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民

公元三世紀下半葉，以大和（今奈良縣）為中心的畿內地區，興起了奴隸制國家，因產生於大和地區，史稱大和國家。大和國經一個多世紀的征伐戰爭，於四世紀末基本統一了日本全土。統一國土之後，與中國的南朝劉宋，朝鮮的百濟密切交往，積極攝取大陸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三世紀末至四、五世紀，大批僑居朝鮮的中國人和百濟、新羅、高麗人遷徙到日本。他們帶去先進的思想文化和農業、手工業的生產經驗，為日本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中國、朝鮮先進生產技術的影響下，大和國的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起來。五世紀中葉以後，出現“U”字形鋤刃和鍬刃，代替過去長方形鐵板的兩邊摺疊而成的鋤刃和鍬刃，平直的鐮刀也改造成彎曲的。六世紀以後，鐵製農具已逐漸普及到全國各地。鐵製農具的改良與普及，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治水造田事業，在五世紀僅僅侷限在大和、河內、山城等畿內地區，但及至六世紀，已經遍及全國各地。新式鐵鋤和鐵鍬的出現，為耕種旱田作物創造了有利條件。六世紀，旱田作物的耕作方法已經傳播到關東地區。隨着旱田耕作方法的推廣，人口也由沖積平原擴散到丘陵地帶和山間高地。

六世紀中葉，大和國的奴隸制生產關係已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引起社會危機。大和國奴隸制生產關係的形式是“部民制”。“部民”指“部”的成員，“部”是朝廷和貴族佔有的人民集團，冠有職業名、地名、貴族名等。部民的種類有從事農業生產的“田部”、“部曲”和從事某種專門職業的“品部”。田部和部曲分別在皇室的直轄領地“屯倉”和貴族的私屬領地“田莊”從事農業生產。品部為朝廷生產特定的貢納品或定期到工房進行手工業生產。部民雖有家室和少量財產，但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主人可以任意贈與別人。因此，部民是一種奴隸。

在部民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統治體制是“氏姓制”。“氏”是由族長的血緣家族和非血緣家族組成的社會集團。 氏的首領為“氏上”，他們擁有私有領地田莊和私有民部曲。氏的一般成員為氏人，是自由民，有勢力的氏人擁有奴婢。“姓”是天皇授與氏上的表示身份尊卑的世襲稱號，種類有臣、連、君、別、直、造、首、史、村主等，受姓臣、連的貴族地位最高，其中最有勢力者稱大臣、大連，參與朝政。大和朝廷通過這種氏姓等級制度來維持奴隸制統治。

部民制的危機，表現為經濟衰敗，階級矛盾日漸激化。在大和國後期，氏姓貴族更加窮奢極侈，對部民的壓榨也越來越兇殘。他們“各置己民，恣情驅使”，“各率己民，隨事而作”，甚至役使部民“修治宮殿，築造園陵”，殘酷地摧殘社會主要生產力。結果，出現了“五穀不登，百姓大飢”，“老者噉草根而死於道里，幼者含乳與母共死”的悲慘景象。這正是經濟衰落的生動寫照。隨着經濟的破壞，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日益加劇。氏姓貴族大肆兼併土地，為了爭奪土地，相互爭戰不已。由於皇室不斷霸佔地方貴族的土地，擴大自己的直轄領地屯倉，皇室和地方貴族的矛盾也很尖鋭。當時，上下相剋的事件屢屢發生。氏姓等級制度也出現了混亂狀態。《孝德經》記載：“父子易姓，兄弟異宗，夫婦更互殊名，一家五分六割。由是爭競之訟，盈國充朝，終不見治，相亂彌盛”。

氏姓貴族的殘酷壓榨，逼使部民起來造反。起初，他們以逃亡的形式，反抗奴隸主貴族的殘暴統治。《欽明經》寫道，在白豬屯倉“脱籍免課者眾”。可見，六世紀中葉，逃亡的部民甚多。後來，反抗的方式發展為同奴隸主貴族進行武裝鬥爭。他們聚集於山澤林藪，出其不意地打擊奴隸主貴族。統治階級誣稱這些人為“盜”或“賊”。626年（推古天皇34年）“天下大飢”，不堪忍受痛苦的部民和平民揭竿而起。奴隸主貴族驚呼：“強盜竊賊，並大起之，不可止。”這種部民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奴隸主貴族，震撼了部民制的基礎，為封建制的建立掃清了道路。

在部民鬥爭的衝擊下，有一部份奴隸主貴族逐步認識到部民制已無利可圖，於是改變剝削方式，採取出租土地徵收地租的租佃制。在大和國的後期，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從自由民中成長起來財力豐厚的家長制大家庭。他們將家庭成員無力耕種的土地出租給鄰近平民和逃來的部民。租佃制產生於部民制走向沒落的時期，在這種制度之下，人民不再淪為部民，而是佃農化了，部民也逐漸加入佃農的行列。這種封建剝削形態的產生和發展。加速了部民制的崩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