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

都江堰風景(2張)

都江堰的創建，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根源。

戰國時期，刀兵峯起，飽受戰爭痛苦的人民，渴望中國統一。當時，落後的秦國，經過變法改革，一躍成為“國富兵強，長雄諸候，周室歸籍，四方來朝”的強國。國勢振興、實力雄厚的秦國，亟欲統一天下，結束分裂局面。秦欲統一中國，必須有其堅實的後方基地，為它提供可靠的兵力、財力，故早有圖巴、蜀之意。首先，秦惠王誘使蜀王修通了“石牛道”，並不斷用金銀美女去麻痹蜀王。《華陽國志·蜀志》載：“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

都江堰(3張)

公元前316年，處於奴隸制割據的巴、蜀兩國發生了激戰。《華陽國志·蜀志》載：“蜀王別封其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仇，故蜀王怒，伐苴候，苴侯奔巴，求救於秦”。這就為秦滅巴、蜀造成了機會。秦國的司馬錯分析了巴、蜀形勢，認為：“蜀有桀紂之亂”，向蜀擴展的時期已到。提出了秦滅巴、蜀，政治上秦有“禁暴止亂之名”，符合巴、蜀人民的願望；經濟上，“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軍事上，巴、蜀“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的戰略主張。秦惠王採納了司馬錯的建議，同年秋派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舉兵從石牛道伐蜀，蜀兵敗，蜀王被戳。蜀國滅亡後，秦在蜀地置蜀侯及蜀相，推行封建制度。從此，奴隸制割據的蜀國，迅速向封建制社會轉化。封建勢力的興起，為都江堰的創建，準備了最可靠的社會歷史條件。

都江堰修築之前，成都平原的農業已有一定的基礎。蜀以務農為本，並有治水的要求和能力。《華陽國志·蜀志》説：“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又説，司馬錯伐楚時，兵精糧足。實力雄厚，曾率領“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山海經·海內經》載：“蜀有都廣（即廣都，今四川雙流區一帶）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黍、膏稷”。足見成都平原的農業，已具有相當水平，為都江堰的興建，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秦為促進生產的發展，將蜀地建設成可靠的戰略基地，勢必要興修水利。要興修水利，政局穩定是先決條件。故秦並蜀後，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為加強秦在蜀中的政權力量，首先“乃移秦民萬家實之”。此舉也給蜀地帶來了中原文化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同時，立刻修建了成都城、郫城和臨邛城，使之成為既是新的政治、經濟中心，又是軍事設防的堡壘。《華陽國志·蜀志》説：成都城“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並長丞，修整裏闠，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這表明秦政府已着手進行了一項重要的經濟改革，即用封建的個體工商業，伐替了原蜀國的奴隸制工場。秦滅蜀後的三十多年間，先後平定了蜀侯、蜀相的三次叛亂。公元前285年，秦昭王採取了斷然措施，廢蜀侯，“但置蜀守”。徹底廢除了分封制而代之以郡縣制。此時，蜀地人民得到了休生養息，生產有了發展，故人心歸順，政局穩定。這既從生產關係上為解放生產力創造了條件，也從組織上為都江堰的興建提供了保證。 ^[5] 

在都江堰修建之前，蜀國人民對岷江的開發和利用，已有很多貢獻。《尚書·禹貢》説：“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水經注·江水》亦説：“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華陽國志·蜀志》載：蜀王杜宇時期，“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等。這些先行者在水利工程上所取得的經驗，為後來都江堰的創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秦昭王后期（約公元前276年至251年），蜀郡守李冰總結了前人治水的經驗，組織岷江兩岸人民，修建都江堰。李冰注重實地考察，根據岷江出高山峽谷，河面開闊，流速頓減，以及左岸一帶，山勢彎環的地形特點和資源條件，精心設計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首先“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即將瀚山伸向灌縣城西的一段餘脈，鑿開一道約二十米寬的引水口，這既可以分洪減災，又能引水灌溉成都平原。二是“壅江作”。即修築都江堰分水堤。其佈局是：在離堆以上的一段江心，沿左側山麓的走向，就地取沙石修築長堤。並將此段山麓，修整成為引水渠的左岸，構成從右（岷江正流）向左的弧形彎道（這段彎道稱為內江），以迫使表層水自右向左進入引水渠；底層水挾帶泥沙仍奔向正流。因此，大大減少了灌溉渠道的泥沙淤積，使渠道的暢通得到保障。《益州記》在敍述這段史實中寫道：“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意思是説，岷江水流，經分水堤右側的導引和左面山岩的鉗制，馴服地流向成都平原。三是“穿二江成都之中”。即在離堆引水口以下，開鑿兩大幹渠（即今之走馬河、柏條河），將水引入成都平原。 ^[5] 

