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傑

並與柯慶施一起在安慶創建了安徽省第一個黨的組織　中共安慶師範黨支部。先後擔任中共安慶師範黨支部書記、安慶地委書記、安徽省臨時委員會委員。1930年初，奉調到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同年4月，參加中共湖北省委召開的第四次代表大會，被選為省委委員。同年7月，奉命到長沙與湖南省委和彭德懷取得聯繫。8月初，被中共長江局任命為鄂東北和鄂東南邊區特委書記，領導邊區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同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撤消，成立武漢市委，調任武漢市委常委，領導白區鬥爭。1930年10月，中共長江局派他回四川領導地下鬥爭。在準備離漢返川前，不幸在漢口被捕。敵人如獲至寶，使盡軟硬兼施的種種手段，均一無所獲。軍閥夏鬥寅惱羞成怒，下令將他殺害。臨刑前，他寫下了：“神州大地起風暴，席捲華夏滅羣妖，我自舉杯仰天笑，寧甘斧鉞不降曹”的豪邁詩句 ^[1]  ，表現了革命者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英勇就義於蛇山下。

郭士傑，又名郭慕韓，1906年出生於四川省隆昌縣雲頂寨新涼山房一地主家庭。父親郭成，早年當過小官，後棄官搬家到重慶開醬園鋪。母親生了郭士傑後就去世了，郭士傑隨父親到重慶居住，是繼母把他養大。郭士傑從小聰明好學，待人誠懇熱情，受到鄰里鄉親的稱讚和喜愛。他看不慣當時的社會現象，過不慣家裏的少爺生活，喜歡同工人們接觸。

1924年，郭士傑的堂兄郭堅白在安徽省安慶市對江大渡口省立高中教書，當時郭士傑在重慶讀高中，為了擺脱封建家庭的束縛，他同堂兄郭彥跟隨郭堅白去該校插班學習。郭堅白曾留法勤工儉學，思想比較進步，對郭士傑的成長有一定影響。在郭堅白的幫助下，郭士傑克服了不懂安徽話的困難，刻苦攻讀，認真鑽研，不僅很快趕上了學習進度，而且取得了好的成績。他努力學習的同時，十分關心國家和民族的興衰。面對當時的社會黑暗和腐敗，目睹廣大人民羣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心情沉重。他秘密地閲讀了《共產黨宣言》、《新社會觀》以及《中國青年》、《嚮導》等書刊。通過反覆學習和理解，他逐步明白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拯救中國的道理，從而堅定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革命信念。

1924年夏，郭士傑由裴文英介紹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工作認真負責，幹勁大、能力強，任過安慶團的領導工作。郭士傑喜歡讀革命書刊，還經常向同志們介紹文章的內容，談自己學習的心得體會，啓發同志們去學習。他擅長演説，講起話來口若懸河，常常博得聽眾的掌聲。他在青年尤其是在學生中廣交朋友，言傳身教，啓發教育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同年下半年，黨中央派柯慶施等同志到安慶籌備建黨工作。根據郭士傑的表現，黨組織批准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5年，中共安慶地區支部在安慶市第一師範學校建立，直屬中央領導，郭士傑任書記。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郭士傑與黨支部的同志一起，推動安慶各民眾團體召開市民大會，聲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發起成立五卅慘案安徽後援會，同安慶各團體發動組織安30000多名工人、學生、市民參加示威遊行，聲援上海學生和羣眾的反帝鬥爭。1926年下半年，郭士傑等人一面深入羣眾，宣傳革命真理，組織羣眾革命；一面積極發展黨員。黨中央特派員江長恩到安慶，建立了中共安慶地委，由李竹聲任地委書記。李調走後，郭士傑接任地委書記。安慶地委先後在安慶一中、一師、法專、高中、建華中學、一女師和店員中建立了七個黨支部。郭士傑積極組織安慶地下黨的同志深入到郊區農村，發動農民，宣傳“打倒土豪劣紳”，“實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思想，相繼在郊區的海口州、大渡口、護城圩等地成立了農民協會，還發動羣眾開展了反帝、反封建活動，組織“非基督教大聯盟”抵制日貨，並派黨員王季禹等十多人到大通、蕪湖聯繫，把抵制日貨運動從安慶很快發展到安徽全省。黨中央從上海派林華來安慶考察黨務，傳達了黨中央關於要做好工運、兵運、青運等工作的指示。安慶黨組織隨即積極開展的各種活動。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成立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安慶地委。郭士傑不僅經常向團員作政治形勢報告，而且還對團的工作進行了具體的指導。安慶第一師範校開展團的工作最活躍，在學生中成立了“曦社”，辦了“曦社”牆報，發表一些揭露當時社會黑暗的文章。一師範校的團組織還建立了圖書室，向同學們推薦進步報刊和雜誌，起到了教育青年的作用。

1926年下半年，正當中共安慶黨組織積極發動羣眾準備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時。盤踞在安徽的軍閥孫傳芳的嫡系——安徽軍務善後督辦陳調元卻在安徽全省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安徽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險惡的形勢面前，郭士傑根據黨組織的安排，留在安慶轉入地下鬥爭。他和其他留在安慶的同志一起，首先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向同志們宣傳共產黨員楊兆成(國民黨安慶市第一區黨部常委)被軍閥陳調元逮捕後受盡拷打，堅貞不屈，直至犧牲都不暴露黨的秘密的英勇事蹟，號召共產黨員學習楊兆成烈士，堅定信念，勇於鬥爭；同時繼續發動羣眾，迎接北伐軍的到來。

