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

邵飄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於浙江省金華市東陽市。13歲考中秀才，16歲入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1912年任《漢民日報》主編，袁世凱稱帝后，為《時事新報》《申報》《時報》撰稿，抨擊袁的罪惡陰謀，以後又在兩年裏寫了250多篇、20多萬字的文章，揭露批判軍閥政府。1917年5月1日，在北京創辦了“北京新聞編譯社” ^[9]  ，1918年10月在北京創辦《京報》，任社長，開始獨立辦報生涯。後又與蔡元培一起，創辦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並舉辦講習會，第一期學習的就有毛澤東、羅章龍等。1920年後，致力於新聞教育事業並讚頌十月革命，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1922年在《北京廠甸春節會調查與研究》序言中，提出：“欲改造現實之社會，宜先明現實社會中事物之真象”等進步主張。1925年，在李大釗和羅章龍介紹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運動作了大量的報道。 ^[2]  1926年4月26日，以“宣傳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橋被奉系軍閥政府殺害。1949年4月毛澤東親自批文追認其為革命烈士。 ^[3] 

邵飄萍被人稱為“新聞全才”。北京大官本討厭見記者，邵飄萍卻能使之不得不見，見且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如他夜探總理府，虛訪美使館，獨家新聞總是被他搶到。邵飄萍風流倜儻，慷慨豪爽，善於言辭，廣泛交遊，上至總統、總理，下至僕役百姓，他都靠得攏，談得來。他重交情，講排場，經常在酒樓飯館宴請賓客，以期從客人的談話中捕捉信息。

邵飄萍（1886—1926），浙江東陽人，從小在金華長大。1899年考中秀才，1903年進入省立第七中學（現金華一中）。青少年時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長9歲的民主革命者張恭的影響，張恭於1904年創辦金華有史以來第一張報紙《萃新報》，邵飄萍正是從《萃新報》獲得對報業的最初印象。 ^[5] 

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師範科，學制三年。三年裏，邵飄萍讀到了《民報》、《新世紀》、《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大開了眼界，並被梁啓超的文章所感染。他開始為上海的《申報》寫地方通訊，1909年春，省運動會期間，他還和陳布雷、張任天三人一起，在一個圖畫老師指導下，辦過一張《一日報》，這可以説是他報業生涯的開始。在此期間，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錫麟等人的影響，和鑑湖女俠秋瑾曾有書信往來，秋瑾殉難前5天還給他這個青年學子寫過一封信。

邵飄萍大學畢業回到故鄉金華，在他的母校教歷史、國文。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書之外，主要的工作是為上海的報紙寫通訊，成為《申報》的特約通訊員。他酷愛新聞事業，對報業懷有特殊的感情，有“新聞救國”之志。

辛亥革命後杭州光復，杭辛齋受命籌辦《漢民日報》（杭辛齋（1869—1924），浙江海寧人，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險被殺頭。1905年參加同盟會，赴京辦《白話報》，因觸犯權貴被禁。在報界很有影響）。他知道邵飄萍經常寫些地方通訊，兩人一見如故，當即聘邵為主筆，共籌《漢民日報》。11月18日，即杭州光復後的第11天，《漢民日報》就出版了，經理杭辛齋、主筆邵飄萍。他從此進入新聞界，開始了他15年的終身報業生涯。

杭辛齋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將《漢民日報》交給邵飄萍一人主持（這時他還兼任《申報》、《新聞報》的特約通訊員）。他對時局有着驚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時就對袁世凱有入木三分的認識。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客暗殺。邵飄萍就指出“有行兇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頭直至袁世凱。他仗義執言，毫無顧忌地抨擊當局：“嗚呼！內務部。嗚呼！內腐部！”“人但知強盜可怕，不知無法無天的官吏比強盜更可怕。”並聲言“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蘄”。

1913年8月10日，浙江當局以“擾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漢民日報》館，逮捕邵飄萍。他後來自述“忽忽三載，日與浙江貪官污吏處於反對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獄九月。”還曾遭到過暗殺。因為反袁入獄、三進三出，出獄後只得到日本暫避，在法政大學學法律、政治。同時，為國內的報紙寫評論。他還組織了“東京新聞社”，反對袁世凱賣國。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上海新聞界電邀邵飄萍回國。他於當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國，參加反袁護國鬥爭。“為《申報》、《時事新報》、《時報》執筆。”

1916年袁世凱死後，上海《申報》社長史量才聘請邵飄萍為駐京特派記者。《申報》是當時上海第一大報（資格最老、銷路最廣），他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稱號的記者。他以一個真正的新聞記者的面目出現在民眾之中，深入實際採訪，把真實的情況告訴讀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險。

兩年間，他為《申報》寫了200篇22萬字的《北京特別通訊》，都是來自第一線的報道。他的文章真實、生動，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針見血，有其獨到之處，因此才膾炙人口，風靡大江南北。

請看他揭發張作霖1918年2月搶劫政府軍械而寫的一篇報道《張作霖自由行動》：“奉天督軍張作霖，初以馬賊身份投劍來歸，遂升擢而為師長，更驅逐昔為奉天督軍現為陸軍總長之段芝貴，取而代之。‘張作霖’三個字乃漸成中外矚目之一奇特名詞。至於今所謂‘大東三省主義’，所謂‘奉天會議’，所謂‘未來之副總統’，所謂‘第二張勳’，時時見之於報紙，雖虛實參半，褒貶不同，委之馬賊出身之張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傳來，此當中原多故，西北雲擾之時，張督軍忽遣一旅之師，截留政府所購槍械二萬餘支，陳兵灤州，觀光津沽。當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數驚”。寥寥幾筆，就已活靈活現地畫出了馬賊出身的軍閥張作霖的嘴臉，也為他自己8年後被殺埋下了最初的伏筆。

