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之戰

南宋的鄂州位於湖北省會武漢的武昌 ^[1]  ，地處長江中游，扼漢水入口。它在行政區劃上屬荊湖北路領轄，與襄陽、江陵構成了京湖戰區，隔江與淮南西路為鄰，東南壽昌軍（今湖北鄂州）與江南西路興國軍（今湖北陽新）接壤，形勢十分險要。“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荊湖”，而且“荊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 早在南宋初年，名將岳飛與岳家軍就駐兵此處。可見它的重要軍事地理意義。

鄂州之戰指的是發生於南宋寶祐六年至開慶元年，蒙古蒙哥汗八年至九年（公元1258年～1259年）的蒙哥侵宋之戰中，東路軍統帥忽必烈率領蒙古侵宋軍東路軍進攻鄂州，最後被宋右丞相賈似道擊退的作戰。

南宋寶祐六年，蒙哥汗八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決定發動全面侵宋戰爭，徹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親征攻四川，宗王塔察兒率東路軍攻荊山（今安徽懷遠西南），以分宋兵力。十一月，由於塔察兒攻宋不利，蒙哥改命其弟、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統領東路軍。蒙哥妄想在踏平川蜀後，與忽必烈的東路軍攻下鄂州會師，直趨南宋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同年十一月，忽必烈自開平（今內蒙古正蘭旗東北閃電河北岸）啓程。

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軍至汝南（今屬河南），得知蒙哥死於釣魚城，誤為謠言，遂採取招降與進攻兩手，繼續前進。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主力渡過淮河。二十日，破大勝關（今河南羅山南），宋戍兵皆遁。萬户張柔率軍攻最險要的虎頭關（今湖北麻城東北），先與宋軍戰於沙窩（今河南商城西南），其子張弘彥將宋軍擊敗，繼而破守關宋兵。二十一日，忽必烈至黃陂（今湖北黃陂北），三十日，率軍抵長江北岸。時任南宋沿江制置副使的袁玠是權臣丁大全的黨羽，為政橫徵暴斂，當地百姓無不痛恨。及蒙古軍至，漁人盡獻漁舟濟師，並充作嚮導。九月初一，從攻四川的宗王末哥遣使告蒙哥死訊，請其北歸爭汗位。忽必烈為立戰功，仍率師渡江。

九月初三，忽必烈登上陽邏堡北，俯瞰大江，見江北有武湖，湖東江岸筑陽邏堡，南岸即滸黃州，宋軍以大舟扼江渡，擁兵10萬，戰船2000，陣於江中，水陸陣容嚴整。蒙古軍當即遣軍奪大舟2艘，連夜準備舟楫，欲奪據點陽邏堡，強渡大江。

初四晨，風雨昏暗，諸將以為不可渡江。忽必烈不從，令揚旗伐鼓，分兵三道並進。勇將董文炳率敢死士數十百人衝其前，乘艨艟擊鼓急進，直達南岸，諸軍亦竟相爭渡，宋軍迎戰，三戰皆敗。習水戰的部將張榮實率軍乘輕舟鏖戰於北岸，獲宋大船20艘，俘200人，斬宋將呂文信。水軍萬户解誠部將朱國寶，率精兵與宋軍戰於中流，凡17戰，奪宋船千餘艘，殺溺宋兵甚眾。宋軍三道皆敗，陽邏堡防線也累遭失敗，蒙古軍遂迅速渡江。董文炳派董文用以輕舟渡江，向忽必烈報捷。忽必烈聞報大喜，傳令全軍進圍鄂州城，同時以一部兵由鄭鼎率領襲江西；另遣兵於湖南接應繞道大理而攻擊宋朝腹地的兀良合台軍。

忽必烈渡江後，駐營於滸黃州，下令”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初六，派人前往招諭鄂城。使者行至東門，宋軍箭如雨下。忽必烈知道宋軍有所準備，於是在初九率軍將鄂州團團圍住。因為蒙哥進攻四川的緣故，樞密使賈似道、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等人率領的大軍都在支援長江上游，鄂州只有都統權州事張勝主事，兵力十分空虛，守備頓時危急起來。

十一日，忽必烈登城東北壓雲亭，立高樓觀察城中軍情，見城中出兵，即遣兵迎戰，俘宋軍2人。後遣將攜宋降人至城下勸降，張勝殺死降人並遣兵出擊，又被擊敗。張勝遂以緩兵之計，佯稱歸附，誘勸蒙古軍東撤。蒙古軍中計後撤，張勝趁機將城周圍民居焚燬，使鄂州城防成為一體。這時宋將高達、邛應從江陵率軍入援。蒙古軍百户長鞏彥暉迎戰，高達埋下伏兵後假意撤退，一舉擒殺鞏彥暉。鄂州之戰處於相持狀態。

