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懺

郭懺（1894—1950），字悔吾。諸暨縣人。1894年4月18日生。幼年就讀於私塾，後相繼畢業於浙江陸軍小學、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1919年2月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炮兵科，分發到浙軍服役，歷任排長、營附、炮兵連長、營長。1926年12月起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營長、炮兵團長，第二十六軍參謀長，第六師第六旅旅長、第十七旅旅長等。1933年2月任第五軍參謀長;7月任第十八軍參謀長;11月任贛粵閩湘鄂“剿總”北路軍第三路總指揮部參謀長，參與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1935年3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陸軍整理處辦公廳主任兼宜昌行轅處長。1936年1月被國民政府授予陸軍少將軍銜;2月任第四十六軍副軍長;5月兼任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總”指揮部參謀長;10月被國民政府授予陸軍中將軍銜;同月調任廣州行營辦公廳廳長;11月任武漢行營副參謀長;12月任武漢警備司令。1937年夏兼湖北省防空司令及第一八五師師長。1938年4月任第九十四軍軍長;10月代理武漢衞戍總司令;11月兼洞庭湖警備司令。武漢會戰末期率部殿後，完成掩護大軍撤退的任務後駐防沙市、宜昌。1939年1月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11月兼長江上游江防司令;12月兼江北兵團司令。參與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因宜昌失守，被押解至重慶關押了一段時期。1941年7月任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代參謀長，後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協助陳誠指揮鄂西會戰。在鄂西會戰中因功獲二等寶鼎勳章。1944年1月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副司令長官;8月參與指揮常德會戰，因指揮有方，獲青天白日勳章。1945年5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協助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在武漢接受日東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投降，使武漢10餘萬日偽軍不放一槍而放下武器，接受編遣。受降後任武漢警備總司令。1946年3月任武漢行營副主任兼參謀長;6月任國防部參謀本部次長;11月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7年6月任聯合勤務總司令。1949年10月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舟山指揮所主任”。1950年春去台灣，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7月31日在台北去世;8月台灣當局追授他為“陸軍上將”。 ^[5] 

郭懺，字悔吾，1898年4月3日（清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三）出生於浙江省諸暨縣和濟鄉東山吳村的一户耕讀世家。郭父名遲，母趙氏，郭懺在家中行五，上有兩兄兩姐，下有一妹。郭懺一歲的時候父親就因病去世，母親和長兄便擔負起撫養之責。由於家境貧寒，郭懺在進入私塾後不久就面臨輟學的尷尬境地。求學心切的郭懺在得知浙江陸軍小學是一所官辦免費學校、且學習內容與普通小學無異後，便決定前往杭州投考該校，就此走上了軍人的道路。

郭懺在1908年秋進入浙江陸小成為該校第二期學生不久，總辦金麒聰就因為貪污被撤職，繼任總辦張復泰又因思想守舊而為進步學生所不齒。隨着師生間的矛盾逐漸激化，終於導致全體學生因伙食問題齊聚撫台衙門外遊行示威。浙江巡撫增韞權威利弊，最終命張復泰改善伙食善待學生，後又將張撤職。陸小學生見目的達到，便紛紛回校學習並完成了學業。辛亥革命開始後，郭懺和同學們紛紛加入浙江光復軍，曾參加過攻打軍裝局和巡撫衙門的戰鬥。杭州光復後，郭懺在浙江陸軍第5軍（軍長朱瑞）擔任參謀、副官等職，1914年11月又在其連襟——第49旅旅長周鳳岐的推薦下，考入了武昌第二預備學校。

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是中華民國成立後的新設初級軍事學校，時任校長解朝東。郭懺考入該校時為第二期學生，其學習內容仍是以文化課程為主，如代數、幾何、史地、理化、論理學等。在經過兩年的學習之後，郭懺於1916年12月25日成為了第二期864名畢業生中的一員，隨後被轉入保定軍校候補生第2大隊接受士兵入伍訓練，至1917年11月被編入軍校第六期炮兵科第2連，開始了正式的軍官養成教育。

