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衝

《蜀記》：晉初，扶風王司馬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衝以為亮權智英略，有逾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衝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原聞，然衝之所説，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裴松之注引《蜀記》載郭衝五事，詳辯其非。然五事亦得此而流傳，並被後世《三國演義》引用，成為膾炙人口的諸葛亮故事。

諸葛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鹹懷怨嘆，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原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着。”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衝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

評：孔明這段話，説得實在大有道理，可稱治國明鑑。裴松之以為劉備既在，苛政的名聲不應該由孔明承擔。但劉備入蜀後，孔明署左將軍府事，後來又做丞相。劉備外出，孔明坐鎮成都，足食足兵。可見，劉備除軍事以外的一切行政事務，都是由孔明帶頭打理。慶賞刑政，其名雖不出於孔明，其實皆孔明所為，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法正來諫孔明，正是因為事皆孔明所為，或者説都是孔明出的主意，由劉備來施行，諫孔明正諫在根子上。至於説孔明的回答，有違人臣自處之宜，這個也只是裴松之的揣度。孔明與劉備，君不疑臣，臣不疑君，正是放膽賣命之時，何來顧忌？而且這番話，也可以視為孔明替劉備説的。另外，郭衝的敍述也有不當，“刑法峻急”是的，“刻薄百姓”就用詞不當。孔明此時的情形，與子產初治鄭國大致相同，老百姓有怨言也是可能的。日子久了，怨言也就沒有了。孔明死後，老百姓還懷念不已。

所以，第一件事應該是有所根據的，只是郭衝表述失當。

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嘆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鑑，而惑於此客，則此客必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雲“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評：這件事有點玄虛，郭衝講得神乎其神，把刺客抬得太高，無非説劉備善識才，孔明會相面，刺客很機警。但裴松之的辯駁沒什麼説服力，全是一派忖度，當時情形複雜，力證其無也難。是人才就必定顯達嗎？裴松之也太天真了。而魏國刺客之事，史書中也有影子。魏國降將郭循，先想刺殺劉禪，不得手，後來刺殺了大將軍費禕。司馬昭派鄧艾鍾會攻蜀以前，也有人獻計派刺客入蜀，被諫止。

所以這件事不好確定，可能是郭衝講錯了，也可能真有其事。

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説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衝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雲：“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嘆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衝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衝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衝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郭衝三事註記在諸葛亮屯於沔陽之後，郭衝也説“亮屯於陽平” ^[2]  ，這兩點是相合的，根據《資治通鑑》記載，太和元年，“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由此可見，諸葛亮在公元227年3月起就在沔陽了，三國時的沔陽在漢中，並不是湖北仙桃那個沔陽，而是在今天陝西勉縣。而同年“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3]  且不説中間三個月的空檔期，即便司馬懿在宛，既然他可以以“旬有六日”奔襲450多公里攻滅了新城（合肥）的孟達，前往500公里外的沔陽又有什麼奇怪的呢。比如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七月，“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溯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 ^[4]  這一次，魏軍主力據説因為連續30天大雨，道路中斷作罷，但是沒有提及司馬懿一支的情況，並且諸葛亮聽聞魏軍進犯，也前往了漢中駐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 ^[4]  根據宋人胡三省記載“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溯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於成固故於此待之。”

由此可見，諸葛亮與司馬懿碰面，既有時間、也有機會，拿不相干的街亭之戰論證説司馬懿在數千裏之外，是不合理的，而且編輯的時候又把原文砍去一段，留下呼應刪去部分的最後一段，在此拿回原文，以理順邏輯：

空城計故事，明顯《三國演義》編得要比郭衝説的好，漏洞較少。故事口耳相傳，難免以訛傳訛。郭衝有可能只是把時間和地點搞錯了，裴松之辯的恰是時間和地點上的不可能。諸葛亮與司馬懿交過兵，有沒有空城計很難説呢。至於“對子毀父，理所不容”，不知司馬家這種事兒正自不少呢。

《世説新語》中有許多司馬昭兄弟拿父親名字和人鬥口的例子。其一：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其二：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諸葛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鹹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且於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

孔明雖敗，但能夠活着回來，又收了姜維這個將才，掠奪了許多廉價勞動力，也算有點成績。蜀人給自己丞相開開心解解悶，也是可能的。孔明那番話也説得極好，他此時是一出祁山敗歸，出征前雖上了個《出師表》，説明志向，但表是上給後主的，即便在朝堂宣讀，聞者也有限。此時再説一遍，讓“蜀人鹹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也是可信的。

所以裴松之此辯不能説有理。街亭為敗，史無諱言。亮亦以此自貶。郭衝則曰“人皆賀亮”，奇哉！

魏明帝自徵蜀，幸長安，遣司馬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鹹以賊眾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並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徵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悦，原留一戰，住者憤踴，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載衝言，知其乖剌多矣。

郭衝此事講得離譜，時間地點人物背景都沒有搞清楚，所以叫裴松之説着了。但此事重點在孔明講信用，已決定回川休養的部隊，不能因為戰事緊而讓人家再留下。這與戰國信陵君竊符救趙時的作為差不多，應該是一件光彩事，很合孔明的性格。

（1）這五件事，是郭衝講的不對，還是《蜀記》記載失誤，現在都難説了。陳壽、孫盛、習鑿齒等史家都不採用它，就是因為它們不可靠。

（2）此人就是一個諸葛牌涼粉，條亮五事早就被裴駁過了，實不足信。“故事能夠流傳出來，不管有摻雜了多少水分，出現了多少訛誤，總歸是有個事實影子，才能開始流傳”之言，純屬謬論，瞎編誰不會呀，小羅都比他編得圓些；至於“郭衝何許人也，能替孔明編出這樣高級的話？按裴松之論事的思路，郭衝有這樣的見識，為什麼沒有顯名於晉”云云，往事暫且不論，但看今日軍事論壇上有多少人在發表高見，其中多少人被國家重用、多少人值得載入史冊，當可知之。 ^[1] 

郭衝五事，陳壽着《三國志》不採，裴松之引而辯其非。所以，可信程度是不高的，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