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本篤

鄂本篤(Bento de Goes)1562年生於葡萄牙亞速爾羣島的聖米吉爾市,鄂是他姓氏Goes的譯音，本篤是葡萄牙文聖名Bento的譯音。他是明末惟一從陸道來的傳教士；在中亞探險史及地理史上，是有重要地位。

明末清初之際，歐洲耶穌會士大量進入中國傳播基督教，他們多從海路而來，但有一位耶穌會士卻另闢蹊徑，自陸路來到中國，他就是鄂本篤。他所走的路線，正是絲綢之路所經之地，即印度一阿富汗東北一帕米爾高原一塔里木盆地一河西走廊。

雖然葡萄牙在16世紀後期已成為西班牙聯邦帝國的一部分，但依然被保留了相當部分的內部自治。在海外的領地方面，當地的舊官僚和軍隊，仍舊享受着自己原本應有的權益。他們可以繼續招兵，並有着相當程度的外交自主權。天主教的耶穌會教士，則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鄂本篤幼年事蹟不詳。26歲充任印度水兵，到印度南部駐防，充任水兵期間跟當時的許多士卒一樣，沉溺於賭博等不良習氣中。後來有一次他進入一座聖母堂，突然悔悟，於是決定痛改以往的放逸行為，加入耶穌會。他聰慧敏捷，極具天才和學識，很快就掌握了當時耶穌會成員普遍需要學習的數學、地理和天文學知識。畢業之後，修道長認為他已具備一切必備的品質，打算讓他進修而晉升司鐸。但鄂本篤謙恭地辭絕了，他深感自己以前有過劣行，不足以當此任，情願終身作一名修士。

1594年，鄂本篤被派往莫卧兒帝國傳教。教會非常希望以教士們的豐富學識，博得亞洲各帝國的統治者歡心，從而給傳播天主教的活動開綠燈。

莫卧兒帝國雖然已經佔據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方，其統治者卻沒有忘記自己的中亞起源。加上古老的絲綢之路，有相當部分其實從阿富汗與北印度通過。所以印度次大陸到當時都佔據着東西方貿易的重要關口。大量的亞洲內陸商隊，都會選擇從開伯爾山口進入印度河流域，通過行船提高運輸效率。在這個過程中，古老的波斯語依然是至關重要的國際通行語。

鄂本篤的母國葡萄牙，則參與着印度洋地區的貿易，同莫卧兒人的陸上線路不同。但作為耶穌會傳教士的鄂本篤，卻有着比一般商人探險家更廣闊的視野。他注意到莫卧兒人同北方的頻繁貿易，也斷定那是一片值得探究的新大陸。

當時莫卧兒王朝實行宗教開明政策，其宮廷里居住着耶穌會的神父。鄂本篤在當地學習波斯語，並洞悉伊斯蘭教習俗。由於鄂本篤賢明而有德，深得當地會眾的讚賞和欽佩，因此而成為莫卧兒國王阿克巴(Akabar)的摯友。

當時穆斯林中盛傳在契丹也有基督教流行。“契丹曾在元朝時被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詳細記述，並且名震歐洲，只因年代久遠，人們已經忘卻了，以致於幾乎沒有什麼人再相信這個地方的存在。莫卧兒宮廷的耶穌會士致信印度的同事，擔到穆斯林所説的“契丹”，其王國在東方，距莫卧兒王國北面不遠，國中有基督教的教堂、牧師、僧侶和大批信徒，其首都稱 “汗八里”。諸神父對此深信不疑。時在北京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致書印度諸神父，説除支那(中國)之外別無“契丹”，除北京之外別無“汗八里”，“契丹”乃是中華帝國的別名。於是在耶穌會果阿管區 (印度)、羅馬總部乃至教廷引發了一場關於“契丹”與中國是否屬同一國的爭論。耶穌會東印度視察員尼古拉斯·皮門塔傾向於駐莫卧兒宮廷諸神父的看法，認為“契丹”是另一王國。為了探明究竟，皮門塔上書教皇，請求組成調查團前往“契丹”。鄂本篤由於其堅韌的毅力和虔篤的信心，被任命負責此項任務，其使命除探訪“契丹”是否與中國為同一國外，還欲尋一條通往中國的短捷的陸路交通線。

有意思的是，並不信仰基督教的阿克巴大帝，也支持了鄂本篤的想法。一方面是鄂本篤在莫卧兒宮廷時與他建立的私人友誼，另一方面也是莫卧兒君主希望進一步瞭解和控制中亞的野心。

