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昌鼓書

泱泱鄱湖，娟娟丘陵，在這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都昌，有一獨具特色的傳統民間藝術——都昌鼓書。它從大宋走來，歷千年而不夭，並繁衍出多種藝術形式，至今屢屢在省市藝術大賽中奪魁，有的載入國家藝術志書，成為一支永不凋謝的藝術奇葩。

都昌鼓書的道具是一鼓一板，擊鼓渲染氣氛，打板點拍節奏。這種形式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變。清《都昌縣誌》載：“唐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8年）從祀”於大成殿的有大批先賢先儒。在祭祀和佾舞圖中，樂器有建鼓、大鼓、楹鼓、應鼓、鞏鼓、編鐘、特磬、笙、笏、篪、笛、瑟、琴、壎、排簫、搏拊等。可見，鼓在一千五百年前已為都昌樂器之最。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都昌各處仍有制鼓者，且品種繁多，堪稱鼓之鄉。搏拊，空心木樂器，須置架上，由雙手或單手擊打演奏。大鼓和搏拊只適應坐堂演唱，並伴以鑼、鈸、鐃，卻不適應行走、站立和表演。於是，藝人將大鼓改為小鼓，搏拊改為夾板（有二片、三片的），以便攜帶。演唱時右手擊鼓左手打板，需要時，夾板可當扇、當書、當槍、當朝鐧等象徵性道具使用。

都昌鼓書，俗稱“唱傳”，而唱傳源於“講傳”，講傳始自“講學”，講學興於宋。（宋真宗有言：“秦衰則經術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史載：“都昌之學建於唐鹹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

都昌歷史悠久，《禹貢》曰彭蠡，漢初設梟陽，上唐置都昌。晉起，都昌文化漸興。縣誌載：“生長梟陽五柳鄉”的陶侃子侄，勵志攻讀，楷為鄉里；羅隱強山鼓琴吟詩；謝靈運石壁精舍翻經。及後，張九齡、李白、歐陽修、蘇軾、黃庭堅、李綱、朱熹、文天祥、劉基、李夢陽、郭沫若等歷代文豪志士，在此留下諸多史蹟和詩文，共同鋪築了都昌厚實的文化根基。宋後，大批本土理學名儒名仕輩出，如：宋開國元勳劉彥誠六代名臣，理學黃灝父子四鴻儒，吏部尚書彭蠡子兄三進士，兵部尚書曹彥約父子“三士袞，四士冕”，名儒馮椅兩代三進士、五臣宦，皇賜儒林邵慶、劉元龍，一門忠烈丞相江萬里，“與程朱胡蔡五星之配”的陳浩世歷宋元明七進士鉅著；明儒邵嵩，名臣餘濂，御史餘應桂三起三落終身事朝；清師邵良傑，皇愛餘靖獻，名儒劉豢龍，神童陳章炳，清官邵士龍風披八世孫……舉不勝舉，數以百計。僅宋進士一百四十餘名。他們著書立説，創建書院，教化鄉里。宋時，已有匯東書院、經歸書院、寶林書院、黃坤書院、張元貞書院等，僅匯東書院廣至二十間。“諸生以時讀書，習禮其間” ，“終日講習指南而不知歸”——講學如春風浩蕩。及至元明，又添講堂、書舍、學宮多處，都域四處皆朗書聲。自宋至清，都昌文仕著書集説二千多卷，經、史、子、集無不囊，而宋居半數多，且有多人受皇嘉御賜。其時，“高者以文藝為媒”，於是，“講學”派生“講傳”，習誦者見教，失習者見識。宋後，“講傳”風靡城鄉，茶館酒樓不乏其人，阡陌村舍聚合成羣。人們從“聽傳”中得到教化，增長見識，娛悦於心。