1918年10月5日，他辭去《申報》駐京記者之職，創辦了著名的《京報》。他在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確的提出了他的辦報宗旨，“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京報》一開始只有他和潘公弼兩個人，無黨無派，不以特殊的權力集團為後盾，主張言論自由，自我定位是民眾發表意見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聲望傾動一時。

邵飄萍從此走上一條自資獨立辦報的艱辛道路。其言論既不受外國通訊社的左右，又不受軍閥操縱，排除各種干擾，開創了20世紀中國獨立的新聞事業。他大書“鐵肩辣手”四個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對奸臣嚴嵩被殘殺的楊椒山的詩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懸於報社牆上，勉勵同人。他主張新聞記者是“布衣之宰相，無冕之王”，是“社會之公人，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報紙應該監督政府，還應該教育民眾、喚醒民眾。80多年前，他就是在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報》真正辦成了人民大眾自己的喉舌（當然，他也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918年10月，邵飄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聞研究會，蔡元培聘他為導師，這是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當時《京報》剛剛創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堅持去上每週二小時的課。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結業證書的有23人，得到半年證書的有32人。我們今天再去看看這份名單，不禁感慨萬端。名單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領袖級人物，如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陳公博、羅章龍、楊晦、譚植棠等等，還有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終身都從事新聞事業，是中國新聞界的中堅。由此可見其影響的深遠。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個準備直接行動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會”上，作為新聞學研究會的導師、《國民》雜誌顧問的邵飄萍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説，他大聲疾呼“北大是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他的報紙更是熱情地支持“五四”運動。8月，因《京報》屢屢發表揭露、批評政府腐敗的文章，被當時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飄萍遭到全國通緝，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回國。9月17日，《京報》復刊。他辦報既重視外交、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內容，關注國家命運、人民疾苦，也依靠社會力量，辦了好多種附刊，形式多樣，豐富多彩。在《京報》的周圍既有魯迅、錢玄同、孫伏園、黎錦熙等大學者，也有張季鸞、焦菊隱等當時還沒有名氣的青年人，可謂人才濟濟。

郭松齡在日本關東軍和張作霖的聯合夾攻下，兵敗被殺。邵飄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諸於世，引起了北方民眾的反日、反張運動，張作霖他們這才對他恨之入骨，要槍斃邵飄萍！

1926年4月，張作霖懸賞、捕殺邵飄萍，吳佩孚也密令到京緝捕邵飄萍。

被軍閥以造幣廠廠長之職和二萬塊大洋的誘餌收買的邵飄萍舊交、《大陸報》社長張翰舉，將邵飄萍從使館騙出予以逮捕。

《北京晚報》發表《京報館被封》的消息後，北京各界（特別是新聞界）立即組織營救。張學良出面接見13名代表時，竟毫無隱違地説：“逮捕飄萍一事，老帥和子玉（吳佩孚）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定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軍閥早已有必殺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無效。

4月26日凌晨1時許，警廳把邵飄萍“提至督戰執法處，嚴刑訊問，脛骨為斷”，秘密判處他死刑，宣佈他的罪行為：“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着即執行槍決，以照炯戒，此令。”4時30分，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臨刑前，他還向監刑官拱手説：“諸位免送！”然後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從容就義。年僅40歲。

邵飄萍（1886年-1926年），原名新成，後改名振青，字飄萍。金華市人，祖籍東陽市（南市街道大聯紫溪村人）父親邵桂林是清末秀才，在家鄉辦私塾，一生耿直剛正，道德高尚，為鄉人器重，但他卻受到當地土豪的忌恨，在家鄉難以容身，只好在1883年臘月居家搬遷金華，飄萍就誕生在這裏。

飄萍很小能背誦《史記》全文，打下良好的文學功底。14歲時考中秀才，16歲受戊戌變法的影響，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學堂，攻讀光、聲、化、電等自然科學。19歲畢業回到金華，在金華中學堂，長山書院等三所中學任教。

飄萍是孫中山民主革命的積極支持者。在《臨時約法》的頒佈下，投身於“新聞救國”的事業。於1912年在杭州與辛亥革命時期著名報人杭辛齋合作創辦《漢民日報》，後因報上直斥袁世凱為“袁賊”，《漢民日報》被查封，飄萍逃亡日本。1915年初日本和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飄萍立即馳報國內，成為討袁鬥爭的第一人。

1915年年底，飄萍返回上海以“阿平”為筆名發表反袁言論，後擔任該報駐京特派記者，1918年飄萍開始獨立辦報生涯。五四運動前後，飄萍動用《京報》的輿論導向，組織推動運動的蓬勃發展。潛心研究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撰寫了《新俄國之研究》與《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1925年由李大釗和羅章龍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飄萍在《京報》發表聲討，被張作霖下毒手， ^[6] 

飄萍一生疾惡如仇與黑暗統治作殊死鬥爭。1928年北京新聞界為他補開了追悼會。1949年4月毛主席親自批示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1986年邵飄萍誕辰100週年，殉難60週年之際，全國新聞領導、省、市黨政領導在金華婺州公園為邵飄萍銅像揭幕。

邵飄萍從小接受了“子曰詩云”的中國傳統教育，從小就顯露出過人的才氣，13歲的時候考中了秀才。隨後來到浙江高等學堂師範科，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學就讀，接受了西方科學、政治文化的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啓蒙。由於晚清動盪的局勢，使邵飄萍熱衷於瞭解時事，如飢似渴地閲讀了各種報紙。其中，梁啓超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邵飄萍和他的同學們。從小接受八股文寫作的邵飄萍對梁啓超恣意奔放的文體以及點評時事的勇氣敬佩不已，還刻意模仿梁啓超的文體進行寫作。當時報紙上經常討論救國之道，熱血的知識分子各抒己見，主張“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或者“教育救國”，希望通過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用現代文明拯救中國。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邵飄萍萌發了“新聞救國”的思想，立志獻身新聞事業，依靠報紙輿論，干預政局，改變祖國悲慘的命運。於是，“新聞救國”也成為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邵飄萍的一生既做過記者，又做過新聞講師，還自己辦過報，自己辦過通訊社，在每個崗位上都有着突出的成就。