1927年3月，北伐軍進入安慶時，各屆羣眾熱烈歡迎。郭士傑帶領同志們在歡迎的隊伍中昂首疾呼：“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實行耕者有其田”等口號。北伐軍進駐安慶後，安慶黨組織與北伐軍緊密配合，立即籌建工會，先後成立了省、市工會成立後，發動組織了支援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地的羣眾性示威遊行，安慶的工人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在安慶黨組織的領導下，婦運、農運、學運活動也蓬勃發展起來。正當安慶出現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時，蔣介石授意反動分子楊虎、姚菊五等人率領五六十名暴徒，搗毀了國民黨(左派)安徽省黨部，隨後又不斷找藉口製造磨擦，使政治形勢急轉直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公開叛變革命，下令捕殺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安慶市黨部宣傳委員的郭士傑處於異常險惡的境況之中。這時黨內少數不堅定的人屈服於反動派的淫威，有的逃跑脱黨，有的背叛革命。面對這一險惡形勢，郭士傑與其他同志一道，克服困難，堅持鬥爭。為了加強對已經恢復和重建的基層組織的思想建設，郭士傑親自編寫《支部生活》小冊子，印發給基層組織學習。他還與同志們一起印發不定期的內部刊物，用於教育黨員，提高黨組織的戰鬥力。對外，他們經常散發標語傳單，揭露蔣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鼓舞了革命者和進步羣眾的鬥志，打擊了國民黨右派的反共囂張氣焰。

7月，汪精衞在武漢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殺，使共產黨組織再次遭受破壞。面對這種情況，黨中央於同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號召黨和人民繼續進行革命鬥爭。郭士傑積極貫徹八七會議精神，他用平時省下來的錢秘密地買了一支手槍，20發子彈，交給懷寧中心縣委負責人姚佐元，吩咐姚將手槍帶回懷寧，準備開展武裝鬥爭。

1927年秋，郭士傑與俞昌準等人，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到南陵開展農民運動。他們在馬家壩建立了南陵農協，發展了新黨員20多人，並建立了中共南陵黨支部。為了迎接農民運動高潮的到來，郭士傑深入農村發動農民，先後在林家村、西村馮、十八姓、七里圩、金家閣等地成立農協會，積極開展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糧鬥爭，激發了農民的革命熱情，農會會員很快發展到10000多人。

1928年春，黨中央指定尹寬為中共安徽省臨委書記。尹寬到職後，對安徽省黨組織所領導的農民運動橫加指責。郭士傑為了黨的事業不顧個人安危，與尹寬進行堅決鬥爭，並與其他同志聯名寫信向黨中央彙報，黨中央及時撤換了尹寬，保證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的貫徹執行。

1928年下半年，郭士傑因身份暴露被捕。在監獄裏，郭士傑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敵人給他戴上腳鐐遊街，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當他被轉至安徽反省院之後，同獄中同志一道，組織獄中鬥爭。郭士傑與難友聚集在一起談革命形勢和英烈事蹟，以此形式對難友進行革命氣節教育，使同志們堅定共產主義信仰，不動搖、不墮落。後來黨中央派柳毅夫到安慶傳達黨的六大會議精神，不幸被捕，送至省監獄。柳毅夫在獄中見到郭士傑後，向獄中難友傳達了黨的六次代表大會決議精神，使同志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隨後，建立了獄中黨組織——黨務委員會。獄中黨組織分析有一些同志可能出獄，認為有必要給予短期訓練。因此，獄中黨務委員會決定成立一個訓練班，制定20多個題目，由獄中比較有理論基礎和工作經驗的同志擔任輔導，組織獄中的同志圍繞基礎理論、工作經驗、黨員生活等問題進行學習、討論。獄中黨組織尤其注意當時黨的政治路線問題的討論，注意培養同志們的讀書能力，提高工作水平，以便出獄後能更好地繼續進行黨的工作。由於獄中黨組織加強了對獄中黨員的思想信念教育，此間獄中黨員沒有發生變節行為。這些同志出獄後大都繼續投入革命洪流之中。1929年1月，郭士傑向黨中央寫了《關於皖省獄中黨組織的報告》，詳細地把獄中的鬥爭情況向黨中央作了彙報。

1929年下半年，經黨組織的多方營救，郭士傑由其堂兄郭堅白保釋出獄。出獄後，郭士傑很快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繫。上級黨組織考慮郭士傑的身份在安慶已經暴露，不便繼續留在安慶工作，決定將他安排到湖北省委工作。是年4月，中共湖北省委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郭士傑被選為省委委員。他以飽滿的革命熱情投入新的工作。1930年湖北地下黨組織領導的武裝鬥爭風起雲湧，有力地配合了黨在各地所領導的武裝鬥爭。

1930年7月，彭德懷率領紅軍打下長沙，長江局負責人關嚮應派鄂東北和鄂東南邊區特委書記郭士傑到湖南與湖南省委和彭德懷聯繫。9月，黨中央取消湖北省委，成立武漢市委。由於郭士傑對當時貫徹李立三“左”傾路線有不同意見，被調回武漢任市委常委。10月，郭士傑代理中共武漢市委書記。10月中旬，郭士傑不幸被捕，旋即遇難。

郭士傑烈士一生追求真理，不畏強暴，為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的鬥爭業績永遠激勵着人們前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