北魏酈道元（約470—527年）所撰《水經注·江水》載：“江水（指岷江）又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因大堰之口建於湔江口，湔江為現白沙河）……俗謂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謂之金堤”，都安縣，為原灌縣之古名，為控制成都平原安全之地，都安大堰，實為控制天府之國安全之大堰。

魚嘴位置選擇的科學性：在岷江上利用河心州的淤灘修建分水工程，可以將寬闊的岷江河道縮窄，將河道形勢由寬淺式轉化為窄深式，一方面有利於非汛期沱江口的進水，另一方面，利用鑿開的寶瓶口將汛期的洪峯引進成都平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減岷江洪峯對沿途帶來的洪水威脅。

清代水利專家在對都江堰創建過程及歷史的研究過程中認識到，當初李冰將魚嘴選址在湔江口，主要是因為有利於沱江的進水，而到了清代，沱江口早已不存在，百丈堰（渠）也一去不復返，如再將分水魚嘴建在上游，一方面是工程規模較大，耗資巨大，另一方面，引水口的衝淤也不穩定，且管理難度加大，運行成本也較高，把魚嘴分水工程直接建在離堆旁邊的人字堤，可以大大減少工程規模（不再有飛沙堰以及分水魚嘴至飛沙堰之間的分水堤埂工程了），同時大大減小工程維護成本和管理難度。

分水魚嘴在人字堤這一工程佈局，對寶瓶口的分水、分沙非常不利。一是因為沒有上游外江的分洪，全部洪水湧向離堆附近，必然增加寶瓶口的進水流量，這對成都平原的防洪非常不利；二是由於失去外江和飛沙堰的排沙作用，寶瓶口的進沙量也必然增加，這就加重了歲修時渠系的清淤任務；同時，洪水直衝離堆，對離堆的安全也構成威脅。因此，後來魚嘴位置又再次上移並恢復了飛沙堰工程。

據《史記·河渠書》載，“……於蜀，蜀守冰鑿離碓（古堆字），闢沫水之害。”“穿二江於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至於所過，百姓饗其利，旱則引水灌溉，雨則杜塞水門，於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謂之天府也。”

李冰鑿離堆建寶瓶口，“闢沫水之害”，將岷江洪峯引走，從而削減了岷江沿岸的洪水壓力，同時，“開二江於成都之中”，將岷江水引進缺水的成都平原，“百姓饗其利，旱則引水灌溉，雨則杜塞水門，由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謂之天府也。”

唐代，應發生了較為巨大的地質災害，山崩地裂，巨浪淘天，沱江進口段兩岸的山體崩塌，沱江進水口斷面不斷縮小而成百丈渠，內江水大時，只靠狹小的百丈渠和內江右岸的平水槽泄水已不能滿足內江河段泄水的需要，如不在內江右岸及時修建旁側溢洪道，在洪期，寶瓶口的進水量勢必加大從而對成都平原形成洪水災害威脅。在此情況下，飛沙堰的修建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唐一官至侍郎的官員主持修建了這一旁側溢洪道，後人為了紀念他而將該溢洪道稱作侍郎堰。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有侍郎堰，其東百丈堰（應為原沱江口演變而來），引江水以溉彭益田，龍朔中築。”後，因不斷的地質災害導致百丈渠最終逐漸封閉，為解決內江總乾渠北面（內江總乾渠左）靈巖山前沿原百丈渠灌區的農田灌溉問題，便在寶瓶口下游的內江總乾渠左岸修建了導江堰支渠，宋“永康軍歲治都江堰”時，將導江堰支渠兩岸種植楊柳樹以保護渠堤，故導江堰支渠至此後又改稱楊柳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改變成都市長期處於消費型舊城市面貌，經中央批准在成都東郊興建綜合性工業區，使之逐步發展成為生產型的新興城市。工業區集中用水量大，需要都江堰渠首總來水量中供應。