邵飄萍從1912年去《漢民日報》供職，到1926年4月26日被執行槍決，從事記者工作共15年。

初到《漢民日報》不久，邵飄萍就開始大力宣傳孫中山的主張，揭露貪官污吏的醜行，抨擊封建軍閥的暴政，與杭州的權貴結下了深仇大恨。為了扼殺輿論，他們多次企圖加害於邵飄萍，但是邵飄萍卻以“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殺”的大無畏精神，仗義執言，寫下了“嗚呼！內務部。嗚呼！內腐部！”這樣的言論以及大量的新聞和評論。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客暗殺，邵飄萍有預見性地指出：“有行兇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頭直指袁世凱。當局立即以“擾害治安罪”查封了《漢民日報》，並逮捕了邵飄萍。邵飄萍自己回憶起這段經歷是這麼説，“忽忽三載，日與浙江貪官污吏處於反對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獄九月”。

邵飄萍出獄後不得不到日本避難，一邊在法政大學學習法律和政治，還一邊組織了“東京新聞社”，為國內報紙供稿。1915年，邵飄萍在反袁聲浪高漲的局勢下返回上海，同時為《申報》等三家報紙執筆。大家回憶一下我們上節課講到的，黃遠生遭到暗殺也正是在1915年，所以，當時，許多新聞記者因此而不敢談論當時的時政，但是邵飄萍卻鋒芒不減，他用“阿平”作筆名，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問的意思，“阿平”也就含有“平不平？”的意思。邵飄萍就用這個帶着怒氣質問的詞，來譏諷和揭露袁世凱的罪行，而且不露痕跡，讓袁世凱無可奈何。袁世凱死後，邵飄萍被聘為《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受聘《申報》期間，他每日發電二三千字，間日寫“北京特別通訊”。由於這些報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與醜聞，一時風靡全國。正如我們上面所説的，他在當時最有影響的《申報》做過特派記者。他的名字“邵飄萍”就是作為筆名而在那個時候譽滿全國輿論界的。

在被《申報》聘為駐京特派記者的時候，邵飄萍憤慨於外國通訊社任意左右中國輿論，於1917年5月1日 ^[9]  ，在北京創辦了“北京新聞編譯社”，自編本國新聞，翻譯重要外電，每天19時左右準時發稿。

在北京的兩年中，邵飄萍看到，當時北京的報紙幾乎都被各個政治集團操縱，很少有背後無政治關係的。報紙不尊重事實，而是以一黨一派的私利和津貼為向背，朝秦慕楚、捕風捉影的現象並不少見。這樣的狀況讓邵飄萍深感要有自己獨立的報紙，不依附於任何權勢集團，獨立地發言、獨立地報道，把真實情況告訴民眾的重要性，於是決定自己出資辦一份報紙。1918年10月5日，邵飄萍辭去《申報》的職務，創辦了《京報》。《京報》創刊時，邵飄萍特意寫了四個大字“鐵肩辣手”掛在編輯室正面的牆上，以自勉和激勵同事。“鐵肩辣手”取自明朝楊椒（jiao）山的著名詩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邵飄萍將“妙手”改為“辣手”，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飄萍胸懷真理、不畏強暴的倔強性格和辦報宗旨。《京報》是邵飄萍自己投資創辦的，無黨無派，不受軍閥操縱，主張言論自由，成為民眾發表意見的媒介，很快就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京報》以新聞為主，以“探求事實不欺閲者”為第一信條，凡事必力求實際真相。邵飄萍既是社長，又要搞經營管理，同時繼續他的記者生涯，堅持採訪。

1919年因發動和宣傳“五四”運動，《京報》被查封，邵飄萍再次流亡日本。時隔一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飄萍返回北京復活《京報》。復刊後的《京報》一仍其舊，不改初衷，尤其是對北洋政府喪權辱國，大小官員貪殘橫暴的揭露更是不遺餘力。1925年底，邵飄萍利用《京報》的一個特刊，歷數了張作霖的惡跡，張作霖隨即拿出30萬元賄賂邵飄萍，希望《京報》能夠替他説話。沒想到邵飄萍立即將款退回，並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帥”。據邵飄萍的夫人湯修慧女士回憶，收到錢後，他曾對家人説：“張作霖出三十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這種軟硬不吃、義無反顧的勇氣讓張作霖十分惱火，他發誓，打進北京城要活捉邵飄萍。1926年4月18日，張作霖懸賞捕殺邵飄萍的密令到了北京。邵飄萍在家人的勸説下，不得已躲到了東交民巷六國飯店。4月22日，他在《京報》上發表了最後一篇文章《飄萍啓事》，這篇文章簡短明瞭（422字），笑逐言開，可以看作是他對這個世界的最後告白。