保定軍校第六期學員除有清河陸軍第一預備學校第三期和武昌第二預備學校第二期的畢業生外，也有袁世凱所辦的模範團第二期學兵。袁死後，模範團學兵無所去處，便被陸軍部安置到第六期。但由於模範團學兵並非經過陸小和預校的正式渠道升學而來，且平時作威作福，逐漸激起了由正規軍校生的憤慨。雙方由此發生了一場大規模毆鬥，並操起槍支。校長楊祖德、教育長劉汝賢等多次派人進行調停，但仍不能制止。模範團學員勢單被轟出學校，隨後又在校外與軍校生對峙，且雙方各自放崗佈哨，事情一發而不可收拾。最後楊祖德經請示陸軍部，將雙方挑頭鬧事的學員開除學籍，方才平息此事。郭懺雖也不可避免的參加這次事件，但由於事後校方處理得當，使得附屬者都能安心的完成學業。第六期畢業生有1333名，為各期畢業生最多的一屆，這些畢業生在日後的軍界中各有發展，功成名就者不在少數，就是在炮兵科的148名畢業生中也不乏晉階將官之人，如呂濟、範國璋、俞方皋、郭持平、傅正理、蔡盛熙、沈應時、嚴爾艾、鄧揮、方克猷、温克剛、邵百昌、梁世驥、張玉珽、哈金甲等等，郭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郭懺於1919年2月在保定軍校畢業後便返回浙江，在浙軍第2師（師長張載揚）炮兵團（團長張國威）擔任少尉見習。一年後補實缺，任中尉排長。1924年9月江浙戰爭結束後，師長張載揚隨浙督盧永祥去職，第2師師長由周鳳岐擔任。同時，浙江陸軍的師屬炮兵團被抽調集中另編獨立炮兵旅，以原第2師炮兵團團長張國威任旅長，師屬炮兵建制則降格為連，周鳳岐遂任命其連襟郭懺為炮兵連上尉連長。1925年3月，兼任浙江軍務督理的孫傳芳又將第2師改稱第3師（師長周鳳岐），郭懺仍任炮兵連連長。同年10月，浙江督辦孫傳芳主動出兵進攻由奉系楊宇霆佔據的江蘇，郭懺隨部行動，連克宜興、溧陽、溧水、南京，並一度攻至徐州。周鳳岐的第3師連戰皆捷繳獲頗豐，便以所獲火炮將炮兵連擴編為炮兵營，郭懺隨之升任少校營長。

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入贛，與孫傳芳的部隊全面開戰。此時位於九江的周鳳岐在樊崧甫、郭懺等青年軍官的勸説下逐漸有了投靠廣州政府的想法。11月7日孫傳芳丟失南昌，周鳳岐由傾向反正而改為決定反正。於是，郭懺與在武漢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服務的斯勵（周師第6旅旅長斯烈之弟）頻繁聯繫，又通過設在杭州的盧香亭部電台台長邱煒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陳焯取得聯絡，終於促成周鳳岐於1926年12月20日在浙江衢州宣佈反正，所部改稱國民革命軍第26軍，周鳳岐任軍長。隨後，部隊在桐廬以原第5、第6兩個旅分別改稱第1、第2師，團以下建制仍維持原狀，郭懺以聯絡起事有功被提為中校炮兵營長。