宋理宗一面組織義勇，一面命各制司進兵赴援。二十八日，宋廷詔賈似道節制江西、兩廣人馬，立即援助中流，以增強抵抗蒙軍進攻的能力。

十月，賈似道自漢陽（今湖北漢陽）進入危急的鄂州城內督師，親自指揮鄂州保衞戰。宋理宗也派使者拜賈似道為右丞相。

蒙古軍包圍鄂州後，在城外造起了一座五丈高的瞭望台。忽必烈每日在上面指揮攻城。由於久攻鄂州不克，又聽説宋援軍到來，忽必烈下令抓緊攻城。蒙古軍遂組織敢死隊，由勇將張禧、張弘綱父子率領，自城東南角入戰，高達率諸將力戰，張禧身負重傷而退。忽必烈見狀，對張柔説：“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張柔乃命部將何伯祥造鵝車，掘洞入城，又選勇士登城，經激烈戰鬥後破城東南隅。高達率軍奮力抗擊，並組織人力修城牆，隨破隨修，使蒙古軍不得入。

為防止蒙古軍再穴城而入，賈似道命宋軍沿城牆內壁建造木柵，形成夾城。僅一夜時間，環城木柵全部竣工。忽必烈聽説後，不得不承認賈似道的軍事才幹，感慨地説：“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有些將領就歸罪於士人，説都是士人力勸忽必烈不可殺人，造成鄂城不肯投降之故。忽必烈當即駁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在賈似道的指揮下，南宋各路援軍紛紛奔救鄂州。尤其是呂文德部自重慶沿江而下，在嶽州（今湖南嶽陽）擊敗張柔部的攔截後，於十一月初一日遣抵鄂城，使“（城）守愈堅”。

雖然鄂州暫時可保，但是宋朝的軍事形勢仍不容樂觀。繞道雲南的蒙古軍兀良合台嘗試攻擊柳州（今廣西柳州）與靜江府（今廣西桂林）失敗，星夜從小路北上，殺到了宋荊湖南路首府潭州（今湖南長沙）城下。江西一帶也受到蒙古騎兵的騷擾。南方腹地四面開花，這一情況引起了宋廷的極大震驚。監察御史饒應子認為：“今精兵健將鹹在閫外，湖南、江西地闊兵稀，雖老臣宿將可以鎮壓，然無兵何以連捍敵之來？當自內托出，不當自外趕入。”於是宋理宗在十一月初一日下詔，命賈似道突圍移司至黃州（今湖北黃岡），在那組織起一道新的防線，以便更好地指揮宋軍全局戰鬥。然而從鄂州突困到黃州，是一條十分危險的道路。呂文德遣部將孫虎臣將精兵七百護送，途中遭遇蒙古軍，幸虧都是老弱殘兵及所掠金帛子女，孫虎臣率軍將其打敗後，賈似道才得以順利地入黃州。賈似道移司成功，鼓舞了兩淮、江西一帶的士氣，“下流之兵始振”。

時間進入冬季。蒙古軍屢屢向鄂州發起強攻，但是疫病、缺糧使圍城部隊減員十之四五；宋軍死傷已經達到一萬三千餘人，鄂州之戰初期的守將張勝也英勇地犧牲在了城頭上。令忽必烈更加擔心的是，妻子察罕寄來書信説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正在謀劃繼承蒙古大汗之位。自蒙哥死後，開平的汗位一直空虛。幾個兒子剛剛成年，不具備爭奪汗位的實力；三兄旭烈兀正匆匆忙忙的從西亞趕回蒙古，也難以問鼎寶座，所以汗位的爭奪就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兩兄弟手中展開。謀臣郝經認為滅宋是持久戰，勸忽必烈先回國奪取汗位。 ^[2] 