為保證成都市工業和生活用水常年不斷，又要保證都江堰內江斷流歲修工程全面進行，經水電廳農水局勘測設計，報經省計委以（63）計斟字第4號、55號文件批准修建都江堰內江歲修工業引水工程。工程於1963年2月4日正式開工，11月6日主體工程完工通水，1964年6月全部完成，6月30日由省水電廳農水局主持驗收。工業引水（暗）渠全長1502.3米，起自外金剛堤尾部進水閘，止於走馬河上游尾水閘。 ^[6] 

都江堰渠首原為無壩引水樞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都江堰灌區的灌面從1949年的282萬畝發展至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679萬畝。由於灌區的不斷髮展，城市工業和生活用水不斷增加，內外江灌區面積發展的不平衡，仍沿用榪槎、竹籠等傳統工程攔水調節流量已不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因此，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批准後，於1974年4月建成了外江閘。工程建成後，內江寶瓶口每年淨引水10億平方米，有效緩解了灌區用水矛盾，至1993年底，都江堰灌區灌面突破1000萬畝。 ^[6] 

按照都江堰設計灌溉面積1500萬畝的要求，寶瓶口設計引水流量需達480平方米/秒，加大流量需達530平方米/秒，加上1963年已建成的成都工業用水引水工程，在內江進行斷流歲修時，通過從外江引水過飛沙堰（平交）壩尾處，每次均採用鋼筋混凝土臨時擋板擋入工業引水渠，其安全保證率低，如一旦發生事故，就會嚴重影響成都工業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造成重大事故。在此情況下，經請示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批准，在保持飛沙堰原貌的情況下，於1992年在飛沙堰尾部建成飛沙堰工業引水臨時擋水閘。工程建成後，經過多年來的運行驗證，工程完全滿足設計要求。 ^[6] 

都江堰有效的管理保證了整個工程歷經兩千多年依然能夠發揮重要作用。漢靈帝時設置“都水椽”和“都水長”負責維護堰首工程；蜀漢時，諸葛亮設堰官，並“徵丁千二百人主護”（《水經注·江水》）。此後各朝，以堰首所在地的縣令為主管。到宋朝時，制定了施行至今的歲修制度。

古代竹籠結構的堰體在岷江急流衝擊之下並不穩固，而且內江河道盡管有排沙機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積。因此需要定期對都江堰進行整修，以使其有效運作。宋朝時，訂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農閒時斷流歲修的制度，稱為“穿淘”。歲修時修整堰體，深淘河道。淘灘深度以挖到埋設在灘底的石馬為準，堰體高度以與對岸巖壁上的水則相齊為準。明代以來使用卧鐵代替石馬作為淘灘深度的標誌，現存三根一丈長的卧鐵，位於寶瓶口的左岸邊，分別鑄造於明萬曆年間、清同治年間和民國十六年（1927年）。 ^[11] 

都江堰位於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距成都市區約50千米，距離青城山風景區20千米，其由渠首部分（魚嘴、飛沙堰、寶瓶口）和遍佈四川7市40個區（市）縣的灌區組成，渠首佔地面積200餘畝。 ^[3] 

都江堰風景名勝區處於中國西部高原山地與成都平原兩大地形階梯的轉折部，屬龍門山脈的西南延展部分，是中國龍門山大斷裂帶通過的地區。龍門山華夏系構造分佈於西北部，直向北東。因受到後期燕山、喜山運動的影響，褶皺強烈，斷裂發育，尤以南段縱向、橫向斷裂極為廣泛。二王廟斷裂屬壓扭性斷層，是龍門山前山江油—都江堰斷裂的一部分，從彭州通濟場西南經寬河壩入境，又經洞壇口、懶板凳、火車站至二王廟，過岷江後南折，至泰安寺和兩河鄉北部入崇州市境。都江堰市境內長約50千米，呈北東30—60度走向，平均約為45度，斷面傾向310—330度，傾角45—53度。其中，彭州花龍門至都江堰市火車站一段，斷層線走向由北東45度轉為北東20度，向北突出，切斷了上三疊統須家河組和上侏羅統蓮花口組。在二王廟處斷層線近於東西向，其南有三條北東向的次一級小斷層與之斜接。過岷江後，走向變為南西，至泰安寺和苟家坪以南，發育兩條北東向的壓扭性分支斷層。二王廟斷裂為重力梯度帶，這與它是高山與平原的分界地帶相符。據二王廟跨斷層定點短水準測量，斷層北西盤和南東盤均有相對升降。龍門山北段向斜、背斜構造較完整，江油—都江堰市一帶可見自西北向東南推掩的疊瓦式斷層和飛來峯構造，即石炭二疊系地層逆掩在侏羅系地層之上。東南部為成都場陷，自老第三紀末期以來，受新構造運動的影響，在龍門山、龍泉山褶皺生起的同時，相對逐漸地陷落，堆積厚度達257米。都江堰風景名勝區部分屬新生界第三系河流相沉積地層，下部為砂泥岩，上部為砂礫岩。 ^[2] 