孫傳芳在得到周鳳岐叛變的消息後，急調孟昭月部平叛。第26軍倉促抵抗，結果在富陽遭到重創，26軍被迫收縮在衢州以待援軍。1927年1月29日，周鳳岐在得到友軍第1、第14、第17等軍的增援後，各部協同向孫傳芳發起反攻，郭懺所在的右路軍主攻湯溪。在這次戰鬥中，郭懺集中炮營兩個連的火力集中轟炸敵軍陣地，為進攻的步兵打開缺口，一舉擊潰敵軍七個團，為攻佔湯溪立下戰功。此後郭懺又隨部先後參加了攻佔金華、諸暨等地。2月19日又在蕭山配合步兵擊潰孫傳芳的衞隊旅。3月21日，郭懺隨部進佔松江，繼又作為聯絡代表，於24日成功促使昔日的上級張國威在揚州率領炮兵旅反正（所部改稱第26軍第3師，三天後被孫部第9師師長段承澤派兵包圍繳械），為北伐再立一功。

1927年6月，周鳳岐將炮兵營拆散分別編入所屬兩個師，升郭懺為新成立的第7團上校團長，歸軍部直接指揮。同年9月29日，軍長周鳳岐因反對蔣中正被迫辭職，部隊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派參謀處長陳焯接管。陳焯到職後，對26軍內部高級軍官大肆更換，郭懺由於在當初聯繫26軍反正時給陳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得以留任原職，但郭畢竟與前任軍長周鳳岐有連襟關係。所以當第26軍在10月奉命繼續北伐時，郭懺的第7團卻被留在揚州至寶應地區，擔負地方警備以及後方的聯絡任務。

1928年2月25日，第26軍所屬部隊重新整編，其中原第1師和第2師分別改稱第62師和第63師，第7團所屬官兵分別編入這兩個師，郭懺被軍長陳焯提拔為少將參謀長。同年4月，第26軍進入山東繼續北伐，郭懺以其思維敏捷、多謀善斷的軍事素質深得陳焯信任。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後，第26軍在南京被縮編為第6師（師長陳焯），郭懺先是擔任第6師少將參謀長，兩個月後調任第16旅少將旅長（副旅長施伯衡，第31團團長文朝籍，第32團團長錢倫體）。1929年1月，郭懺隨部移駐上海。同年8月，第6師由三旅六團制改為兩旅六團制，第16旅旅部被撤消，郭懺改任第17旅旅長（第31團團長俞濟時、第32團團長錢倫體、第33團團長樊崧甫）。

在1929年這一年中，李宗仁、馮玉祥等實力派先後起兵反蔣，但皆被中央一一平息。12月唐生智又起兵反蔣，第6師奉命由安徽調到河南參戰。行至中途，原26軍的軍官大都受到了老長官周鳳岐的策反，新任師長趙觀濤，以及參謀長宋澄、第17旅旅長郭懺、第18旅旅長邢震南等都同意在戰場起事。然而當部隊集中到湖北廣水後，趙觀濤又決定附蔣攻唐。這一決定遭到了郭懺的強烈反對，趙便利用職權迫使郭“出國考察”，同時也對部隊進行了改組，將親周的軍官調為閒職。郭懺見事已無法挽回，只得領着趙送給他的兩萬元現金避居上海。此後唐生智兵敗下野，周鳳岐到上海避難，使郭懺重返軍旅的願望也隨之落空，並賦閒達兩年之久。

1932年1月，郭懺借慶賀陳誠婚禮的機會，得舊日同僚樊崧甫、陳時驥舉薦，被陳誠任命為第18軍少將參議。郭懺從此便投入土木系，並逐漸成為陳誠的得力干將。同年10月，陳誠被任命為“贛粵閩湘鄂剿匪北路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撫河前敵總指揮，便調郭擔任總部參謀處少將處長。一個月後又命其兼任江西省第3區行政督察專員，在安福辦公，維護轄境治安。

1933年2月，第18軍因建制過於龐大，乃抽調所屬第52師和第59師另組第5軍（軍長羅卓英），陳誠調郭懺擔任該軍中將參謀長。但郭懺還沒到任，第5軍的建制部隊就先後遭到紅軍重創。待到郭懺到任時，只能看見殘缺不全的敗兵而無所作為。同年6月，陳誠命薛嶽另組第5軍，郭懺被調任“贛粵閩湘鄂剿匪北路總司令部”（總司令顧祝同）第3路軍（總指揮陳誠）中將參謀長兼第18軍（代軍長羅卓英）參謀長，輔佐陳誠指揮第5、第7、第11三個縱隊投入對紅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此後郭懺一直追隨陳氏左右，他在工作中以“重調查研究，重事實根據；不輕聽彙報，不武斷下結論”的作風逐漸得到了陳的信任。

