郤詵傳

郤詵傳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瑰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

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向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

詵對曰：

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FC俯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凋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

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向茲？”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誷，誣誷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奸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厭，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鹹慕名宦，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眾正益至；若得其邪，則眾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為眾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強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行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漏網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恆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 不用也。

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跡。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

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

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

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户，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徵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

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慚服。

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別駕。 ^[1] 

房玄齡，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唐代初年名相。他年輕時博覽經史，18歲時中進士，官拜羽騎尉。李淵起兵反隋後，他投奔了李世民，協助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羣雄，並參與策劃了玄武門之變．為貞觀之治的到來立下了功勳，李世民稱讚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李世民即位後，房玄齡被任命為中書令，總領百司，掌管政務達20年，主持制定了唐初的律令、格敕和各種典章制度，並調整政府機構，精簡中央官員，為政府選拔了大量人才。他任職期間善於用人，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後世把他和杜如晦作為良相的典範，合稱“房、杜”。唐太宗徵高旬麗時，他留守京師，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