都江堰地勢西北高，東南低。西部屬龍門山南段四川盆地邊緣山地，由一系列北東一南西向山地構成，地勢高亢，山嶺海拔3000米以下。東部屬成都平原，地勢平緩。海拔一般在720米以下。 ^[2] 

都江堰市屬中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區，年均氣温15.2℃，年均降水量近1200毫米，年均無霜期280天。這裏四季分明，夏無酷暑，最熱的7、8月份平均氣温為24℃左右，平均最高氣温僅28℃。冬無嚴寒，最冷的1月份平均氣温為4.6℃，平均最低氣温在1℃左右。

都江堰(5張)

都江堰建在岷江出山口處。渠首以上總集水面積23037平方千米，多年平均來水量150.82億立方米。控測岷江上游的水文站有兩個，一個是幹流出山口處的紫坪鋪水文站，控測集水面積22664平方千米，佔岷江上游總集水面積的98.38％。一是白沙河出口處的楊柳坪水文站，控測集水面積363平方千米，佔總集水面積的1.58％。白沙河口至都江堰渠酋有集水面積10平方千米，佔總集水面積的0.04％。

紫坪鋪水文站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8月設站，測流斷面平均水位海拔743.38米。據水文站45年的資料，年均流量462立方米/秒，年均徑流量145.7億立方米。最大年均流量619立方米/秒，年徑流量195.1億立方米（1937年）；最小年均流量367立方米/秒，年徑流量115.6億立方米（1959年）。年平均最大、最小流量值較差1.69倍。最大洪峯流量5480立方米/秒（1964年7月22日），最枯（瞬時）流量74.7立方米/秒（1979年2月3日），洪、枯流量值較差73.36倍。

白沙河發源於龍門山系中段茶坪山脈光光山南麓，海拔4262米，主峯海拔4632米。河谷自北向南，到都江堰市區西白沙鄉匯入岷江干流，全長48千米，集水面積363平方千米。1953年11月設立楊柳坪水文站，測流斷面平均水位海拔754.57米。據32年實測，年均流量16.2立方米/秒，年均徑流量5.105億立方米。最大年均流量21.6立方來/秒，年徑流量6.818億立方米（1964年），最小年均流量9.59立方米/秒，年徑流量3.025億立方米（1974年），年均最大最小值較差2.25倍。最大洪峯流量1450立方米/秒（1972年8月24日），最枯流量1.50立方米/秒（1983年1月2日），洪枯流量值較差966.7倍。

岷江枯水季節基本無沙，6—9月豐水期泥沙約佔全年泥沙量的78—98%。泥沙測驗隊1955年開始實測，根據泥沙資料計算，紫坪鋪水文站多年平均懸移質含沙量為559克/立方米，輸沙率266千克/秒，輸沙量838萬噸/年。其中，6—9月平均懸移質輸沙率721千克/秒，年輸沙量760萬噸，佔全年輸沙量的90.7%。最大日平均懸移質含沙量30.4千克/立方米，最大日平均懸移質輸沙率86900千克/秒（1964年7月22日）。楊柳坪站多年平均懸移質含沙量595克/立方米，輸沙率9.64千克/秒，輸沙量30.4萬噸/年。兩站合計輸沙量868萬噸/年。

據四川省水利水電勘測設計院1989年《都江堰總體規劃報告》資料，都江堰渠首多年平均推移質輸沙量為150—200萬噸，其中紫坪鋪為143—145萬噸，楊柳坪為5—7萬噸。總輸沙量1018—1068萬噸/年，其中紫坪鋪981—983萬噸/年，楊柳坪35.4一37.4萬噸/年。最大年輸沙量為2594萬噸，其中紫坪鋪為2460萬噸（1956年），楊柳坪為134萬噸（1974年）。最小年輸沙量266萬噸，其中紫坪鋪258萬噸，楊柳坪8萬噸。 ^[2] 