鄙人至現在止，尚無黨籍（將來不敢予定） ^[6]  ，既非國民黨，更非共產黨。各方師友，知之甚悉，無待聲明。時至今日，凡有怨仇，動輒以赤化布黨誣陷，認為報復之唯一時機。甚至有捏造團體名義，郵寄傳單，對鄙人橫加攻擊者。究竟此類機關何在？主持何人？會員幾許？恐彼等自思亦將啞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實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於社會。鄙人之罪，一不該反對段祺瑞及其黨羽之戀棧無恥；二不該主張法律追究段、賈等之慘殺多數民眾（被屠殺者大多數為無辜學生，段命令已自承認）；三不該希望取消不平等條約；四不該人云亦云承認國民第一軍紀律之不錯（鄙人從未參與任何一派之機密，所以贊成國民軍者，只在紀律一點，即槍斃亦不否認，故該軍退去以後尚發表一篇歡送之文）；五不該説章士釗自己嫖賭，不配言整頓學風（鄙人若為教育總長亦不配言整頓學風）。有此數罪，私仇公敵，早伺在旁，今即機會到來，則被誣為赤化布黨，豈不宜哉！橫逆之來源，亦可以瞭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傳單見告，特此答陳，借博一粲。

4月24日，邵飄萍被一名叫做“張瀚舉”的人出賣而被捕，於1926年4月26日凌晨秘密執行槍決，刑場上，邵飄萍表現得非常從容和鎮定，傳説當時他對現場進行監督的官兵説了句：“諸位免送。”然後就仰天大笑，從容就義。邵飄萍時年40歲，一個著名記者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在北京創辦《京報》的同時，1918年，邵飄萍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徐寶璜一起創立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揭開了我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為新聞學會的導師，帶出了一批優秀的學生，包括毛澤東、鄧中夏。1936年的夏天，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裏，藉着搖曳的燭光，毛澤東向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講述自己成長的歷史，説到：“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秀品質的人。”毛澤東作為新聞學會的會員，除聽課外還多次去邵飄萍家拜訪，聆聽老師的教誨。毛澤東曾説，“我所願做的工作，一是教書，一是新聞記者。”（《中國名記者傳略與名篇賞析》）邵飄萍還為後世留下了兩本新聞學的開山著作：《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其中，《實際應用新聞學》主要整理了他的新聞學教學講義的內容，以他自己的採訪實踐經歷為主要內容，融合了一些他去歐美日本考察後的認識，是對新聞採訪和寫作，記者修養等新聞實踐進行理論的概括，這本書立足於實際應用，力求指導記者進行實際採訪。《新聞學總論》則論述了報業的性質、任務、新聞學的基本概念、新聞法制觀點等內容，還簡要地介紹了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如果能夠找到這些書，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認真地去讀一讀，因為這是一個名記者用自己畢生的經驗而寫成的，而且應該説，這些書至今為止都很有指導意義。

這就是邵飄萍的一生，始終在記者的崗位上秉筆直書，不畏強暴，“鐵肩辣手”中所包含的鐵骨錚錚、辛辣無情的意義，成為邵飄萍的寫照。邵飄萍的命運也成為那個時代幾乎所有像他一樣能夠如實報道新聞的記者的共同命運。比如我們上節課講到的黃遠生，比如與邵飄萍同稱為“萍水相逢”的林白水，等等。他們都是我們國家歷史上記者的典範。

邵飄萍作為記者15年，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採訪功夫；他之所以多次被捕入獄，是由於他常常能夠挖到獨家新聞，爆出常人不知但又想知道的政界秘聞，這也來源於他過人的採訪功夫。正如他在自己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邵飄萍認為，“在報紙的所有業務中，以採訪為重要……因為一張報紙的最重要原料厥為新聞，而新聞之取得乃在採訪。”所以，他也把畢生的精力都放在新聞採訪上，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總結了許多采訪技巧，這些技巧成為後人模仿學習的範本，而且，不僅僅是採訪當中使用的技巧，有些甚至成為我們為人處事的原則。因此，對於從事新聞工作或者是將要從事新聞工作的人來説，這些技巧非常實用。下面，我們就詳細地瞭解一下這些技巧和原則。我從邵飄萍一些出色的採訪中整理出一些能夠被我們借鑑的技巧，並且總結成三點，每一點我們都用邵飄萍當時的採訪實例來給大家進行講解，把當時事件的發生、採訪的過程以及最後的報道都展現出來。

我們知道，你去採訪別人的時候，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可能就是遭到拒絕。被採訪的對象往往因為沒時間或者對你存在戒備之心而不願意接受你的採訪，或者是由於你所要了解的事情和他有利害衝突時他也不願意接受採訪。這個時候怎麼辦呢？邵飄萍有一套自己的方法。這種方法叫做“做戲”。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從字面意思上也可以看出來，所謂“做戲”，實際上就是表演，就像是在戲劇中扮演一種角色似的，要用這種表演出來的角色打動人，促使採訪順利進行。邵飄萍在自己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中的“電話”一節中説：

遇不肯接電話之官僚，如有特別必要時，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極正當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謂私宅中人請彼説話，或言某機關請彼説話是也……俟其接談，則告以‘我乃某某’，並告以‘恐與新聞記者接坐中有人聞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

1917年3月，引起國內震動的中德斷絕外交關係的決定在正式公佈以前，新聞界首先探知這一消息的就是邵飄萍。邵飄萍關於這次事件的採訪，正是運用了虛虛實實的做戲的方式。事件發生前的某一天，邵飄萍正在國務院某秘書的辦公室辦事，隔壁恰好是國務總理段祺瑞的辦公重地。無意之中聽到秘書打電話通知美國公使，説段祺瑞總理下午三點將要到美國使館去訪晤。電話立即觸動了邵飄萍的神經，他馬上聯想到當時正值美國與德國斷交，為了孤立德國並且取代德國在中國的地位，美國拉攏中國，希望兩國採取一致行動。段祺瑞這時會晤美國公使，無疑是與中德關係問題有關。邵飄萍這時候並沒有急着去找段祺瑞和他的秘書，而是搶先來到了美國使館，以一個事內人的身份向一參贊詢問兩國要人會見的目的和內容。邵飄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局外人，只不過想通過使館使消息得到證實。在虛虛實實的採訪中，邵飄萍又探聽到美國政府對駐京使館的有關訓令。之後，他立即趕回國務院採訪段祺瑞，同樣向段表示自己是知情人，要了解中德斷交的確切日期。邵飄萍的採訪圓滿結束，政界要人不知不覺就被邵飄萍鑽了空子，提供了一條重要的內幕新聞。

