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虛中

早年畢業於上海東亞大學國文科、中國公學大學部文史系，隨後東渡日本留學，入東京帝國大學，為大學院文科研究生。在滬求學間，師從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著名文字學家胡樸安、著名詞學家吳瞿安、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松、著名文學史家趙景深諸先生。留日階段，受業於著名漢學家鹽谷温先生。自日回滬，先講席暨南、持志大學，時經鄭振鐸先生推薦，由王雲五先生聘為商務印書館編輯、《中山大辭典》編纂委員。繼又歷職國立暨南大學、國立英士大學教授。再後執教過早期福州大學、福建師院，曾任中文、史地、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文革中遭遇嚴厲衝擊，遂於所在院校撤銷停辦，擬調往廈門大學前，在福州病逝。

求學經歷

郭虛中先生圖冊(25張)

幼時在家鄉私塾接受傳統啓蒙教育，塾師為堂房叔父郭誦先先生。後入福安湖山高級小學，轉而念新式課程。中學到省城福州的福建學院附中就讀，同學中後結為素交的有廈門大學教務長章振乾等人。

接着赴滬求學，1929年17歲時就從許世英先生任過校長的上海東亞大學國文專修科畢業，第二年再升讀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文史系，此時的公學校長是胡適先生。在上海修業過程，深沐著名教育家與倫理美學家蔡元培先生、著名文字訓詁學家胡樸安先生、著名詞曲學家吳瞿安先生、著名歷史學家和教育家何炳松先生、著名文學史及戲劇史論家趙景深先生等學術宗師的教澤。

時任中國公學校董的蔡元培先生，兼授過倫理、美學課，後來曾為其譯著《中國繪畫史》題寫書籤；胡樸安先生有關選讀文字書“不可以其淺簡而輕視之，宜反覆深玩“的教誨，對其啓誘良多，受用一生；自1931年隨吳瞿安先生學詞，始終仰重師法，現尚見存的《詞學研究法》稿本和相關詞書藏本題跋，於吳先生之説多有錄記。通過早年《呈吳瞿安師》：“一代豪賢已白頭，茫茫濁世見清流。才名致遠千金曲，意氣元龍百尺樓。斗酒縱談空宇宙，布衣無價傲王侯。古今多少興亡事，都向先生筆底收。”的詩句，更見尊崇之甚；讀史方面系出何炳松先生之門，至抗戰期間何先生在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任上，還特意聘其教授文史；作為趙景深先生的弟子，亦備受其師賞識和幫助，如函請青木正兒為《中國文學發凡》郭譯本作敍，或自己為郭譯丸山學《文學研究法》書序揮筆，還包括舉薦到上海持志大學任教等，屢獲關垂，甚至初期在上海與外界的聯繫也多由趙先生地址中轉。

繼中國公學畢業，東渡日本留學，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生院，從四代漢學世家出身的著名中國文學專家鹽谷温先生治文學史。在中國學術界，鹽谷温同樣享有盛名，當年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説史略》，一度有人妄加指責是抄襲他的著作，此樁冤案也更使得國內學人幾乎無不知曉鹽谷，其實他本人對此從來就不以為然，而且還肯定過魯迅先生的這部論著，這恰恰也體現了鹽谷的學術道德和良知。

總之，以上諸業師的為學風範與道德文章，皆對其影響至深。

從教生涯

1936年由日本學成回國，最初執講上海持志大學國文系。不久經鄭振鐸先生介紹，受到王雲五先生的聘任，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以《中山大辭典》編纂委員參與此項工作，又兼講暨南大學文學院。