1935年3月1日，郭懺調任位於武昌的陸軍整理處辦公廳中將主任，輔佐處長陳誠整訓鄂、豫、皖、浙、贛等省部隊。同年10月10日，軍事委員會又在宜昌設立委員長行轅，以陳誠兼任行轅參謀長，郭懺兼任行轅辦公廳主任。由於陳誠一面要指揮前線部隊與紅軍作戰，一面又要負責部隊的整訓工作，所以宜昌行轅的大小事務除非特別重要，都由郭懺負責。到了1936年1月，軍委會為了方便陳誠行使職權，又將整理處和宜昌行轅並編，改名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轅，郭懺專任行轅辦公廳主任，協助陳誠在武昌南湖集中處理整訓軍隊以及長江上游國防工事的構築工作。此外，郭懺還兼任行轅城防組委員，參與了對武漢周圍江防、陸防的工事構築。

郭懺在協助陳誠時期，其工作能力得到了陳氏的充分肯定。為了培養郭懺的資歷，陳誠又於1936年1月舉薦郭兼任第46軍（軍長樊崧甫）副軍長，準其不到職，仍在行轅服務。1936年6月，陳誠調任晉陝綏寧四省“剿匪”軍總指揮，郭懺仍任總部參謀長。同年9月，陳誠調任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何應欽）參謀長，郭懺又隨陳前往廣州，出任行營辦公廳主任。未及兩月，又隨陳誠前往武漢，出任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副主任兼參謀長陳誠）中將副參謀長。12月，得陳誠全力舉薦，兼任武漢警備司令（參謀長許士奇）。年內，郭懺先於1月被授予四等寶鼎勳章（1月1日）和敍任陸軍少將（1月30日）。到了同年10月5日又被晉任為陸軍中將。11月12日晉頒三等寶鼎勳章。可以説，郭懺在1936年內榮光倍至，一掃往年在浙軍服務的晦氣，這就堅定了他跟隨陳誠繼續發展的決心。

武漢警備司令部成立於1930年2月，原為湖北地方勢力派夏鬥寅所掌握。夏氏下台後，警備司令葉蓬仍設法維持現狀，但終被中央派遣陳繼承接管，到郭懺接任時，警司已設立有參謀、副官、經理、軍法、稽查五個處以及一個辦公廳，還設有船舶、火車、新聞、電報郵件四個檢查所，所轄部隊則有武漢警備旅（旅長沈澄，3000餘人）和憲兵第7團（團長王公遐，1200餘人）。陳誠當了何成浚的副手，以及郭懺接管警備部隊的指揮權，不難看出中央有以陳誠取代何氏之意。但當事情正進展順利時，卻因為抗日戰爭的爆發而被迫中斷，陳誠被調到上海指揮部隊與日軍作戰，郭懺奉命留守武漢積極訓練部隊，以備不時之需。1937年10月，郭懺又奉命兼任由武漢警備旅擴編的第185師師長（參謀長石祖黃，第544旅旅長周化南，第546旅旅長朱炎輝）和湖北省防空司令。