還有一次，內閣討論金佛郎案，所謂佛郎，就是法郎在當時的譯名，庚子賠款中法國部分本來可以用紙幣來賠償，但是法國國內通貨膨脹使紙幣貶值，於是法國要求中國用黃金代替紙幣，於是中國因此而多支付了八千萬元。在這次事件中，是嚴禁記者列席的，但是邵飄萍不甘罷休，守候在會場門側。法國公使進入會場時，邵飄萍立即尾隨。使門衞以為是公使的隨從，沒有阻攔。第二天，關於金佛郎案的討論內容便見諸於報紙，引起民眾的激憤。

在這兩次採訪中，邵飄萍分別化裝成知情人和隨從，而得以獲得信任，取得采訪成功，這種方法就是我們剛才説的“做戲”。這種方式在現在看來，有點類似於暗訪。這種方式相信大家並不陌生，我們經常會在電視上看到這種採訪方式。它常用於揭露黑幕的批評性報道中，比如某個地方販賣盜版碟，記者就會化裝成一個普通的消費者對他們的地下行徑予以揭露。這種方式使事件本身更接近真實。但是現在有不少對於暗訪這種採訪形式的質疑，有些人認為 ^[6]  ，暗訪，以及隨之而運用的偷拍、偷錄等手段，讓人有“雞鳴狗盜”的嫌疑，新聞像是偷來的，而記者也更像是特務，採訪就成為一種見不得人的活動。他們認為，這種方式使新聞獲得的手段不夠真實，因此也有損於新聞界的可信度。

1997年，《芝加哥太陽報》得到舉報，説一些政府的巡檢員勒索小旅店。為了查清真偽，報社訓練了兩名記者，裝扮成一對從小鎮出來的夫婦，在當地買了一家小旅店，取名“幻景”。裝修過程中，他們的水管和配電方面留下了顯而易見的紕漏。半年時間裏，兩名喬裝打扮的記者對付了一批批市政府和州政府的檢查員，儘管旅店在消防、衞生、建築等方面存在着違規、違章之處，但檢查員們都忽略不計，因為他們接受了從1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的賄賂。而這一切都有被巧妙隱藏的攝影記者一一記錄在案。

“幻景”旅店結束營業之後，《芝加哥太陽時報》的揭露文章連載了4個星期，那些激動人心的戲劇化的報道和照片不僅使芝加哥為之震驚，也使全美行為不檢的政府官員大為驚恐。幾十個電氣和建築巡檢員因索賄而遭到起訴。

但在普利策的評選中，這組報道先是入圍，後來又被取消了評獎資格。當時在《聖彼得斯堡時報》任首席執行編輯的尤金·帕特森是1979和1982年普利策顧問委員會委員。他説，評委中出現了爭論，許多人認為把獎項授予隱身採訪的作品就等於支持這種報道的方式。”尤金説：“我不願意看到有人鼓勵其成為一種時髦趨勢。”他認為：“如果報紙以編輯的身份要求政府坦白、公開，而自己又隱瞞真相或掩飾動機，新聞界作為一個整體就會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價。”《華盛頓郵報》的總編輯布萊德裏也是當年的評委之一，他認為：“報紙獲取新聞的手段不夠誠實，又怎能為誠實和尊嚴奮鬥！”

所以這種採訪方式的使用是需要有限制的，邵飄萍對此提出過兩條記者所應當遵循的原則：一是要有正當之理由——即在道德行為或目的上應是高尚的；二是事後一定要給當事人解釋清楚原委。否則的話，將會授人以話柄，有作偽、説謊、假扮之嫌。由此可見，邵飄萍在使用這種方法的時候是非常小心謹慎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邵飄萍本人正直的個性。這只是一種迂迴的技巧，而不是欺騙的手段。

在與人交談的過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體會，對於不同的人我們需要尋找不同的話題，而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心情狀態下也需要有不同的談話內容。如果這個人不喜歡籃球，那麼你和他探討NBA則很可能冷場；如果有人正在為某個事傷心，我們一定是要暫時避開談論這件事的。這種技巧就是對被採訪者心理的把握。

説到對被採訪者心理的把握和控制，應該算是邵飄萍新聞採寫藝術中最大的一個亮點。邵飄萍非常善於捕捉被採訪者的心理特徵，順應受訪者的心理狀態，達到使訪問順利進行的目的。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政府起初還是舉棋不定的，有人主張參戰，也有人主張中立。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鬧得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經過一段時間的醖釀，終於在國務會議上作出了決定，那就是：決定參加協約國(英、美、法方面)，對同盟國(德、意、奧方面)宣戰。不過這項決定，還須要保守秘密。因此中樞各重要機關全部掛出了“停止會客三天”的牌子，國務院當然不會例外。

可是大家都希望知道這項消息，街頭巷尾，茶館酒肆，三三兩兩交頭接耳，都是在互相打聽“咱們到底是參戰還是中立”這個問題。然而誰也説不上來究竟怎麼樣。

這是邵飄萍卻不僅見到了段祺瑞，而且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新聞。他是怎麼做的呢？邵飄萍先借了一輛掛着總統府牌子的汽車，坐上一直開進了國務院大門。在內傳達室下了車，掏出了“京報社長”的名片，要求傳達長給他回稟一下。傳達長説：“您老不要難為我吧，這些日子不但段總理絕對不會客，就連他的秘書、侍從都不見客。”