1942年至1949年間，擔任國立暨南大學文學院和國立英士大學文理學院教授。當上海暨大正處抗戰遷校福建建陽之時，遵校長何炳松師囑，隨赴閩北執教，按其説是“得復追陪杖履，重以舊業相請誨益”。抗戰結束前，轉浙江供職國立英士大學，這也是民國時期的一所名校，戰亂中幾經遷舍，絃歌不絕，最後尋址金華。1946年何炳松先生又被委為英大校長，但因病捐館，終未到任，師生之緣也自此失不再續，於是慨嘆道：“悵望鄭庭，緬懷馬帳，豈勝風雪候門之感！”無論在暨大或英大講授文史，都不乏有諸業師當年傳授過的課目，如開講的詞學和史學典籍等，就是分別承傳吳瞿安、何炳松兩先生的學脈。除此之外，從1929年上海東亞大學畢業，第一次回故鄉短暫任教後的20年裏，還幾度服務桑梓教育，在福安縣立扆山中學、福建省立三都中學、省立福安師範學校、省立福安聯合中學都留下影蹤。

1950年應著名民主愛國人士、教育家何公敢之請，來到少年時代讀過書的福州，從事閩省高師教育，先後擔任早期福州大學、福建師院中文、史地、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五十年代中，曾當過福建師院院長的南京大學教授胡允恭，有意介紹其至該校工作，然因家中老母和身體不適而未果。到了文革，所在學校停課，後又宣佈撤銷，中間亦經受運動的嚴厲衝擊，當擬調廈門大學前，卧榻不起，名醫李寶基經診候，謂其積憂甚深，遂身負沉痾，於1971年秋在福州逝世。

其執鞭教壇數十載，始終以富有感染力的講課或演説，令人讚不絕口，並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許是因為年少苦練過京劇唱腔的緣故，至中學初為人師，即以字正腔圓的宏亮聲音，再加深入淺出的生動解析，還有一身高逸灑脱的風度，着實讓家鄉的文教同仁和學子們耳目一新。據當年福安師範學生回憶，每逢其授課，除了本班，別班同學也都爭先恐後擠滿教室門窗外聽講。在滬、浙、閩幾所大學共事過的校友與不同時期的學生，凡談其善於廣徵博引而條理清晰，且極具鼓動性和吸引力的講演風采，無不為之嘆服。 ^[1] 

編著《白居易評傳》、《青年文學知識》、《殘餘集》、《展懷詩詞殘稿》和參與編纂的《中山大辭典》，以及《中國文學發凡》（青木正兒原著）、《文學研究法》（丸山學原著）、《中國繪畫史》（中村不折、小鹿青雲原著）、《交通經濟總論》（增井幸雄原著）等譯著，分別由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青年文藝社出版。此外還有《中國民族文學史》、《中國戰爭文學論》、《李長吉評傳》和《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書法史》多種著譯，時已見書目預告，原定北新、正中、中華書局刊行，卻於戰亂中不意散失。晚年應上海人民出版社約撰《劉知幾史通研究》書稿，也遺失於文革。

以上早期著譯，近二、三十年來仍為學界關注，如正中書局以“國學叢刊”本印行過寧、滬、渝三地版本的《白居易評傳》，屬於二十世紀最早的兩種白氏評傳之一，且被認為評述更加詳細而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夏承燾先生早年閲讀此書，亦有頗清暢之評。至今，也還是研究唐代詩人的重要參考書；商務印書館所刊《中國文學發凡》譯著，前些年尚見日本的有關《青木文庫圖錄》予以介紹，直至2011年台灣還發行有文聽閣出版的《民國時期文學研究叢書》本；同樣是商務印行的《文學研究法》譯著，從1960至1980年代之間，台灣商務館約十次重印；由蔡元培先生題寫書籤的正中書局版《中國繪畫史》，歷經數十年後，曾於1992年入編吉林美術出版社的《諸家中國美術史著選匯》，2013年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又再予出版。書前《譯者贅言》一直被廣為徵引，以至成為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參考文獻名篇，。

現尚存《中國詞史概要》、《詞學研究法》、《書法雜譚》、《國學要籍敍錄叢編》稿本。有關遺稿亦將整理成《展懷詞學論叢》、《展懷書論與碑帖題記》、《展懷讀書批註墨跡》，並陸續刊印行世。

此外又撰寫過《論唐代兩税法》和《關於唐太宗的評價問題》、《關於劉知幾史通的版本問題》、《關於鄭樵的會通思想問題》、《關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問題》等一系列評述史學問題的文稿。 ^[2] 