隨着日軍的長驅之入，北平、天津、保定、太原、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的淪陷，武漢遲早會成為日軍的進攻目標。陳誠於1938年1月重回武漢出任衞戍司令開始組織部隊部署防禦，以郭懺兼任衞戍司令部參謀長。4月19日，又以第185師為基礎，編入第55師（師長李及蘭）合組為第94軍，擔負武漢衞戍任務，以郭懺兼任軍長（兼參謀長許士奇），第185師師長由方天接任。8月13日，陳誠重新分配兵力，將武漢防務劃分為三個區，江北部署四個師的兵力，江南部署三個師的兵力，又將第43、第92師撥給擔負武漢城郊防務的郭懺指揮。但當田家鎮要塞淪陷後，江北、江南兩區兵力又已逐步外調，使得郭懺所部更顯孤立。10月12日，軍委會決定放棄武漢，命繼任武漢衞戍司令的羅卓英指揮武漢外圍作戰部隊後撤，命郭懺代理衞戍司令，指揮衞戍部隊擔負掩護任務以及武漢市民的疏散。

根據軍委會的指示，郭懺將手頭僅有部隊（第185師545旅、高射炮大隊第3連、憲警一部）重新部署，他以第545旅1090團佔領劉家廟、丹水池、諶家磯、岱家山、姑嫂樹一線陣地，對江陸兩面實施警戒，以第545旅1089團守備漢口市區，其餘部隊均集結在江漢路附近待命。10月25日，日軍第6師團佐野支隊向第1090團陣地發起猛烈進攻。由於日軍炮火猛烈，外圍工事悉數被毀，1090團堅持到入夜後開始退入市區。時武漢市民皆已疏散完畢，外圍部隊也都撤往湘北、鄂西地區，郭懺遂於26日凌晨命令545旅撤往漢陽，繼往鄂西方向集結。當天下午，武漢淪陷。

武漢失守後，郭懺任第94軍軍長兼洞庭湖警備司令。1939年1月又升兼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副總司令。4月，軍委會為防日軍沿長江而上威脅陪都重慶，於宜昌成立長江上游江防司令部，升郭懺為江防軍總司令（副司令蕭之楚、曾以鼎，參謀長楊業孔），指揮第26軍（兼軍長蕭之楚）、第75軍（軍長周碞）、第94軍（軍長郭懺兼，1940年1月由李及蘭接任）、第128師（師長王勁哉）、鄂中游擊縱隊（司令曹勖）、宜萬要塞（指揮官劉翼峯）、渝萬要塞（指揮官李端浩）以及海軍第2艦隊（兼司令曾以鼎）等部約10萬餘人。江防軍歸第5戰區指揮，其任務是擔負宜昌以下長江北岸、襄河以西及宜昌、當陽、江陵各要點的守備任務。1939年5月棗宜會戰開始後，郭懺的江防軍奉命戍守原防，僅派所屬第26軍向沙洋、十里鋪、沙市間地區挺進，配合友軍作戰。在同年12月的冬季攻勢中，郭懺又派所屬第75軍和鄂中游擊縱隊向鍾祥、京山敵後穿插，破壞日軍的交通聯絡線，一度給日軍造成混亂。

1940年4月，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獲悉日軍第11軍有進攻棗陽的企圖後，便開始部署兵力以做應對。其中命郭懺的江防軍主力依託襄河、東荊河右岸陣地，全力阻擊日軍渡河，以消耗日軍兵力，配合友軍在荊州、當陽東南地區與日軍決戰。對於李宗仁的這個部署，郭懺表示反對，並向李氏陳述了日軍有可能進攻宜昌的憂慮。結果卻被李宗仁指責為保存實力，郭懺無奈只得遵照命令將所屬部隊盡數派出。

5月1日，日軍以第3、第6、第13、第40等四個師團的兵力發起進攻，遭到中國軍隊第2、第29、第31、第33等四個集團軍的頑強抵抗。然而李宗仁並沒有料到日軍的真正目標是宜昌，所以當日軍於5月31日以第3、第13、第39三個師團向宜昌方向發起進攻時，郭懺手中根本已無部隊可供調用，他只能向重慶告急請求增援。在接到郭懺的告急電後，軍委會火速調集第18軍馳援宜昌。6月8日，郭懺帶着指揮部撤出宜昌。12日，第18軍在面對日軍三個師團的猛烈進攻下被迫放棄宜昌。此後郭懺雖然在6月17日指揮第18軍收復該城，但半天未過，日軍為達到確保宜昌威脅重慶、徹底切斷湘鄂間交通的目的，又命第13師團發起反攻，宜昌再次淪陷。