這時邵飄萍掏出了一千塊錢，數出了五百元遞給了傳達長，説：“總理見不見沒關係，只要您給回稟一聲，這五百元送給您買包茶葉喝。萬一要是接見了我。那我再送給您五百，您看怎麼樣?”傳達長一想，給他碰一碰也沒什麼，不是白得五百元嗎。於是這位傳達長就拿着他的名片走進去了。

不多時，傳達長笑吟吟地走出來了，高舉着名片，嘴裏大聲説出一個“請”字來。邵飄萍聽了這個“請”字喜出望外，便大搖大擺地隨着傳達長走進了總理的小客廳。

不是説三天內不見客嗎?為什麼段祺瑞競接見了這位無孔不入的邵記者呢?這裏面是有一個緣故的。段祺瑞當時心想拉攏輿論界為自己吹噓，而他知道邵飄萍在當時是新聞界了不起的權威人士。

當他看到來客的名片是邵飄萍時，他雖然明知此來是採訪關於參戰與中立的新聞來的，可是若不對他談這個問題只會會他又有什麼關係呢？再説使他碰了壁，得罪了這位大記者，對自己多少是有些不利的。因此他才叫傳達長把邵記者請進來。

雖然段祺瑞絕口不談和戰問題，架不住邵記者再三、再四地懇求，並且提出了“三天內如果北京城走漏了這項機密，願受泄露國家秘密的處分，並以全家生命財產作擔保”的保證。老段不得不談了，要他先立保證書，他便即時抽出自來水筆把軍令狀當場立下了。

這時，段祺瑞才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內容不過是中華民國決定參加協約國對同盟國宣戰。細節也説了説，首先調動在法蘭西的十五萬華工，協助協約國修築工事等等。

邵飄萍得了這項消息，辭別了段祺瑞，又給了傳達長五百元，就坐着汽車開到電報局去了。他把這項消息用密碼拍到上海新、申兩報。上海報館接到這項重大新聞，立時就印行了幾十萬份“號外”在上海灘上喧嚷開了。

在當時津浦路還沒有通車，報紙號外由上海到北京必須由輪船運，要走四天路。因之當上海的號外運到北京時，已經超過“三天內北京城裏不得走漏消息”的約期了。老段知道了這件事，也是莫可奈何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邵飄萍對於被採訪對象的心理是把握得非常準的。

仔細揣摩被採訪者的心理，準確把握住他的心理變化，是採訪獲得成功的要素，同時也是我們日常交往過程中應當注意的。

我們知道，記者大多是活躍的社會活動家，他的交際圈很廣泛，能夠與不同階層的人打交道。交際廣泛，才會獲得更多的新聞線索，也才能夠採訪到更多的人和事。邵飄萍就是這樣一個左右逢源的人，他能夠在各派軍閥中游刃有餘，又能和普通民眾打成一片，上至總統、總理，下至僕役、百姓，都願意和他交朋友。

1918年，北京大學成立了一個新聞學研究會。在“五四”運動前那段時間裏，邵飄萍每星期天上午都去主講新聞學。當時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館員的毛澤東同志，就是在那裏與邵飄萍相識的。日後，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不無深情地回憶説:“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邵飄萍與魯迅先生也過從甚密。他們之間不僅是一般的文字之交，更可稱為同一戰壕的戰友。他們一起創辦了《京報副刊》、《莽原》等週刊，魯迅許多著名的雜文和小説都是在這些報刊中發表的。特別是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他們同聲怒斥橫暴兇殘的軍閥政府。此後，二人同被軍閥政府納入緝捕的黑名單中。

與邵飄萍結為摯友的還有馮玉祥將軍。馮玉祥曾這樣形容邵飄萍的文字，他説：邵飄萍“主持《京報》握一枝毛錐，與擁有幾十萬槍支之軍閥搏鬥，卓絕奮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於最兇殘的軍閥之刀劍槍炮，其大無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會人士敬服！。”於是“飄萍一枝筆，抵過十萬軍”的美名就由此而傳出。

除結交一些社會名人之外，對處在社會下層的各等人物，貧寒之士，邵飄萍也從不嫌棄。梨園界的楊小樓、馬連良、荀慧生、韓世昌等人，都是他家的座上客。每逢新學期開學，常有一些青年學生因交不起學費而面臨失學危險。飄萍知道後總是主動代他們交費。其中一些人還定期領取他給的補助。如到時未領，他則在《京報》上刊登啓事催領。

對於被他經常痛罵的政界要人，邵飄萍也非常重視和他們的交情。他這個人出手大方，又講排場，經常宴請一些官僚政客。邊吃飯、邊喝酒、邊高談闊論，往往酒意正酣的時候，機密也就不經意地吐露出來了。一次，邵飄萍在北京飯店宴請全體內閣成員、府院秘書長。就在他們興致勃勃、海闊天空的時候，邵飄萍卻在隔壁房間安排了人，準備好電報紙，又讓兩輛自行車在門外等候，消息隨寫隨發，宴會還沒有終止，消息就已經到達上海。

邵飄萍就是憑着廣泛的社會關係、憑着自己與各層人士多年的交情，挖到自己想要的新聞的。這主要源於邵飄萍認為新聞應該獨立、無階級性的觀念，他説，在採訪中，要既無敵友概念，也不以道德為交際標準，只看對方是否與新聞有關。但是，這樣一種沒有是非的交友標準很容易使人隨波逐流。我們從小學到的交友標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邵飄萍卻既近朱、又近墨，而且做到了四面為友，會不會讓我們覺得這個人是個圓滑而沒有原則性的人呢？實際上，邵飄萍有自己的一套原則，雖然與各階層的人都來往，但是他認為應該保持思想、品德的獨立，使人人視為可親，而又視為不可侵犯，他很懂得把握分寸。據説邵飄萍這個人很奢侈，客廳擺設豪華的令人吃驚，香煙都是特製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振青”，出入是小汽車，而且是賭場、青樓的常客。因此，辦報的收入無法應付他的支出，所以他也接受權貴的“饋贈”，只不過他拿了人家的卻並不手短，他只是把這些視為私交，而與報紙無關，因此在報紙上仍然辛辣的揭露各種醜惡現象。

