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

1984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1987年，在同濟大學獲碩士學位，留校任德語系講師、外語廣播電台副台長；

1990-1997年，留學德國，任上海和香港《文匯報》駐德特約記者、《德國之聲》撰稿人；

1997年，任香港《文匯報》高級記者、香港創新發展集團推廣總監、《德國之聲》駐港特派員和澳門大學兼職講師。 ^[1] 

曾任鳳凰衞視評論員、倫敦國家戰略研究所資深會員、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觀察員，並長達十年主持鳳凰衞視品牌欄目《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略》，出版《中國人成熟嗎?》《迫在眉睫-中國周邊危機的內幕與突變》《2020 大布局》等暢銷作品。 ^[13] 

過去二十多年裏，先後在中國大陸、歐洲和香港三地的大學、媒體與商界工作，頻繁轉換身份，以多元視角審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多年來專注於中國對外戰略和內部轉型的研究，近年將觸角延伸至中國經濟轉型方向、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及其風險掌控、中國國營和民營經濟發展前景、中國經濟走向背後的政治因素、中國對外戰略整合、國民集體精神世界成熟和民族思想史等領域。其思想影響力遍佈全球，並準確預警中美博弈和新冠疫情走向。 ^[13] 

現擔任香港全球化中心創始人、震海會、震海精英俱樂部、震海未來學園創始人；同濟大學兼職教授、南方科技大學產業教授、華東師範大學顧問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客座教授、比利時列日大學博士導師和深圳大學業界導師。 ^[12] 

2015年4月，推出力作《迫在眉睫：中國周邊危機的內幕與突變》 ^[2]  。這是邱震海博士繼2013年出版《訪與思：中國人成熟嗎？》 ^[3]  ，2014年出版《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兩本暢銷書後，2015年再次推出以未來幾年中國周邊重大危機為焦點的內幕分析著作。《迫在眉睫：中國周邊危機的內幕與突變》一書，由一系列從未披露過的內幕故事組成，從中可以看出國際舞台的驚心動魄，以及中國未來幾年在地緣政治上將面臨的重大挑戰。

主持鳳凰衞視熱播節目：《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略》介紹

《震海聽風錄》於2007年元月在鳳凰衞視開播，每週三晚上19:25在鳳凰衞視中文台首播，次日早上6:00和上午11:20重播。

開播近八年來，《震海聽風錄》已成為鳳凰衞視一檔集中討論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國際動向的品牌節目，為中產以上階層的人們，尤其是企業家、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所集中關注。

《震海聽風錄》每週採用衞星或海底電纜連線的方式，由主持人邱震海在香港，與身處北京、上海、深圳、華盛頓、紐約、東京、巴黎等地的嘉賓，集中討論當週最為熱門的新聞焦點及其背後趨勢。該節目集中討論的話題包括：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及其對社會和各行業的影響、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些深層問題、全球經濟、政治發展對中國的長遠影響等。

《寰宇大戰略》於2012年元月開播，每週日晚上19:45在鳳凰衞視中文台首播，次日上午9:00重播。

《寰宇大戰略》聚焦中國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國家發展戰略，其中包括國防和軍事戰略、經濟戰略、金融戰略、科技戰略、教育戰略、人才戰略、海洋戰略、能源戰略等，也包括近年中國改革和轉型過程中的一些深層戰略。

節目每週邀請兩到三名嘉賓到香港演播室，與主持人以明快的節奏展開交談，並與戰略觀察員展開討論，全方位向觀眾呈現中國發展戰略中的一些值得注意和深思的問題。

雖然語言學與他從事的時事評論似乎毫無關係，但“語言學的研究方式卻對時事分析有很大幫助”，邱震海説，研究詞法和語意就要像切西瓜一樣把一個很大的東西切成一片一片，這種結構性的分析方法是德國人善用的方式，儘管讀書的時候不甚喜歡，但後來發現，研究問題的很多方法，正是運用了當年學習專業時掌握的技巧。 1990年，邱震海留學德國，也更加緊密地瞭解到德國人的結構主義思維方式，“運用這種方式看問題，就

如同透視一樣，會把一個事物的每一個部分看得清清楚楚”。

由於喜歡寫作，在德國的7年中，邱震海一邊研究傳播學，一邊開始給“德國之聲”電台撰稿，他同時編譯許多德國的新聞給香港和上海的《文匯報》、《新民晚報》等。由於上海《文匯報》更聘他為駐德國的特約記者。“當年正值東、西德剛剛統一，發生很多故事，為《文匯報》工作是用中國人眼光看西方，為‘德國之聲 ’工作又是用西方人眼光看中國”。邱震海説，自己非常享受用這種交叉的眼光看問題，視角的轉化也豐富了自己的內心世界。

在德國的生活經歷和自己從16歲就開始學習德語的優勢，讓邱震海的德語説得和德國人一樣好，想要留在德國發展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然而他放棄了在德國的一切，回到香港。

談起這個決定，邱震海説：“和德國貼得太緊了，反而想脱離它。”一直研究德國、用它的眼光看世界，但德國的文化相對封閉，這讓邱震海在那裏找不到使命感，最終，30歲出頭的邱震海帶着“一隻淚眼和一隻笑眼”離開了德國。