宜昌的失守震動了重慶各界，一時間人心惶惶。當局至此才開始重視起該方向的防禦部署，同時為追究失守的責任，於1940年9月1日新任第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在恩施召開檢討會議的時候，命陳氏將郭逮捕並押往重慶接受軍法審判。郭懺被處以五年有期徒刑，在北碚軍人監獄服刑。由於宜昌失守的責任主要在於第5戰區長官部的判斷失誤，臨調部隊時郭又曾經提出過反對意見，所以當時許多人都認為郭懺是代人受過。半年後（1941年3月），第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在前往重慶覲見蔣中正時力保郭懺。經蔣批覆，準“郭懺於第六戰區長官部服務，發少校薪”。作為一名堂堂國軍的高級將領，不能佩帶軍銜，拿的又是少校薪給，一時間被長官部的人戲稱為“當代年羹堯”。郭懺抵達恩施長官部時，戰區參謀長施北衡正好調任第75軍軍長，陳誠便命郭代理參謀長之職。此後，郭懺於1941年9月、1942年5月兩次輔佐陳誠組織部隊反攻宜昌，但由於日軍防備嚴密，始終沒能收復宜昌。軍事委員會見宜昌始終不能收復，便決定改攻為守，利用山區的有利地形構築堅固工事，與日軍相持。

1943年2月，陳誠調兼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前往雲南楚雄就職，所留第6戰區司令長官一職暫由孫連仲代理。由於孫氏出身西北軍，而6戰區部隊多為中央嫡系，所以戰區內的一切事務，孫皆委託郭懺處理。同年5月鄂西會戰爆發前，孫連仲曾召集幕僚商討保衞重心的問題。其中有人主張要保衞長江以南的洞庭區穀倉，而郭懺則主張防守長江上游據點。郭的主張在得到了緊急返回6戰區指揮作戰的陳誠支持後，便根據敵情制訂了“憑藉長江、山地等有利地形和依託堅固的既設工事陣地實施守勢作戰”的作戰方針，有效的擊退了進攻的日軍，尤其是第11師成功堅守石牌要塞，是會戰取勝的關鍵一戰。

5月31日，日軍第11軍司令部下令作戰部隊陸續後撤。這一情況被6戰區長官部及時掌握，郭懺又立即部署了追擊作戰的任務分配，並於6月1日拂曉起發動全線追擊。日軍疲憊不堪，且根據以往經驗認為中國軍隊戰力不濟追擊遲緩，不會給自己造成重大損失。未料國軍此次行動迅速，給日軍一個措手不及，結果負責斷後的第13師團104聯隊第2大隊被包圍於磨市，第13師團65聯隊和第39師團233聯隊被包圍於宜都。第11軍司令部急忙命令第13師團主力以及獨立第17旅團回援，中日兩國軍隊再次發生激戰，一直持續到6月9日日軍再次組織撤退。鄂西會戰結束後，參戰官兵皆獲勳賞，其中郭懺被晉授二等寶鼎勳章（10月9日），並正式恢復中將官位、實任戰區參謀長之職。

1943年9月，第6戰區當面之日軍再次頻繁活動，郭懺同孫連仲皆判斷日軍有可能會發動進攻，於是根據國軍在鄂西會戰的取勝經驗，制訂了“一線兵團利用有利地形以逐次抵抗消耗敵人，最後吸引日軍於澧水、沅江之間，待增援部隊到達後，依常德守軍之抑留與外線兵團協同，向心攻擊，將日軍壓迫於洞庭湖畔而殲滅”的作戰方針。郭懺寄希望於常德守軍第57師能再顯第11師堅守石牌要塞的戰績，聚殲進攻的日軍。