元明兩代，安徽、湖北災民紛紛逃至魚米之鄉的都昌，多以賣藝乞討，將花鼓、道情帶入都昌。這種以唱為主，以擊為輔的藝術很快被都昌藝人吸收，並知悟以此為業也可餬口也可行樂，於是，將花鼓詞、道情曲演變成本土深有根基的“唱傳”，即邊擊鼓邊唱傳。演變後的擊鼓唱傳因增加了音樂、道具藝術成分，很快盛及城鄉，迅即普及城鄉，並有專設書場，同時誕生了鼓書職業藝人。據現存的袁老藝人回憶：師傅張花毛（晚清人）以鼓書為生，在徐埠書場坐場；張幼年在張嶺學唱鼓書時，其師傅説“打鼓唱傳，唐朝就有”。 都昌鼓書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形成了兩大風格迥異的流派：東南道情腔，西北説書腔。至於何使東南傾道情，未考；而西北重説書有據——宋諸書院多置西北，歷來西北“講傳”盛於東南，故“講”技流傳於後而成“説書”，再進鼓書之“唱傳”，一路承襲。兩派之別在於：道情腔委婉纏綿，坐唱為主，以曲調和音色之綿柔，敍事傳情，勾人心魂，悲時催人淚下，歡時鬨堂大笑，具有很強的音樂感染力；説書腔剛烈，抑揚頓挫，站唱為主，“三分唱，七分説”，表演性強，能塑造人物性格、語調，能模仿雞鳴犬吠，能渲染車滾馬嘯、槍炮鳴的、雷電風雨、刀光劍影、廝殺慘烈的氣氛，亦可描繪情意綿綿、春江花月的美景，惟妙惟肖，引人入情入景，把“死書説活了” ！

千年鼓書凝聚着無數藝人的智慧，他們創作了上自遠古神話，中及各朝傳記，下至當代故事的無數唱本，內容涵蓋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如：《封神榜》、《三國》、《隋唐演義》、《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徵西》、《羅通掃北》、《薛剛反唐》、《唐明皇遊月宮》、《郭子儀掛帥》、《宋太祖三下南唐》、《説唐》、《嶽傳》、《水滸》、《楊家將》、《五虎平西》、《張勇打擂》、《七俠五義》、《破金山》、《天寶圖》、《萬花樓》、《賣花記》、《繡荷包》、《四季花》、《販茶歌》、《怕老婆》、《勸世人》、《數古引今》、《大腳婆娘》、《老婆嫌老公》、《新舊婚姻對比》等等，且多數以口傳授徒，憑博聞強記一代代流傳下來。唱詞通俗壓韻，如：“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開天闢地是哪個，哪個把蒼天補起來”；“日出東方一點紅，秦瓊打馬進山東”，“趙太祖雪夜訪趙普，劉備關張訪卧龍，張良背劍訪韓信，文王訪過姜太公”；“老人喜歡唐朝傳，年輕人喜歡宋朝文，道士喜歡封神榜，和尚喜歡唐僧去取經，小孩子喜歡哪吒去鬧海，王金龍喜歡玉堂春”；“説的是一九四二年，贛北來了小東洋”，“三月桃花景，聽我來唱一個怕老婆的笑話”等等。幾乎所有藝人能即興創作，使演唱充滿激烈、悲壯、傳奇、詼諧氣氛，使各類聽眾都能攝取自己的“口味”，踏入書場便廢寢忘食。

清代的書場，碰上好年景，一開場就是連續十天半月，座無虛席。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每逢紅白喜事説書時，聽眾都是通宵達旦，不肯離場。有能者還即興現編參與演唱，這種情況幾乎村村都有。鼓書這時還成為展現自我的平台。 鼓書雖然用的是一鼓一板，沒有佈景服飾，於普通場地，多系盲人一、二，但內容之廣博、藝術之精妙卻令人叫絕。複雜多變的擊鼓和出神入化的演唱，使都昌鼓書達到一種完美的藝術境界。若論難易，擊鼓比演唱更為精深。它隨演唱內容千變萬化，還來於演唱人對內容的理解，驅心使然，且不論幾十年難練得指腕隨欲。