這時賈似道向蒙古派出了使者。賈似道指出宋蒙雙方均已精疲力竭，不如講和停戰。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大多歷史文獻均説：賈似道在知道蒙哥已死、蒙古軍無力再戰的情況下，非但不乘勝反擊，反而密遣使者宋京前往蒙古軍營請和，提出：“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趙璧答稱：“大軍至淮州時，誠有是請，猶或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拒絕了賈似道乞和之請。後忽必烈迫於形勢，答應了賈似道的賣國請求。那麼歷史上究竟有無所謂“鄂州和議”之事，容下文討論。 ^[2]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決定撤軍，從牛頭山出發後，一面聲言趨臨安，留大將拔突兒等帥諸軍繼續圍鄂。一面於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的閏十一月初一，還駐青山磯。第二天，忽必烈在長江岸邊，派張文謙告諭諸將，6天后撤離鄂州；自己率軍北返，開始了爭奪蒙古汗位的鬥爭。 ^[2]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決定撤軍，從牛頭山出發後，一面聲言趨臨安，留大將拔突兒等帥諸軍繼續圍鄂。一面於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的閏十一月初一，還駐青山磯。第二天，忽必烈在長江岸邊，派張文謙告諭諸將，6天后撤離鄂州；自己率軍北返，開始了爭奪蒙古汗位的鬥爭。

南宋方面，鄂州之戰的結束使南宋擺脱了一場近似亡國的危機。作為總指揮的賈似道班師回朝，隻字不提議和的事情，上表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宋理宗親自在臨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彥博故事，郊勞於城外”，“擇日對御賜宴”，讚揚賈似道“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下詔加其少傅、衞國公銜，可謂隆恩浩蕩。賈似道自此走上了南宋末位權臣的道路。參與鄂州之戰的諸位大將也都各有封賞，呂文德兼領夔州路策應使，賜錢百萬；守鄂州的高達升為湖北安撫副使、知江陵府，賜錢五十萬；守潭州的向士壁遷兵部侍郎；劉整升任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

歷史認識

關於賈似道是否曾提出過這麼喪權辱國的議和條件，自宋代以後的歷史文獻都言之鑿鑿，稱賈似道先是準備對蒙古割地賠款，但突然趕上忽必烈撤軍，因此他趁機對宋理宗謊稱大捷，不承認曾經答應過向蒙古承諾過割地賠款之事。後來為了掩飾這段罪行，賈似道還故意扣留蒙古使者郝經，不讓他與宋理宗相見。如《中國史綱要》中就稱：“南宋的權臣賈似道統率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卻暗中向蒙古軍求和，願意向蒙古稱臣納幣，雙方劃江為界。”

對這種説法，學者屈超立提出質疑，指出：“鄂州之役時，宋蒙之間曾就議和進行使節接觸，這是沒有疑問的。但蒙古方稱賈似道提出以稱臣和‘割江焉界，且歲奉銀、絹二十萬’的條件退軍，卻是頗值得懷疑的。”並進一步否定有所謂的“鄂州之和”存在，他認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為攻宋翻舊賬， 尋找口實、製造輿論；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離間之計，混淆事實，以此製造宋廷內部的混亂；三是蒙古軍全力攻打鄂州卻無功而返，畢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將退兵之原因説成是南宋妥協投降，就可以為失利的蒙古軍開脱。

可以試想，假設賈似道真的給蒙古開出了這麼優惠的條件，那麼蒙古在撤軍之後理應遣使過來要求兑現，或者在以後侵宋時也可大肆渲染，但是翻遍史書都不見這種記載。如果説因賈似道隱瞞住了真相，那麼南宋不見記錄情有可原，蒙古方面也無記載就不合情理了。再有，當時賈似道僅僅是宋軍的前敵主帥，還不是後來一手遮天的權臣，割地、賠款、稱臣等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須請示宋理宗。秦檜在權勢熏天時，主持紹興和議依然要靠宋高宗做主；更何況這時的賈似道呢？而且，忽必烈作為一個頗有政治手腕的人，難道會去和無權做主的敵方大臣達成和議嗎？

在此提出一種觀點：真實的歷史情況應是有“鄂州議和”，但無“鄂州和議”。賈似道鑑於雙方力量達到平衡，就遣使勸蒙古退兵。宋朝歷來有議和傳統，賈似道象徵性地提出歲幣只是權宜之計，但所謂的劃江、稱臣並不存在，這既是賈似道不敢去做的，也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可能有人疑問：為何賈似道不乘勝追擊呢？這種想法頗有紙上談兵、強古人所難的味道。鄂州之戰只是守城戰，而宋軍在戰役前後一直苦苦支撐，絲毫未曾佔據過上風，防禦尚且困難，追擊野戰恐怕更無勝算。