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當地西北高、東南低的地理條件，根據江河出山口處特殊的地形、水脈、水勢，乘勢利導，無壩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為體系，保證了防洪、灌溉、水運和社會用水綜合效益的充分發揮。

都江堰渠首樞紐主要由魚嘴、飛沙堰、寶瓶口三大主體工程構成。三者有機配合，相互制約，協調運行，引水灌田，分洪減災，具有“分四六，平潦旱”的功效。

二王廟位於岷江右岸的山坡上，前臨都江堰，原為紀念蜀王的望帝祠，齊建武（494—498年）時改祀李冰父子，更名為“崇德祠”。宋代（960—1279年）以後，李冰父子相繼被皇帝敕封為王，故而後人稱之為“二王廟”。廟內主殿分別供奉有李冰父子的塑像，並珍藏有治水名言、詩人碑刻等。建築羣分佈在都江堰渠首東岸，規模宏大，佈局嚴謹，地極清幽。是廟宇和園林相結合的著名景區。佔地約5萬餘平方米，主建築約1萬平方米。二王廟分東、西兩菀，東菀為園林區，西菀為殿宇區。全廟為木穿逗結構建築，廟寺完全依靠自然地理環境，依山取勢，在建築風格上不強調中軸對稱。

伏龍觀位於離堆公園內。其下臨深潭，傳説因李冰父子治水時曾在這裏降伏孽龍在離堆之下，故於北宋初年改祭李冰，取名“伏龍觀”。現存殿宇三重，前殿正中立有東漢時期（25—220年）所雕的李冰石像。殿內還有東漢堰工石像、唐代金仙和玉真公主在青城山修道時的遺物——飛龍鼎。伏龍觀又名老王廟、李公祠、李公廟等。清同治五年（1866年）四川巡撫祟實以為：“於雖齊聖，不先父食。況以公之賢：又有功於蜀，其施力程能固無待乎其子。今乃數典忘祖，於掩其父得無紊欽?”

安瀾索橋又名“安瀾橋”、“夫妻橋”。位於都江堰魚嘴之上，橫跨內外兩江，被譽為“中國古代五大橋樑”，是都江堰最具特徵的景觀。始建於宋代以前，明末（17世紀）毀於戰火。古名“珠浦橋”，宋淳化元年改“評事橋”，清嘉慶建新橋更名為“安瀾橋”。原索橋以木排石墩承託，用粗竹纜橫掛江面，上鋪木板為橋面，兩旁以竹索為欄，全長約500米，橋為鋼索混凝土樁。

索橋在四川西部地區起源較早。安瀾索橋修建具體年代已不從所考，但據《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李冰“能笮”。《水經注·江水》載“涪江有笮橋”，證明至少安瀾橋的修建，不會晚於修築都江堰的年代。笮，意為竹索，這是川西古代索橋的主要建築材料，故安瀾索橋又被稱為竹橋、繩橋、竹藤橋等。橋為1974年重建，下移100多米，將竹索改為鋼索，承託纜索的木樁橋墩改為混凝土樁。

卧鐵是埋在內江“鳳棲窩”處的淘灘標準，也是內江每年維修清淘河牀深淺的標誌。相傳李冰建堰時在內江河牀下埋有石馬，作為每年淘灘深度的標準，後來演變為卧鐵。現有四根卧鐵分別是明朝萬曆四年、清同治三年、民國十六年和1994年埋下的。遊客在離堆古園內噴泉處能看到的這四根卧鐵的複製品，其真品還埋在內江河牀下。

都江堰內還有灌縣古城 ^[16]  、奎光塔、虹口景區、南橋、園明宮、清溪園、都江堰城隍廟、玉壘關、離堆公園、秦堰樓、玉壘山公園、擲筆槽、青城外山景區、青城前山景區青城後山景區兩河漂流藥王廟、幸福大道、翠月湖、靈巖。

都江堰(26張)

都江堰是由渠首樞紐、灌區各級引水渠道，各類工程建築物和大中小型水庫和塘堰等所構成的一個龐大的工程系統，包括魚嘴、飛沙堰和寶瓶口三個主要組成部分，擔負着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區7市（地）40縣（市、區）1130萬餘畝農田的灌溉、成都市多家重點企業和城市生活供水，以及防洪、發電、漂水、水產、養殖、林果、旅遊、環保等多項目標綜合服務，是四川省國民經濟發展不可替代的水利基礎設施。 ^{[4]  [8]} 