鼓點聲聲，或如叩門，或如雷動，或如萬馬奔騰，或如小溪滴水……那鏗鏘慘烈的戰場，那如哭如訴的悲情，那花粉情柔的甜蜜，無不讓人身入其境，亦激越，亦落淚，亦動情。從書場出來，心還浸在書裏，成為茶飯、勞作時的話題。鼓書，成為都昌百姓的食糧，成為一種精神寄託。

人們從鼓書中獲得的不僅是娛樂，還有知識、情操，心靈的洗滌，精神的昇華。有的人聽書竟能棄惡從善，改邪歸正；有的夫婦竟能破鏡重圓，恩愛如蜜；有的青少年竟能以書為模，忠肝義膽，征戰疆場為英烈……都昌鼓書之所以千年繁衍不息，正由於她的精神魅力所在。

都昌對鼓書的鐘愛，潛移入尋常生活，並發展為多種藝術形式。盛於明代的《扎化子》就是其一。叫化子每遇喜事乞討，以瓜瓢當鼓，擊鼓賀彩，其主體唱詞就是鼓書《十字》。此舞已收錄於《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都民吃飯敲桌當鼓，睡覺拍壁當鼓，勞作擊鍬當鼓。同時，“講傳”派生了“講故事”，而使都昌也成為故事之鄉。以至單田芳一開講，都昌百姓寧願放下食中碗，停下手中活，也要一聽方休。鼓書還繁衍了千百個坐堂曲藝團，“三分白，七分唱”，樂隊和演唱由鼓板指揮。鼓書又催生了漁鼓，集鼓板、道情、念唱、表演於一體，擴大了演員陣營，成為舞台藝術的新門類。更為可喜的是：淵源深厚與鼓書相連的文化遺風，還造就了都昌歷來成為贛北地區的“狀元之鄉”。“含辛茹苦，讀書第一”成為都昌精神。

一九五八年，文化部長視察都昌文化工作，都昌被評為“全國羣眾文化先進縣”，鼓書和故事都是重場戲。一九九0年，都昌土塘文化中心再次登上全國先進榜，村村普及的鼓書演唱功不可沒。上級領導夜訪基層時，聞村野盪漾陣陣鼓樂，不禁驚歎：“彷彿到了另一個世界！”

都昌鼓書曾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十至七十年代，創造過輝煌的精神業績，這種精神激發了人們極大的熱情，轉化成巨大的生產力，為建設祖國發揮了特殊作用。在數十萬人民改造山河的戰役中，鼓書就是號角，就是萬馬奔騰的揚鞭。電影《英雄兒女》中王芳的擊鼓催軍，似乎就是都昌的實景錄像。在鼓書的激勵下，民工挑土把小畚箕改用大板箕，撤大板箕換大谷籮，寒冬竟赤膊汗流……那種場面，令惰者毛骨悚然，無地自容！簡直不可思議，鼓書竟能演繹出如此波瀾壯闊的戰鬥詩篇！

近幾年來，縣文化部門對這一傳統藝術不斷進行挖掘、改造、發展，取得了一批優秀成果。一九八一年，藝技精湛的朱毛仔以創作書目《智取敵碉堡》和傳統書目《苦媳婦》，同師弟劉天保在“江西省曲藝會演”中雙獲創作表演一等獎；二00四年，縣文化館採漁鼓形式，以嶄新亮麗的面貌豔登舞台，一書《銀珠璀璨照水鄉》兩摘全市會演金皇冠，並獲七項嘉獎；二00六年，改編創作的《開拓進取江地人》獲全省會演一等獎；移植書目獲南京軍區會演優秀表演獎；二00七年，改編創作的《暢廉謠》在九江市文化遺產會演和系統會演中再評雙第一。都昌已有六個書目入選《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成為中華民族永久性文化資源。

我們堅信，都昌鼓書必將以其厚重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精神價值，作為中國民族文化遺產得以重視、保護、發揮更大作用。

2021年5月24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縣申報的都昌鼓書經國務院批准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擴展項目名錄。 ^[1]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該項目保護單位都昌縣文化旅遊服務中心（都昌縣文化館）評估合格。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