正如他自己在臨死前的那篇文章中寫的，他的一生既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連毛澤東都説他是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是作為記者所應該堅持的最高貴的品格。

《新聞學總論》

1924年6月由京報館出版，《新聞學總論》書中提出了“記者之盡職，以道德人格為基礎，以俠義勇敢為先驅，而歸本於責任心之堅固”等重要論斷。邵飄萍的兩部新聞學著作，是中國新聞學理論的重要奠基之作。 ^[14] 

《實際應用新聞學》

又名《新聞材料採集法》，是中國第一本新聞採訪學專著，是邵飄萍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授課講義，後修改作為平民大學新聞系教材。他提出“報紙之第一任務，在報告讀者以最新而又最有興味、最有關係之各種消息”，報紙的價值主要在於“新聞材料之敏捷、豐富、正確與否”以及新聞評論是否“公平與適當”。此書與徐寶璜的《新聞學》、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被譽為中國新聞學體系誕生的三大標誌。 ^[14] 

《新俄國之研究》

《新俄國之研究》是當時介紹蘇俄最詳盡的一本專著。邵飄萍在書中詳細介紹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熱情頌揚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府的建設成就，着重宣傳十月革命中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 ^[15] 

《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

他在《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一書中，詳細介紹了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與剩餘價值論，認為全部馬克思主義學説將授予勞動階級強大武器和必勝之券；還別具眼光地指出，研究社會主義，時刻不能忘記中國國情。 ^[15] 

1.強調新聞教育開展的必要性。新聞教育是革除報業流弊的重要途徑，新聞業的發達對社會的重要意義——新聞教育能使報紙更好地承擔社會職責。邵飄萍深刻認識到這兩點，必然發出發展新聞教育的呼聲。

邵飄萍認為我國新聞事業不發達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不普及。“我國現在之新聞界，”“其腐敗幼稚、毋庸諱言，而根本問題，由於人才之缺乏，品類之不齊。”“欲救其弊，知非提倡新聞學不可。”我國新聞界存在的人才缺乏、品類不齊的弊端要靠新聞教育來進行消除，以此修復新聞事業落後的弊端。

新聞業的發達對於社會的發展來説十分重要。他在《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中指明：“新聞與社會及政治關係之重要，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然以之列為一種學科加以研究者，猶屬近代之事，其尚未完全脱離幼稚之境域，殆可謂當然者也。若夫我國，則新聞之業，簡陋特甚。因新聞業之發達，與社會上諸事之設備，有互相為用之勢。”新聞教育和新聞業的發展的天然聯繫，以及新聞業發展對社會的重要作用，使得新聞教育不可或缺。

2.培育理想的新聞記者須靠新聞教育。邵飄萍認為，高級的新聞記者需具備各方面的知識，掌握專門的學科，並能具備一兩門外語。但要達到這種程度必須接受新聞教育才能實現。“若至絲學高深之程度，自非在大學中研究不可，且理想的新聞記者，必須政治、經濟、社會諸學，皆有深之研究。”

在《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中，邵飄萍提出:“理想的新聞記者，必須政治、經濟、社會諸學，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當有一二專門，與夫三國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實地經驗，則庶幾乎可與世界名記者相伯仲矣。”這反映了他對新聞教育要求的維度。一方面，通過教育傳授各方面的知識。以此具備更加全面反映新聞事實的視角；另一方面，通過教授新聞人才一兩門外語技能，以此勝任國際採訪的要求，這也是新聞教育對於打破外國人對國際新聞壟斷的重要意義所在，向民眾提供國際新聞勢在必得。

3.新聞知識應普及到普通國民。邵飄萍認識到，新聞之學可以幫助人們對事實進行判斷，減少觀察出錯的概率，在日常的生活中更好地應對世界萬事萬物的變化，對國民進行基礎的新聞之學的教育能達到這一點。他意識到新聞知識應使“多數國民,最好亦能使之相當瞭解”。而新聞知識不應獨為記者所獨具，因為對新聞知識的掌握“可以減少錯誤之觀察”。

另外他認為新聞知識與國民個人生活實踐關係十分密切，所以指出“新聞知識應列為國民普通知識之一”。“以一人而應萬事萬物之變化，非有最廣博之知識與閲歷，不足以籠罩之。果能精於新聞之學，則觀察世界上萬事萬物，尚安有頓飾之餘地耶？”個人如果能精通新聞學的知識，能更好地應對世界萬事萬物的變化。

4.新聞之學期於應用。邵飄萍新聞教育思想中強調理論要聯繫實踐，其自身的理論淵源也來自於其新聞實踐。他認為:“新聞之學，期於應用，尤貴在多所經驗。”在他平時的新聞教育實踐中認為新聞“即期實用”，為使學生多一些實踐機會，邵飄萍常組織他們外出參觀，介紹學生到報館見習，為了讓學生能搞好社會報道，他特別強調要重視做好關於勞工運動的調研，並親自擬好了有29項要素的調研綱目，包括公司組織，工廠及地方名稱等。邵飄萍將其新聞教育注重學術與實踐能力培養的思想注入到其新聞教學實踐當中。