魚嘴分水堤又稱“魚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魚嘴而得名，它昂頭於岷江江心，包括百丈堤、榪槎、金剛堤等一整套相互配合的設施。其主要作用是把洶湧的岷江分成內外二江，西邊叫外江，俗稱“金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於排洪；東邊沿山腳的叫內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於灌溉。素有“分四六、平潦旱”之稱，並能使岷江總來沙量80%以上的泥沙（推移質和懸移質）從外江（岷江正流）分走，內江用於灌溉，外江用於排洪。 ^{[4]  [6]} 

在古代，魚嘴是以竹籠裝卵石壘砌。由於它建築在岷江衝出山口呈彎道環流的江心，冬春季江水較枯，水流經魚嘴上面的彎道繞行，主流直衝內江，內江進水量約6成，外江進水量約4成；夏秋季水位升高，水勢不再受彎道制約，主流直衝外江，內、外江江水的比例自動顛倒：內江進水量約4成，外江進水量約6成。這就利用地形，完美地解決了內江灌區冬春季枯水期農田用水以及人民生活用水的需要和夏秋季洪水期的防澇問題。

飛沙堰溢洪道又稱“泄洪道”，具有瀉洪、排沙和調節水量的顯著功能，故又叫它“飛沙堰”。飛沙堰是在分水堤壩中段修建的泄洪道，洪水期不僅泄洪水，還利用水漫過飛沙堰流入外江水流的漩渦作用，有效地減少了泥沙在寶瓶口前後的淤積。飛沙堰的主要功能：攔水、分洪、排沙。治水三字經中有“深淘灘、低築堰”六字，“深淘灘”即指都江堰渠首內江大修期間飛沙堰對岸的鳳棲窩淘淤，深至所埋“卧鐵”露出來為止，而“低築堰”即指飛沙堰的堰頂高程，目前為飛沙堰正中的堰頂高程為河牀以上2.05米。“深淘灘、低築堰”是相輔相承的，互為前提，保證過水斷面，以確保寶瓶口的進水量。 ^{[4]  [6]} 

飛沙堰功能原理：洪期，岷江內江段洪水主流直衝飛沙堰對岸的鳳棲窩山體，該山體形成的自然丁壩直接改變了水流方向，經過丁壩的強制作用，內江水主流直接衝向內江右岸的飛沙堰中心，由於水流較大，衝大於淤，水流在經過丁壩的強制轉向後大部分能量並未得到釋放，水流越深，能量釋放越難，深層水帶着巨大的水能同沉積在該段的推移質（卵石等）進行搏擊，最終將卵石等推移質挑向對岸的飛沙堰，水能在搏擊的過程中能量得以釋放，同時飛沙堰的強排沙功能在此過程中得以充分體現。據都江堰渠首原型觀測，直徑近2米的卵石均能通過飛沙堰排入岷江正流，這樣就保證了進入寶瓶口的水流夾砂石量相對較少。古時飛沙堰，是用竹籠卵石堆砌的臨時工程；如今已改用混凝土澆鑄，以保一勞永逸的功效。 ^[6] 

寶瓶口是內江的進水口，寶瓶口起“節制閘”作用，能自動控制內江進水量，是湔山（今名灌口山、玉壘山）伸向岷江的長脊上鑿開的一個口子，它是人工鑿成控制內江進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特，故名寶瓶口。留在寶瓶口右邊的山丘，因與其山體相離，故名離堆。離堆在開鑿寶瓶口以前，是湔山虎頭巖的一部分。由於寶瓶口自然景觀瑰麗，有“離堆鎖峽”之稱，屬歷史上著名的“灌陽十景”之一。 ^[4] 

秦蜀郡太守李冰建堰初期，都江堰被稱為“湔堋”。三國蜀漢時期，都江堰地區設置都安縣，因縣得名，都江堰稱“都安堰”。唐代，都江堰被改稱為“楗尾堰”。因為當時用於築堤的材料和辦法主要是“破竹為籠，圓徑三尺，以石實中，累而壅水”，即用竹籠裝石，稱為“楗尾”。直到宋代，在宋史中，才第一次提到都江堰：“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決江遏水，以灌數郡田。”從宋代開始，把整個都江堰水利系統的工程概括起來，叫“都江堰”，才較為準確地代表了整個水利工程系統，因此該名一直沿用至今。 ^[7] 