對於古代文獻典籍的整理研究，通過其遺留藏書中的題跋、批註，便可見一斑。如批點校注唐人劉知幾《史通》，用力甚勤。四十年代在暨大、英大講授《史通》時，就批點過清浦起龍通釋本，泚筆時間最早的是在1942年，隨後對《史通》明張鼎思等不同刊本亦作批點。1962年將明張之象所刊選為底本，參校明清張鼎思、郭延年、黃叔琳、浦起龍諸刻，以朱、藍、綠三色墨筆，將校註文字精心地批寫於底本眉端、地腳和欄邊、行間。所校皆註明依據，或辨訂正謬，或存疑待考，或斟酌句讀，就篇目內容所作眉批，既“敷陳剖判，辭意簡賅”，又“持平綜析，折中當理”。2011年取批校《史通》明張之象本四冊，附加批點清浦起龍《史通通釋》選頁，以書影形式輯為一冊，彙編成《展懷史通批校》五冊一函，由中華書局採用線裝本書式，據手批原樣影印，使之着手於不同時期的批校稿終告出版。其先批遺墨已歷七十年之久，後校筆跡也經過足足半個世紀。書中《弁言》如是評述：“前後批校本，皆蠅頭細書，字跡端謹，筆力清勁，體法遒媚，尤張本首冊，丹墨滿卷，洞臻精妙。有閲之者，莫不讚羨。”為此，媒體用“珍貴手批本問世”的標題報道訊息。《人民日報》還刊發了《郭虛中與〈展懷史通批校〉》的專評。

業已發行的紀念郵票組合之一“展懷部分編著”中，有兩枚附票選印其《國學要籍敍錄叢編》之一、之四的匯抄本封面。該叢編共四冊，分《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敍錄；《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三敍錄；《讀史方輿紀紀要》京省敍錄；《説文解字》後敍、《古文辭類篹》敍目、《昭明文選》總敍、《四六叢話》小敍。據其資料卡片記錄，可知這些古代重要典籍的敍文合抄，乃編者青年時代得益不小的治學讀本，後曾將此作為讀書方法予以舉例介紹：“讀書要有門徑，治學須明綱領，中國古代學術名著中，有許多敍文均能概括某一門學術的源流始末，所謂綜攬宏綱，得窺堂奧，讀之足以啓示津樑。從總的方面説，如《漢書藝文志》敍錄、《隋書經籍志》敍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敍錄，都是綜論各門學術要旨的；從史學方面説，如《通典》、《通志》、《通考》三者敍錄，以及《讀史方輿紀要》京省州郡敍等，對歷代的典章制度、地理形勢，莫不窮其源流正變。如能把這些敍錄匯抄起來，經常諷誦，熟悉於胸中，則極有資通識，可以奠治學之始基，且亦有助於文事。”

早年致力於向國內學術界譯介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為推動中日文化學術交流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於此同時，也不乏將自己的治學所得，與彼邦學人相互交流。如近年從昭和10年、11年《同仁》學刊上發現的論文《中國戲劇概觀》，就是一個例子。這篇文稿由日本漢學名家高田集藏譯成日文，於該刊分期連載。其留日時得識高田，與之深有交往，1941年出版的《展懷詩詞殘稿》，即有《贈日本漢學家高田集藏先生》七言兩首，詩中“鶴峯自有煙霞侶，我願雲衢執麈親”和“青衫牢落青藜冷，肯共因緣石上銘”等句當可為證。詩作方面，也發現昭和10年《日華學報》中刊有五言、七言作品多首，因其吟稿失之甚多，故頗顯難得。

2011年日本金城學院大學教授張小鋼編注的《青木正兒家藏中國近代名人尺牘》一書，在中國的大象出版社出版，這部珍貴的文學史料新編，共收錄胡適、魯迅、周作人、馬廉致、王古魯、趙景深、盧冀野、傅芸子、傅惜華、郭希隗、郭虛中、錢南揚、梁繩禕、吳雪、歐陽予倩等15位中國學術文化名人，寫給日本漢學研究大家青木正兒的函札。書中所收其1936年寫的親筆信，與上述譯介青木著作一事直接關連，有文章介紹此信內容“主要是對之前青木就《中國文學發凡》譯本事宜的來信和所寄書序，予以回覆並表示謝意，藉此順帶且簡要地談及有關中國文學的一些現象或問題、青木的成就與影響等。”文章還表示“沒想到75年後，這封書信墨跡能作為中日學者論學交流以至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珍貴史料公之於世。”