5.新聞教育要重視新聞道德和記者素質的培養。邵飄萍認為作為新聞人擁有良好的個人素質和道德修養十分必要的。他在課堂上強調記者以品性為第一要素和以不欺閲者為第一信條，他還詳盡地講授外交記者的其他條件，要求記者具備必須的知識與經驗，善於觀察，推理和聯想，判斷新聞的價值，機警敏捷、不失時機，不放過細密之處。這傳達出邵飄萍對於記者個人機警敏捷、善於推理的素質要求以及重品性和不欺騙讀者的道德修養要求，也正是邵飄萍通過其新聞講學所傳達的對新聞教育人才培養的要求。

1.新聞人才培養須理論與實踐並重。一直以來，我國的新聞教育存在難以處理好“學”與“術”的關係的問題。總體來説，由於教學理念、資金問題、師資等方面原因，可能導致目前的新聞教育偏重於理論教育，而對於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不夠，學生的實踐能力往往是通過校外實踐與自我學習而獲得。邵飄萍的新聞教育理念和實踐的經驗中可以看出，新聞教育應注重學生的新聞理論與新聞實踐能力的雙重培養，這是當代新聞教育應當汲取的經驗。

一方面，有深厚理論基礎作支撐是一名新聞人自身的業務能力得到長足的發展的必然要求。由於我國的新聞教育偏向於文科教育，容易存在過度文科化、理論化的弊端。因此，理論教學要通過對新聞領域新形勢和和新問題進行研究，與學生探討更為深度和創新的新聞話題。使新聞理論教育社會和時代的新變化新發展聯繫起來，讓學生對新聞理論形成與時俱進的新見解的過程中指導其新聞實踐。

另一方面，隨着新媒體的興起，以及傳統媒體的數字化轉型，傳媒間的介質差異正在被打破。因此，應對新出現的日新月異的媒介技術，設置相關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實踐技能十分必要。高校應注重打造學生的新聞實踐活動平台，只有通過真正的實踐學習，才能培養學生在新媒體時代下的除傳統新聞採編編評之外的更符合時代要求的實踐技能。

2.加強國民媒介素養教育。邵飄萍認為新聞素養應該普及為公民具備的通識。在智能手機和網絡普及的時代，通過各種媒體傳播新聞素養要求以提升公民新聞素養成為可能。

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和用户新媒體渠道的使用的多樣化，使得人人都能成為信息傳播者和信息生產者，但並非每個人都有辨別及發佈客觀真實信息的能力。媒介素養不足可能會導致謠言發佈、媒介審判等問題，如網絡上的個人和自媒體對於“江歌案”“王鳳雅事件”所引的討論，存在較多的非理智現象。因此，提升國民新聞素養對於營造更為肅清的網絡環境和維繫社會的穩定十分必要。

3.培養“一專多能”型新聞人才。邵飄萍提出成為理想的新聞記者的條件就是要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有深入研究並精通一兩門外語，可以看出邵飄萍認為新聞人才要有專長並多方面發展。邵飄萍的通教育觀對現在的新聞教育有一定的啓示，但同時也要結合實際狀況進行探討。目前媒體媒介融合發展的進程對新聞專業人才的要求更為現代化。

一方面，全方位的新聞教育十分必要，掌握多方面知識是新聞記者必備的要求，這並非要求每一個方面的知識都掌握得專業透徹，而是要養成自身整合不同知識和技能的思維方法和行動能力。遇到問題時，能夠將所學到的跨學科的知識進行融會貫通，以跨學科的視角進行全方位的思考。

另一方面，新聞業在現代社會中更注重滿足用户對於新聞的新的要求和閲讀習慣，媒體在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時，也對新聞人才提出了掌握多項新媒體技能的要求。目前我國的新聞人才培養應當注重養成一專多能的學生，除了新聞學理論教學之外教給學生新媒體時代下更多實踐方面知識。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分析能力和技能十分重要；利用好新媒體渠道，短視頻拍攝剪輯、H5等技能也不可或缺。另外，國際傳播越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精通一門外語也是十分必要的。

4.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新聞理想。邵飄萍認為“新聞事業為社會公共機關”這實際上是強調新聞媒體和記者的責任。記者的社會責任感和新聞理想的培養在當代的新聞環境中面臨更大的挑戰。部分商業媒體對於經濟利益的追求以及新媒體渠道下把關者的缺失使得枉顧社會責任的虛假新聞在網絡中層出不窮。新聞教育作為優秀新聞人培育的關口，更要向學生強調新聞職業道德理念與社會責任感使以使其在今後從事新聞工作中自覺遵守新聞職業道德規範。

邵飄萍作為我國早期從事新聞工作的領軍人物之一，提出的新聞教育應聯合理論與實踐、提升民眾新聞素養、培養全能型新聞人才等新聞教育思想，促進了當時和以後的新聞教育和新聞事業的發展。我們要在前人的思想上汲取養分，使當代的新聞人才更加適應新聞業發展的需要。 ^[7] 

邵飄萍已成為中國百年新聞史上最光彩奪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鮮血染紅了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理想。中國新聞界讚譽記者專業精神的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出文章”，説的就是邵飄萍。他是我國民主革命時期傑出的文化戰士、著名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教育開拓者。他以報紙和通訊社為武器，宣傳真理,抨擊邪惡，鋭意改革，為新聞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他所著的《新聞學總論》和《實際應用新聞學》等,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新聞理論著作。後人譽之為“亂世飄萍”、“一代報人”、“鐵肩辣手，快筆如刀”等等。更有“飄萍一支筆，抵過千萬軍”的高度評價。 ^[10-11] 

2011年電視劇《中國1921》，週一圍飾演邵飄萍 ^[12] 

2021年電視劇《覺醒年代》，朱泳騰飾演邵飄萍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