越來越多，自己也變得挑剔了。

也許天生就愛書，也許天生就離不開書，鄧一光説，書是他生活的必需品之一，每天都會讀書，但不像一日三餐那麼刻板，什麼時候想讀了，抓起來就讀，隨心所欲地讀。有時讀着打盹了，也不硬把眼皮子支起來，乾脆順勢睡上一覺。他經常是到手的書未必讀得完。大多數書是不會全部讀完的，主要是中途沒興趣了或者別的什麼原因。

儘管是讀書人讀書，家裏也有很好的書房，可是他讀書從不在書房裏，主要在牀上，有時候在沙發上。儘管有一把躺椅是專為讀書添置的，但他還是喜歡躺着讀書。他曾經在書房裏放了一把躺椅，拿着書躺在椅中讀過幾次，也沒覺得有多大意思，就把躺椅搬出了書房。

他説自己是個喜歡胡思亂想的人，讀書的姿態也不是那麼坐在書桌前循規蹈矩地讀，他只在一種情況下坐着讀書，那就是人在旅途的時候，否則基本上是躺着讀，管他眼睛壞不壞。

有人問到他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常讀的書目或品種有哪些，他不客氣地説：“沒有,那是世界上最傻的問題！”他選擇讀什麼書，要看他處於什麼心態，基本上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沒有什麼目的性，比如前些日子，他對心理問題感興趣，就讀了班克特的《東西方心理治療的歷史》、羅傑斯的《個人形成論》、恩普森的《眨眼與做夢》。又比如再前些日子，他是隨手抽出法布爾的《昆蟲記》，其中的《紅螞蚱》那一冊，讀得特別開心，就連讀了好幾冊。

鄧一光的書讀得很雜，難以歸類。他家裏有七個書櫃，其中三個書櫃裏是小説，其他四個則門類繁多，什麼書都有。近年來，他對小説反而不似十年前那樣熱衷，只有很少量的國外小説才會一直看下去。偶爾翻到曾讀過的舊小説，一旦讀進去了，也會再讀一遍。

任何一本書，對於他來説沒有名家之作一説，只有他喜不喜歡的區別。一般來説，他不喜歡的書是傳記，可能也有不錯的傳記，比如，傳記作者寫自己的，應該是比較有味道的。但是，大多數傳記作者都遠離傳記中的主人公，自説自話，讀這一類書實在是讓讀者受害。

在鄧一光的獲獎作品《我是太陽》中有這麼兩段話：“他們是太陽，真的太陽！沒有什麼能擊倒他們！就算擊倒了，第二天黎明，他們還會不屈不撓地升起來，繼續燃燒他們的命！”這也許就是鄧一光本質的寫照，他是“一個勇敢、坦率、不顧一切、信念專一、執著而具備超凡的爆發力和韌性”的鄧一光。鄧一光的母親是蒙古族，他的血統裏多少繼承了蒙古人的特性，他的很多作品都喜歡以草原為背景，他特別喜歡馬。

他的寫作就像他本人一樣極富個性，“寫作就是我的呼吸，跟別人沒有關係，我是為自己而寫作”，他對我反覆強調這一點。他視寫作是另一種生命，如果沒有寫作，他幾乎不能想像他會過着一種什麼樣的生活。

他已經著有《我是太陽》《想起草原》等8部長篇小説，《父親是個兵》《狼行成雙》等數十部中短篇小説（其中30餘部中篇，40餘篇短篇），出版了《鄧一光文集》。他的作品獲得過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郭沫若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屈原文學獎等諸多大獎。其中《父親是個兵》《戰將》《遠離稼穡》《我是太陽》等，又被人們稱為鄧一光的戰爭文學譜系，這一系列的作品展示了鄧一光在文壇的強大實力。他自己也曾經説：“我的父親是一個很強大的人，我也是一個很強大的人。”鄧一光就是這樣，哪怕是友人之間的閒話，也能表現出他鮮明的個性和深沉的魅力。

鄧一光的寫作有時很瘋狂，38萬字的《我是太陽》只用40天就寫成了，這還是他用筆寫的，完全沒有電腦鍵盤幫忙。

鄧一光始終宣稱，他是為自己寫作，他不想了解別人喜歡看什麼樣的文字，自己想寫什麼就會一發而不可收地寫下去。他只寫自己喜歡寫的作品，當寫作完成時，寫作的快樂就已經結束了，至於這部作品是否受讀者歡迎、是否有賣點、能賺多少錢，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跟他的寫作過程也不再有任何關聯。因此，他沒有必須不考慮自己的喜好而去迎合別人的口味。他的寫作是不關心市場的，儘管各行各業都很重視市場的反應。

很多事情，他並不去追趕潮流，甚至想回到昨天。近期，他正在趕一部80萬字的長篇，三個月沒理髮，家裏人已經習慣了他的一切，他不以為然地説，無非就是頭髮蓋住了耳朵，原始人還留長髮呢，不理髮也只不過是暫時回到昨天。

如今，當中國已經有一億多網民時，他還是不上網，朋友給他申請的一個電子郵箱，他一年只用了十幾次，他對自己不熟悉的網絡世界不願置評，卻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守舊或傳統的人。

除了喜歡閲讀和寫作之外，鄧一光還非常熱衷於行走，他每年都會有一個月或幾個月的時間外出旅遊。去感受森林、草原、大海、高原、沙漠，他甚至説他的家鄉就是大海。文/彭顏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