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作舟

名運超，字班卿。幼隨父居甘肅任所，讀父書，有枕戈待旦之志。1863年父死於回民起義戰火之中，隨即返里求學。然而他不滿於邑中諸儒窮經皓首讀經的風氣，發出了“窮鄉僻壤中，苦於無所師法”的感嘆，於是學於杭州，與趙之謙、程蒲蓀等結為學友，於書無所不讀，過目成誦；又讀龔自珍諸集，關心時務，然於科舉則連連報罷。1882年，他任職於天津支應局，於局務總理李興鋭交往尤篤，李之公務皆取決於作舟，自是益發究心於當世之務，著《邵氏危言》，啓迪民智、倡導向西方學習，被廣為流傳。陶模等欲薦於朝，而作舟仍甘於幕僚生涯。又作《論文八則》，精闢地總結我國古文創作歷史與手法，可謂“文章學”之濫觴。甲午戰爭爆發前夕，他“與李文忠公（李鴻章）言皮口駐兵”，然“不聽，復進圖説明之，卒不能從”，“旋日人果於皮口進兵，於是京津間，謂公料事如神，識與不識者，皆知公名”。中日戰爭後，他認為和議雖成，但“吏治不修，胎亂未去，京津不久恐有大亂”，於是在鬱郁中於1898年正月初一卒於天津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