1974年，都江堰遷建安瀾索橋，工人第一次在河牀內挖出石人。後來，這尊石像被文物專家考證為李冰像，被移往伏龍觀供奉。由於李冰像上鐫刻有“建寧元年”字樣，證明為東漢建寧年間所造，因此排除了是李冰所造石人的可能。

1975年初，在距李冰像出土地點約60米處，一尊持鍤石人像再度被發現，這尊“堰工”像，被多數考古界專家認為是李冰所造三石人之一。 ^[9] 

2005年3月，在李冰石像出土地的附近，又出土了兩尊石像、一塊漢代石碑和幾十件石構件。石碑為下寬上窄的梯形，在弧形碑額上雕刻有淺浮雕朱雀圖案。碑上有15行共414個字，字體峻秀，詳細記錄了立碑的原因和過程。 ^[10] 

六字訣，即“深淘灘，低作堰”六字。

所謂“深淘灘”，是指對內江鳳棲窩下面的一段河牀，每年淘淤必須淘至河中所埋“卧鐵”為準。其所以要深淘，是為使內江河牀保持一定的深度。否則，就會使次年春耕用水期間，在相同水位下，寶瓶口進水流量不足，不能保證灌溉用水需要，故有“深淘一寸，得水一寸，深淘一尺，得水一尺”的説法。同時，如不深淘，也會在汛期抬高水位，增大飛沙堰壓力，沖毀飛沙堰，造成成都平原缺水灌溉。

所謂“低作堰”，是指飛沙堰不宜築得太高，一般只應高出壩前河底二米左右。否則，“堤過高，則至秋水濫傷禾”，也會影響飛沙堰的泄洪和排沙效果。 ^[5] 

都江堰治水“三字經”，系對歷代治水的經驗總結。見諸於文物的，是在清同治以後。現二王廟石壁上有兩種“三字經”：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灌縣知縣胡坼，將歷代都江堰治水的經驗，編成治水“三字經”，刻於二王廟石壁上。內容是：

“六字傳，千秋鑑。挖河心，堆堤岸。分四六，平潦旱。水畫符，鐵樁見。籠編密，石裝健。砌魚嘴，安羊圈。立湃闕，留漏罐。遵舊制，復古堰。”

清光緒丙午年（1906年），知成都府事文煥，對原“三字經”作了修改，又重刻於二王廟石壁上。內容是：

“深淘灘，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鑑。挖河沙，堆堤岸。砌魚嘴，安羊圈。立湃闕，留漏罐。籠編密，石裝健。分四六，平潦旱。水畫符，鐵樁見。歲勤修，遇防患。遵舊制，毋擅變。” ^[5] 

清光緒元年（1875年），署水利同知胡均，自撰並書“遇彎截角，逢正抽心”八字，刻於二王廟山門上。這是古人留下的治理都江堰的要領，現仍適於整治河道的原則。 ^[5] 

1978年，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對治理都江堰作了指示，温江地區也提出了意見。根據這些指示和意見，都江堰管理處組織金馬河沿河各縣技術人員，又一次對河道進行了規劃，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後治理都江堰排洪河道金馬河及各灌溉乾渠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新三字經”。內容是：

“深淘灘，高築岸，疏與堵，要全面；險工段、雙防線；前有失，後不亂；堤夯實，坡改緩；基挖夠，漕填滿；石砌牢，腳放坦；勤養護，常看管。”

該“新三字經”，是指導今天都江堰排洪河道和各輸水河道的治理而言。對於更好地發揮工程效益，確保防洪安全，保護農田，發展生產，具有現實意義。 ^[5] 

清山春《灌陽竹枝詞》詩：“都江堰水沃西川，人到開時湧岸邊。喜看榪槎頻撤處，歡聲雷動説耕田。”

清何盛新《伏龍觀》詩：“盈盈一水隔，兀兀二山分。斷澗流紅葉，空潭起白雲。憑空橋架索，薄暮樹浮曛。龍女今何在，懸崖問柳君。”

清董湘琴《遊伏龍觀隨吟》：“峽口雷聲震碧端，離堆鑿破幾經年！流出古今秦漢月，問他伏龍可曾寒？”

清黃俞《都江堰》詩：“岷江遙從天際來，神功鑿破古離堆。恩波浩渺連三楚，惠澤膏流潤九垓。劈斧巖前飛瀑雨，伏龍潭底響輕雷。築堤不敢辭勞苦，竹石經營取次裁。”

