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棣活

郭棣活1918年就讀於嶺南大學。1923年7月，去美國麻省紐必佛紡織學院攻讀紡織工程，4年後學成歸國。 1925年上海吳淞大中華紗廠經營失利，由郭氏家族為中心的永安紡織印染公司購進，改大中華紗廠為永安二廠，郭棣活任工程師。運用西方先進技術，改造工廠設備，改善工人勞動條件，並擴建廠房，增加發電設備，改變工廠面貌。1929年，郭棣活任公司副總經理，負責永安紗廠的技術與管理。到抗戰期間，永安紡織印染公司已發展成具有5家紗廠和1家印染廠的紡織企業，產品在國內有較高聲譽，並遠銷東南亞各國。抗日戰爭中，永安紡織印染公司總監督郭樂、總經理郭順離滬去美國，公司由郭棣活主持。解放前夕，郭樂在美國電催郭棣活去香港，他沒有去。解放後，郭棣活把永安紡織印染公司在解放前向國外訂購的一批紡織機械設備和原料(價值2500多萬美元)運回上海。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棣活參與創辦全國第一個公私合營的紡織廠，並捐鉅款支援抗美援朝和國家建設。1950年6月，受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選政協全國第一屆委員會委員。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上海市僑聯主任、廣東省副省長。1979年，患運動神經炎，下肢肌肉萎縮，行動不便，坐着輪椅先後3次赴美探親，動員永安集團郭氏宗屬捐資家鄉100萬元人民幣興辦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1984年，在其鼓勵下，兒子郭志威代表永安集團回國與上海實業有限公司簽訂長期合作關係。改革開放後，郭棣活歷任政協全國第六屆委員會常委，政協廣東省第四屆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廣東省第一、二屆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三、四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兼廣東省工商聯合會主任委員，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兼廣東省僑聯名譽主席，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等職，1986年4月9日在廣州病逝。 ^[3] 

全民族抗戰勝利初期，飽受日本侵略戰爭的磨難和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威迫，上海工商界人土蠢蠢欲動移居香港。“永紗”公司諸董事在1947年開始議論要到香港設廠，並於1948年在港進行了一次廠房基地勘察，計劃採購青州英坭廠對面山地約15萬尺作廠址，又擬在九龍深水埗與長沙灣海邊所填地之間，購買土地50~60畝建廠房，還提議將進口補充“永紗”公司的機器設備全部移往香港，以應建設新廠之用。對於遷廠香港的事，郭棣活一直持審慎態度。時局危急，另覓出路應有所考慮，但是，維護和發展先輩在上海創立的產業，是他一貫的信念。他對在港設廠的可行性，進行反覆研究，發現香港氣候潮濕不適宜紡紗，若裝空調，則增加成本。因此，他在給郭樂、郭順的信中，對遷廠香港問題，提出宜“詳加研究，再行決定”的意見。1949年初，解放軍逼近上海，國民黨反動派企圖破壞城市建設。“永紗”公司的工人們自發組織起來保護工廠，使郭棣活增強了留滬的決心。但前輩對他的人身安全極為擔心，一次又一次致電力促他立即離滬去港。但郭棣活始終沒有離開上海。 ^[4]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幾天後，陳毅市長在中國銀行大廳內，召集上海各界代表人士開會，交代共產黨的政策，希望大家要安定情緒，恢復生產，共同努力，建設新上海。在一次酒會上，陳毅市長找到郭棣活，語重深長地對他説：“共產黨是瞭解你的。解放前夕，有許多人勸你離開上海，而你決定留下來，你做得對。”陳市長親切和藹的談話，給了郭棣活極大的鼓舞。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負責統一戰線工作，其夫人董慧是廣東人，岳父在港開銀行，早年已與郭棣活認識。潘漢年利用這一關係，多次到郭家做客，又借一些會議或酒會的機會接觸郭棣活，一方面反覆宣傳黨的政策，鼓勵他大膽地搞好棉紡生產，另一方面又幫助他解決生產過程中原材料的購置困難和交通運輸上的問題，從而使“永紗”各廠迅速恢復生產，與郭棣活也交上了朋友。這一切，令郭棣活深刻體會到共產黨是真心實意關心和支持民族工商業發展的。郭棣活逐漸看到了中國的希望。1950年6月，郭棣活應邀參加一屆全國政協二次會議，6月1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設晚宴，招待黃炎培、榮毅仁、郭棣活等黨外人士。 ^[4] 

郭棣活一貫愛國。在青年時期，就致力於祖國民族工業，為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是愛國的實業家。解放前夕，他不顧國民黨反動勢力的脅迫，毅然留在上海。新中國成立初期，他以高度的愛國熱情，帶頭恢復生產，精心經營永安紗廠，將上海永安紡織公司在外國訂購的紡織機械設備及棉紡織原料全部運回國內，支持國家建設。他帶頭並推動同業公會成員踴躍認購公債，捐獻款物支持抗美援朝。1953年，他與其他工商業者一起，在安徽省合肥市創辦全國第一間公私合營紡織廠。1955年，他率先接受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上海市棉紡織業很快成為全市最早實現公私合營的行業，對其他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58年他調任廣東省副省長後，為發展廣東的經濟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改革開放後，他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積極開展引進外資、僑資，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工作，為加速四化建設獻計獻策，為做好僑胞、港澳同胞、台灣同胞的工作，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