鄂本篤便負起了這一任務，1602年10月整理行裝從印度果阿出發，經阿富汗徒步前往中國,為了安全起見,他把自己打扮成亞美尼亞商人(16-17世紀亞美尼亞商人可以在亞洲腹地的穆斯林居住區自由通行，扮成亞美尼亞商人可保證沿途安全)，他還按照亞美尼亞的習慣易名為伊撒·阿布杜拉。鄂本篤的行裝中有各種貨物，可以售賣謀生。隨行的有兩名希臘人和四名回教僕人。

鄂本篤首先抵達北印度的重要城市拉合爾。他在當地又僱傭了一名真正的亞美尼亞人做嚮導，隨後進入了當代的阿富汗地區。這些地方在當時都處於莫卧兒帝國的控制，所以行動並不困難。

在遊歷了坎大哈和喀布爾後，鄂本篤一行越過帕米爾高原，至控制西域的大國葉爾羌汗國，當時為1603年11月，距離離開印度已經十三個月了。這段行程就不那麼輕鬆了。好在葉爾羌的建立者賽依德，是莫卧兒創始者巴布爾的表兄弟，雙方彼此之間都有聯繫和了解。

葉爾羌人告訴他聽説過“契丹”國名後，堅定了繼續探索的決心。為了與朝貢大明皇帝的商隊同行，在葉爾羌等待了十二個月。1604年11月，他們再往東行，經塔克拉瑪干沙漠以及無數已成廢墟的古代城市，來到了喀喇沙爾。

他們走的路線是天山南麓的絲路“北道”，途經阿克蘇、庫車、察里斯(焉耆)、吐魯番。1605年10月，鄂本篤等到達哈密，這裏是喀什噶爾汗國極東之地。在哈密休整一個月後，便開始向東南行，穿越戈壁，歷時九天，直抵嘉峪關。這裏雖沒有盜賊、飢寒的威脅，但當地官吏的刁難有勝於此，鄂本篤不得不施以重賄才得以繼續前行，於1605年底到達肅州(今酒泉)。

在肅州他們聽人談到北京和其他一些以前知道的地名，至此鄂本篤才消除疑雲，深信“契丹”就是中國。他於是寫信給北京的利瑪竇，報告他的到來，送信的是一名中國人。但鄂本篤不知道神父的中國名字，也不知道他們在京城的具體地址，再加上信是用歐洲文字寫的，結果沒有送到。鄂本篤又修書一封，由一個穆斯林商人傳送，這封信在1606年11月中旬送到北京神父手裏。早在鄂本篤由印度起行時，果阿總主教已有書信致北京神父，説鄂已啓程。所以北京諸神父每年都急切盼望着鄂本篤的到來。當接到鄂本篤手書時，他們欣喜萬分，遂派修士鐘鳴禮去接鄂本篤等前往北京。1607年3月底，鐘鳴禮到達肅州，此時鄂本篤因疾病纏身， 已卧牀多日，瀕臨死亡。鐘鳴禮、伊撒克多方尋醫，精心照料，但仍不見效，在鐘鳴禮到達之後11天，鄂本篤去世了。

臨終時,他把這些考察整理成信件讓鐘鳴禮帶回。10月27日，鐘鳴禮將所蒐集到的鄂本篤遺物攜返北京，送呈利瑪竇。1608年3月8日利瑪竇（Matteo Ricci）自北京致函耶穌會會長，指出 China 就是過去人們所説的 Cathay，北京就是馬可·波羅講述的 Cathay的古都汗八里，這場長達一個多世紀的關於中國是Cathay還是China 爭執才算結束。從此發源自古代地圖上的古國名稱“秦尼”才正式成為東亞帝國的統稱，China 便成了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稱呼。然而，自從公元912年阿保機即皇帝位建立契丹國，中國北部鄰邦俄羅斯即以КИТАЙ 稱中國，且當代仍沒有更改。

鄂本篤在絲綢之路上的歷程充滿了艱險磨難，近代曾循鄂本篤行程的旅行家，無不對這位勇敢的先驅表示欽佩。這次旅行的意義在於，不僅為耶穌會士來華探尋了一條陸上通道，而且證實了“契丹” 與中國確是同一個國家，澄清了以往對此問題模稜兩可的認識。鄂本篤此次旅行的部分日記遺稿由鐘鳴禮、伊撒克帶到北京，經利瑪 ^[2]  竇編集復原而流傳於後世。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