《都江堰二王廟對聯》①一門兩禹，六字春秋②上聯：六字炳千秋，十四縣民命食天，盡是此公賜予；下聯：萬流歸一匯，八百里青城沃野，都從太守得來。

拜水都江堰，問道青城山。

——餘秋雨

題目：《都江堰》

作者：餘秋雨

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日和六月二十六日為中心的廟會活動。李冰主持創建都江堰，使長期苦於水旱災害的川西平原一下子成為富庶的、世人矚目的“天府之國”，人民對他的感戴之情是沒齒難忘的。兩千多年來，李冰父子鑿離堆，開堰建渠為天府之國帶來的福澤一直為世人所崇敬、感激，二王廟從古至今不但香火鼎盛，而且在歷史上一直既有官方主持的祭奠活動，也有老百姓的民間祭祀活動，官方的祭祀活動更為隆重。據史料記載，官方的祭祀活動正式頒定，是在宋開寶七年（929年），初定為每年祭祀一次，後改為每年春秋祭祀兩次。早期的祭祀十分隆重，有隆重的血祭遺風。現代代之以“清明放水節”慶典活動，已成為都江堰特有的風俗。

二王廟廟會時間為每年的農曆6月24日至農曆6月26日。相傳農曆六月二十四是二郎神生日，兩日後為李冰生日，正值鳥語花香之時，受到都江堰恩澤的人們紛紛走出家門，來到二王廟焚香祭祀，懷念都江堰的締造人李冰父子，由道廟主持舉行盛大的“川主清源妙道真君”祭典大會，擺設道場三天。今二王廟廟會，不僅增添了歌舞表演、川劇表演等內容，還有川劇變臉等絕活展示；每歲廟會，二王廟內煙霞蒸騰，萬人朝拜，空前盛況，不減當年。

都江堰(2張)

都江堰是當今世界年代久遠、唯一留存、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它不僅是中國水利工程技術的偉大奇蹟，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它充分利用當地西北高、東南低的地理條件，根據江河出山口處特殊的地形、水脈、水勢，乘勢利導，無壩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為體系，保證了防洪、灌溉、水運和社會用水綜合效益的充分發揮。它最偉大之處是建堰2250多年來經久不衰，而且發揮着愈來愈大的效益。都江堰的創建，以不破壞自然資源，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為人類服務為前提，變害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協合統一，是全世界迄今為止僅存的一項偉大生態工程，開創了中國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紀元，標誌着中國水利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國古代人民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化劃時代的傑作。

現都江堰地勢圖(2張)

李冰主持創建的都江堰，正確處理魚嘴分水堤、飛沙堰溢洪道、寶瓶口引水口等主體工程的關係，使其相互依賴，功能互補，巧妙配合，渾然一體，形成佈局合理的系統工程，聯合發揮分流分沙、泄洪排沙、引水疏沙的重要作用，使其枯水不缺，洪水不淹。具體地説，利用魚嘴分水堤從岷江引水灌溉，枯水期，自動將岷江60％的水引入內江，40％的水排入外江；洪水時，又自動將60％的水排入外江，40％的水引入內江。都江堰建於岷江彎道處，江水至都江堰，含沙量少的表層水流向凹岸，含沙量大的底層水流向凸岸，將洪水衝下來的沙石大部分從外江排走。進入內江的小部分沙石，利用伸向江心的虎頭巖的支引、寶瓶口的節制和“離堆”的頂託，將大部分沙石從飛沙堰、人字堤排入外江，使寶瓶口引水口和灌區幹流免遭泥沙淤塞；利用寶瓶口引水口控制進水量，既保證了灌溉用水，又防止了過量洪水湧入內江灌區，造成災害。都江堰能自動調節進入灌區的水量，使成都平原“水旱從人”，成為天府糧倉。都江堰是成功運用自然彎道形成的流體引力，自動引水、泄洪、排沙的典範。建堰時，李冰還在江中埋石馬作淘灘標誌，立“三石人”觀察水情消長，開創了中國古代水情測量的先例。歷代對都江堰水利工程都非常重視，逐步完善了管理機構，建立了歲修、防洪等維護制度，積累和總結了“六字訣”“三字經”“八字格言”等寶貴的治水經驗，使古堰持續發展，相沿不廢。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