11月2日，日軍集中五個師團的兵力發起進攻，次日凌晨突破中國軍隊的防線。此後國軍各部依照戰區制訂的作戰計劃逐次抵抗後撤。11月23日，日軍第116師團兵臨常德城下，併發起進攻。守軍第57師經過12天的頑強奮戰，全師8000餘人在戰至不到百人的情況下才突圍而出，最大限度的盡到了固守常德，吸引、抑留日軍的責任。12月11日，日軍開始後撤，郭懺立即建議孫連仲發起追擊。但當日軍開始撤退時，華中派遣軍又在兩天後改變主意決定再取常德，於是命令第11軍停止撤退，依靠澧水沿線佈防準備再次組織進攻。此時國軍也追擊至澧水，由於日軍防守嚴密，追擊部隊皆無較大進展，郭懺便建議停止進攻，雙方呈對峙態勢。19日，日軍第11軍再次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於是在22日以第13師團斷後繼續撤退。國軍再次實施追擊作戰，至25日將會戰開始後丟失的城鎮全數收復，恢復了戰前態勢。戰後，郭懺因在會戰期間出謀劃策有功，於1944年8月3日獲頒青天白日勳章，是為該勳章的第113位獲得者。

1944年1月5日，陳誠正式辭去戰區長官一職，以孫連仲接任司令長官，郭懺升任副司令長官，仍兼參謀長。從這時起，第6戰區轄境內再未同日軍有過大規模作戰。1945年5月21日，郭懺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6月26日，孫連仲調任第11戰區司令長官，遺缺由孫蔚如接任，郭懺雖然仍任原職，但孫氏之升任戰區長官實為中央解除其兵權所給之虛職，第6戰區的軍務已由郭懺正式接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郭懺命第10集團軍為先頭部隊進駐武漢。

9月18日，華中地區的受降儀式在漢口市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隆重舉行。戰區長官孫蔚如端坐堂內正中，戰區副長官郭懺、湖北省主席王東原、省黨部主委邵華、漢口市長徐會之等黨政軍代表88人分坐兩旁。隨後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等高級軍官在國軍士兵的押送下乘汽車至會場門前，下車摘下佩刀，並脱帽低頭進入受降堂，將降書遞交於孫蔚如，在簽字後低頭退出，受降儀式至此結束。9月19日，郭懺奉命兼任武漢警備總司令（副總司令彭善，參謀長吳光朝），其警備區域為蒲圻、咸寧賀勝橋，沿梁子湖南岸、東岸和炭門湖南岸，再經鄂城、黃岡、團風鎮、下店、黃陂、孝感、漢川、新灘口、嘉魚、蒲圻的廣大區域，警備部隊則由第18軍（軍長鬍璉）來擔負。郭懺到職後即着手將偽軍集中繳械，下級官佐發給旅費遣散，士兵擇優補充部隊，高級軍官則給予優待，如偽第14軍軍長鄒平凡送軍官總隊學習，部分高官如偽武漢綏靖公署主任葉蓬、第12軍軍長李寶璉則逮捕法辦。同年10月10日，郭懺獲頒勝利勳章。12月20日又獲頒忠勤勳章。

1946年3月，郭懺調任武漢行營副主任兼參謀長。5月底，調任參謀本部參謀次長，主管裝備補充。1947年6月，調任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總司令。到任後，針對聯勤機構暴露出來的積弊進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一定成效。1949年7月，聯勤總部奉命撤銷併入國防部，郭調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舟山指揮所主任。

1950年3月，任台灣“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戰略顧問。7月31日，在台北病逝，終年56歲。8月，被台灣當局追贈為“陸軍二級上將”。 ^[6] 

郭懺原配蔣氏（浙江諸暨人，1916年在諸暨去世），續娶斯璘（浙江諸暨人，1988年7月11日在台北去世）。其中蔣氏育有一女，名郭素文，留居上海；斯璘育有一子，名郭晨，居於中國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