以上戲劇論文的發現和論學書信的公開，與譯述日人著作一樣，也屬其學術交流的例證。對此有人撰文評論：“除了給他的治學生涯增益新內容外，更引人注意的是，以文史領域的近代名人身份，數十年後又再現於中日兩國學術界。”

關於交流的方式，還表現在廣交學人上。《展懷百年》序雲：“先生成名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所學不僅師承大家”，“而且還與當時的一批中日兩國學人關係頗密切”。日本學人已見前述，國內如文論家、“鴛鴦蝴蝶派”作家胡寄塵，學者詩人、南社成員郭希隗，出版家王雲五，戲曲史論家、劇作家盧前，後人尊稱國學大師的姜亮夫，報人學者查猛濟等先生，彼此間均曾有詩文或書信往來。

2012年是郭虛中誕辰一百週年，上述由中華書局刊行的《展懷史通批校》線裝本，正屬於為此所推出的專書，首冊扉頁即印有“謹以此書紀念郭虛中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的醒目大字，因而這套書的出版被認為“具有特定的紀念意義”。中國剪報社《特別文摘》2012年第6、7兩期在封2、封3、封4的顯要版面上，以“展懷國學精品展示”為題，主要就此書和其它手稿墨跡加以重點宣傳。

經過悉心設計，中國集郵總公司在北京郵票廠印製了以三組構成一套的個性化紀念郵票，分為“展懷部分編著”、 “展懷論書墨跡”、 “展懷常用篆章”。 編著票面印有九種已刊和兩種未刊的書籍封面，墨跡票面選自《書法雜譚》稿本九頁局部手跡與《褚遂良書聖教序》《米海嶽方圓庵記》兩頁碑帖題跋，篆章票面收其生前常用21枚鈐印圖稿。集郵界行家廖隆慶、胡國平還撰寫發表《方寸之間以志紀念》的專題文章，見於若干報紙和專業刊物、網站，全文述介了郵票的內容概況和設計特色。

福建省集郵公司也編印有裝幀精美的冊頁式紀念郵冊《展懷百年》 ^[3]  ，連同專題紀念封、明信片一併發行。全冊共設“故里坦洋”、“求學滬上”、“負笈東瀛”、“信札編著”、“稿本手跡”、“讀書批註”、“史通批校”、“詩詞吟詠”、“書法遺墨”、“印存餘韻”10個類目，原郵電部副部長、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長劉平源為之撰序稱：“內容主要選介先生的著述詩文與各類手稿，並附有相關珍郵，以此對這位鄉邦先賢表示緬懷追憶。”其生前摯友，原民盟中央副主席吳修平手書“深切懷念良師益友郭虛中先生”的題詞，亦設計成郵品中的珍藏紀念張鑲入郵冊。

有關評介報道和紀念回憶文章，還見諸《人民日報》、《福建日報》、《海峽都市報》、《福州日報》、《福州晚報》、《閩東日報》、《福建郵政》等多家報端。如福建省第九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義正撰寫的紀念文章《閩東才子硯池先生》，就特別選擇在故鄉的《閩東日報》上以大篇幅版面刊登，文章從多個角度記述其生平事略。後加修訂，題為《人們讚譽的閩東才子》，又發表於《炎黃縱橫》雜誌。前後凡一經刊出，就引起諸多網絡媒體的注目，如中國新聞、中國日報、中國僑報、大公報、中華書局等許多網站都紛紛轉載，從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再如地方史研究專家林精華教授，以學生角度在《福州晚報》發表長篇回憶文章，深情追述五十年代從其讀書時的一些教學片斷，以及諸方面的所聞所知，更以“學問廣博，成就斐然”、“人師楷模，學界風範”作高度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