拋去賈似道執政後期的過錯，他在鄂州之戰中的功勞是不容抹殺的。作為當朝宰相，率軍入援硝煙瀰漫的鄂州城，親臨戰鬥第一線指揮作戰，歷史有幾人能做到？民族英雄文天祥，晚年關押於大都（今北京）時，曾評價賈似道“己未鄂渚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衰也”，客觀地指出了賈似道在鄂州之戰時的勇敢表現。但是，宋廷在鄂州之戰後過分抬高賈似道，令他產生了飄飄然的心態，從此將身上官二代的毛病全部暴露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後世之所以認定賈似道在鄂州有過賣國行為，估計是因為賈似道的名聲太臭。加上賈似道在南宋晚年實施“公田法”、“打算法”等改革，觸犯了大批士紳、官僚的既得利益。這些人投降元朝後，寫出的筆記小説中便大用春秋筆法，正人君子高大全，奸佞小人則一無是處，賈似道是典型的奸臣權相，絕不可立功，那就只能賣國了。不過，南宋末年賈似道倒台後，一些有識之士如黃震説：“方賈似道事急之際，嘗約議和。已而往來鄂州與共守戰，嘗獲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議不言而自詭再造之功。”宋元之隙的鄭思肖，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氣節的人士，他也認為賈似道是“殆許歲幣”，而蒙古“以許歲幣為誠語”，“遣郝經入使索其物”。他們都不認為鄂州議和是一種錯誤的乃至投降的行徑，而是賈似道為促成忽必烈退兵、爭取時間的一個權宜之針，同時也批評了他事後向朝廷隱瞞真相和扣留使節的錯換行動，可謂公允。

1274年戰爭始末

元至元十一年(南宋鹹淳十年,1274),元軍突破鄂州(今武漢武昌)地區江防，擊敗宋軍的渡江進攻戰。

至元十年,元軍攻佔襄陽、樊城(今湖北襄樊)後,元世祖忽必烈命荊湖行省左丞相伯顏率水、步、騎軍20萬，分兵三路攻宋。伯顏居中路，率主力沿漢水南進。次年九月,伯顏軍至郢州(今鍾祥),繞過宋將張世傑部的阻截，南下攻取復州(今仙桃市沔陽)等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蔡甸(今武漢漢陽西)，進逼漢陽。時宋命淮西安撫制置使夏貴率戰船萬艘，控扼長江要口；權知漢陽軍王儀守漢陽；權知鄂州張晏然守鄂 州；都統王達守陽邏堡(今武漢東)；京湖、四川宣撫使朱祀孫率遊擊軍巡江策應。二十五日，伯顏見宋軍戰艦密佈，阻遏入江通道，遂採納部將建議，擬過淪河(今府河)由沙蕪口(今武漢漢口東北)入長江。因夏貴已在沙蕪口布兵設防,伯顏便以部分兵力佯攻漢陽,聲言取漢陽渡江，誘夏貴調水軍往援。十二月初四，元軍乘隙佔領漢口，繼派兵一部襲佔沙蕪口；並在漢口北鑿開漢水堤壩，引戰艦入淪河，轉沙蕪口入江，將全部兵力屯於江北岸。夏貴見勢急率水軍主力增援陽邏堡，企圖阻止元軍東下。十一日，伯顏督軍進圍陽邏堡，連攻三日未下。十三日晚，命右丞阿里海牙以一部兵力繼續攻城，牽制宋軍；暗遣平章阿術率騎兵3000，利用雪夜乘船溯江西上40裏，至青山磯(今武漢東北長江南岸)對岸停泊，擬從防禦薄弱處乘虛渡江。次日晨，阿術遣前軍強渡至中流，遭宋水軍阻截，死傷300餘；遂親率後軍繼至，擊敗宋都統程鵬飛所率水軍，獲船千餘艘，立即架浮橋，保障大軍渡江。伯顏聞訊,督軍急攻陽邏堡。夏貴聞元軍已渡江,率戰艦300艘東逃,餘艦大潰。元軍乘勢拔陽邏堡，王達及守城將士大部戰死。朱孫率部退回江陵(今屬湖北荊沙)，鄂州江防至此瓦解。元軍包圍鄂州，焚宋戰艦3000艘,切斷漢陽與鄂州聯繫,兩城遂相繼請降。伯顏留兵4萬駐守鄂州，繼率主力沿江東進。

南宋方面，鄂州之戰的結束使南宋擺脱了一場近似亡國的危機。作為總指揮的賈似道班師回朝，隻字不提議和的事情，上表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宋理宗親自在臨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彥博故事，郊勞於城外”，“擇日對御賜宴”，讚揚賈似道“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下詔加其少傅、衞國公銜，可謂隆恩浩蕩。賈似道自此走上了南宋末位權臣的道路。參與鄂州之戰的諸位大將也都各有封賞，呂文德兼領夔州路策應使，賜錢百萬；守鄂州的高達升為湖北安撫副使、知江陵府，賜錢五十萬；守潭州的向士壁遷兵部侍郎；劉整升任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