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儒隆

1944年9月，為了躲避抓兵，鄒儒隆考入景中初中，1947年9月，以優良成績升入高中部，但因交不起食宿費，只好每個星期天回家拿點糧食、乾菜，自己胡亂煮了充飢。有次他回家拿口糧，父親被鄉長抓去關押了，全家一片痛哭聲。“捐也交了，夫也出了，為啥還要抓人？”鄒儒隆忍無可忍找鄉長“評理”。在萬惡的舊社會哪有老百姓評理的地方！他走進鄉公所的大門沒説上三句話，就被如狼似虎的鄉丁捆綁關押。父子兩個被關了5天，沒喝上一口水，卻還交鄉丁的“辛苦”費。後經他母親和眾多親友的多方央告，才算“保釋”回家。錢也出了，罪也受了，這苦難何處訴呢？全家只有抱頭痛哭。這是什麼世道？老百姓的出路在哪裏？中國的出路在哪裏？鄒儒隆苦苦地思索着。

1947年8月，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鄒儒隆的家鄉潛山為游擊區，建立了潛嶽縣人民政權。鄒儒隆跟其他大多數師生如久旱之後遇甘露，積極投入迎軍和護校鬥爭。他們經常請野戰軍、擊隊的幹部和戰士到校宣講革命道理，並一起開聯歡會。當時潛縣縣長張國平同志常去學校作報告，對鄒儒隆的教育幫助很大，他開始懂得了只有團結起來推倒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才能得到自身解放的道理，從而和同學們一起，緊緊團結在黨的周，一次又一次粉碎國民黨特務造謠、挑撥破壞的陰謀活動到1949年初春，鄒儒隆告別了父母兄弟以及結婚才一年多的妻和尚未滿月的女兒，走百多里路，到南京二野軍大入伍。通過學，他不僅進一步認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罪面目，認準了黨所領導的革命道路，而且樹立了革命人生觀，並光榮地加入青年團，被中隊黨支部列為黨員發展對象。

1949年10月，為了解放大西南尚在受苦受難的億萬同胞，鄒隆堅決響應黨的號召，顧不上跟家中的父母兄弟妻女告別，就踏上征途。跋山涉水，夜以繼日的負重行軍，鄒儒隆不僅從未掉過隊，且還經常幫助病弱的同志扛柱槍背揹包，主動要求打前站，當收容後衞和背行軍大鍋。鄒儒隆對新區的人民羣眾充滿着熾熱的愛，一到宿營地放下揹包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幫助駐地羣眾挑水、劈柴，做好事。在通往貴州鎮寧的征途中，他打前站經過一個十分貧困的布依族山寨，看到那裏的羣眾衣不遮體，全家縮在火塘邊取暖，立即解開揹包拿出自己僅剩的一件襯衣送給他家，在部隊到達後，又立即報告連長，發動大家捐贈衣服。由於他的卓越表現，被同志們選為行軍模範。

1950年春部隊到達雲南後，鄒儒隆被分配到平彝縣（今富源縣）。接着又分到離縣城100多公里，地處滇黔交界的十八連山區徵糧工作。4月8日，原營上區長、惡霸地主尹烈照，勾結貴州原國民黨保安團長餘啓佑，率匪眾600餘人，從盤縣竄入富源營上、老廠，進行反革命暴亂，他和8位同志被土匪包圍在老廠區人民民政大門邊的一個碉堡裏。在寡不敵眾的險惡情況下，他們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鄒儒隆考慮到碉堡裏無水、無糧，彈藥缺乏，難於久守，即乘夜土吐匪難以辨認之機，機地用一根木棒挑起一條麻袋伸到碉堡外搖晃，試探故人的火力，在搞清敵人火力點之後，以集束手榴彈開路，帶領大家火速突圍到村後山上。不久，大股土匪被我正規部隊和區鄉武裝剿滅，鄒儒隆剿匪有功被提為富村區副區長。

但是，殘餘的小股土匪仍不甘心失敗。他們時而集結，時而分散，流竄在深山密林之中伺機反撲，還瘋狂叫囂：“抓住鄒大軍，剝又抽筋。”1952年秋末，鄒儒隆獲悉頑匪龍正江和他的兩個兒子龍海英{龍湖英竄逃的確切地點後，火速帶領小隊從兩個方向把頑包圍起來，並立即發起攻擊，首先擊斃了負隅頑抗的龍海英。正戰鬥順利展開，鄒儒隆衝到龍湖英側面準備射擊時，隱蔽在屋、號稱“百發百中”的“神槍手”的匪首龍正江，慌忙舉起美式卡柄對着他連打兩槍。一槍擦肩而過，一槍擊中他脖子上緊靠食管，他雖倒在血泊之中，但心頭還是明白。他強忍疼痛，瞪大眼睛，密切監視着龍正江的動向。當他看到龍正江貓腰前行，妄圖招呼他的小兒子一起突圍時，壓不住滿腔怒火，咬緊牙關，一躍麗起，三腳兩步飛快地衝到龍正江的背後，用盡全身力量，飛起一腳將龍正江踢翻在地，併火速用槍抵着龍的背心扣響了扳機，結束了頑匪罪惡的一生。這時，區小隊也迅速跟上，擊斃了龍湖英。這股流竄三年之久的頑匪終於全殲。不久，鄒儒隆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3年年初，鄒儒隆傷愈後晉升為營上區區委書記，他的愛人徐禮菊也由安徽老家萬里尋夫來到雲南。那時，有的人進城當了幹部就嫌棄在農村的媳婦，颳起了“離婚風”。但他並不因為自己文化高，又升廠“官”，就看不起跟自己共患難，並代自己孝養父母的不只字的農民妻子，仍然恩愛如初，並送她到區中心小學讀書。因此萬里尋夫”、“助妻讀書”，一時傳為佳話。

鄒儒隆任職期間平易近人，作風深入，性格良爽，能堅持原則。當時營上區的農協主席毛髮旺，慣於投機鑽營，經常揹着領導，到抓吃騙賴，調戲婦女，貪贓枉法，雖經多次批評教育，仍不悔改，延長黨員預備期一年之後，還是我行我素。為嚴肅黨紀，經區工委討論決定，取消其預備黨員資格。但毛髮旺不僅不深自反省，重新做人，反而對鄒儒隆懷恨在心，蓄謀伺機報復。

1955年8月20日晚上8點，鄒儒隆在得戛村研究工作後，天黑了。村十部勸他第二天早上再走，他説還有很多工怖等着他，急匆匆地打着手電筒獨自一人趕回區上。當他走到兩邊是懸崖壁，中間只有一條狹窄山路的廟彎，循着微弱的手電筒光，艱難行進時，埋伏在那裏的毛髮旺等一夥歹徒，出其不意地用粗木棒他打昏在地。匪徒們接着用棕繩緊勒他的脖子，半抬半拖地把他到距海戛500多米左右的秧田衝後山上的石洞裏，用鄒儒隆的手槍把他槍殺了。鄒儒隆遇難時還未滿28歲。鄒儒隆失蹤後，地縣鄉各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和武裝民兵，走遍那裏的山凹凹到處尋找，終於在他犧牲的16天之後，在那山洞裏找到了他的遺體，併為他開追悼大會。事後，公安部門破廠這件反革命謀殺案，罪犯們受到了應得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