除了跟德國貼得太緊的危機外，邱震海感到的第二個危機就是使命感，“無論是人文科學還是從事新聞實業的人，都希望將社會當作一個舞台和實驗室，對這個社會的某些方面去架構一些東西，哪怕是國民素質的培養”。邱震海認為，這些方面的架構，歐洲人已經做得很成熟，而亞洲地區則還需要從事人文科學的人，在他的母體文化土壤上去做很多事。

香港的自由氣息最終吸引邱震海將之作為“進可攻，退可守”的寶地，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邱震海當時的想法多少帶了理想化的色彩。回到香港的邱震海先是進了一家報社，但香港的現實告訴他，這裏雖然自由，但淺薄和缺乏深度也是它的弱點。“要從事嚴肅新聞的時候，這裏沒有空間，這令人感到失望！”邱震海説，自己在給上海《文匯報》做記者時，還能寫大量國際分析的文章，但香港人並不關心這些。

沮喪之餘，邱震海有了“既然實現不了自己理想，那就去賺錢”的想法。於是，他進入一家上市公司，做起了企業傳訊主任。然而賺錢賺了一段時間，仍然不滿足，邱震海再次拿起筆，給香港《信報》寫專欄文章。“稿費不高，但這報紙的影響力很大，當時的朱鎔基總理就説，他只看香港的兩家報紙，《明報》和《信報》”。

後來，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報紙也開始有了邱震海的評論專欄。就這樣，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邱震海過起了“兩棲人”的生活。再到後來，他又過上了“三棲人”的生活，即同時到香港大學教公關和新聞。在邱震海的印象中，香港的學生很現實，“他們的興趣在股票和房地產會不會升”。邱震海説，如果沒有後來與鳳凰衞視的結緣，自己可能已經離開香港了。

邱震海的專欄文章最終為他鋪開了局面，中國內地的《參考消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歐洲的報紙，都開始引用他的文章。就在這時，鳳凰衞視也主動找到了邱震海，開始請他做嘉賓評論員。當時的鳳凰衞視定位還是“城市青年台”，對於電視評論也處於初創階段。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美國飛機轟炸，鳳凰才發現電視原來可以搞評論節目。鳳凰衞視由此開始轉型，逐漸變成以資訊評論為主。兩年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讓鳳凰的資訊評論得到關鍵提升，並找到準確定位。

邱震海的評論也由最初以歐洲為主、擴展為歐美關係，中歐評論等。尤其在2002年後，中國的外交飛速發展，中美、中日、中印，中俄大國關係以及朝核問題等越來越複雜。“原先不是很引人注目的問題逐漸提上日程，被迫開始研究”，邱震海説，從2001年到2004年，是他和鳳凰的合作期，直到2004年9月，他辭去上市公司的職位，正式進入鳳凰成為鳳凰的專職評論員。

進駐鳳凰第一天就“上戰場”

邱震海(8張)

鳳凰衞視擁有自己的專職評論員，所以有人將鳳凰的評論員稱為“駐台評論員”。對於鳳凰的這個發明，邱震海認為是開創了電視史上的第一步，“我們的日程是新聞到哪兒，我們到哪兒”。

邱震海正式進入鳳凰衞視的當天，就主評了至今難忘的一次事件，這就是2004年9月1日別斯蘭綁架事件，俄羅斯武裝分子佔領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中學。當天下午2點，邱震海接到該消息，5分鐘後開始直播，10分鐘後進行評論。“當時連綁架的地名和位置都還不知道，趕緊找地圖、查資料，現炒現賣就上去了！”後來，邱震海在自己的博客裏寫道：新兵第一天就上戰場變成了老兵。

綁架事件持續3天，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邱震海還能激動地把盧宇光當時的經典報道重複出來。他笑着説，這和之前做特約評論員完全不同，沒有預約，“現在是苦勞力了，和部隊一樣，不分時間的輪番上”。

邱震海政經論道在深圳舉行，鳳凰衞視著名評論員邱震海以《未來2-3年中國的經濟走向和潛在風險》作主題演講。針對經濟下行，邱震海提出要增加經濟的自由度與創新成分。 ^[4] 

邱震海除了輪班主持《有報天天讀》，還擁有自己的兩檔評論節目：《震海聽風錄》與《寰宇大戰略》。他在接受《南方人物週刊》專訪時對記者説。“每週兩場公共討論，這是一個很珍貴的自由空間、資源。如果我濫用這種資源，可以把這兩個節目弄成一種民族主義情緒，收視率會很高。或者我可以把它做成很無聊的、很符合官方口味的，都在我一念之間。但只要還有一定自由空間，我還是會服從於我自己的內心。若不能影響社會，至少應守住公正客觀。”

做一名有思想有擔當的媒體人

作為一名媒體人對國家及社會的責任，在當今這個時代，媒體人應具備哪些素質和責任？在接受《今傳媒》雜誌的記者專訪時，邱震海説“作為媒體人首先要具備兩種大的素質，一種是專業的素質，一種是道義上的素質。專業素質好培養，道義上的素質其實也不難培養，就看你願不願意去學，願不願意去做。新聞人的特點是忠實於事實的真相，作為評論人則是要傳遞一種正確的價值觀。我們要解釋及引導觀眾形成正確的觀念，這就對一個人的人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國古人有句話叫“為學先為人”，這是對新聞人最本質的要求。做新聞不要想着去賺大錢，如果想賺錢你可以選擇去學金融，做新聞人你就要敢於擔當責任，甚至深入災區，進入戰區，潛入幕後，將真正的事實呈現在觀眾的面前，讓觀眾瞭解事實的真相，以一種正確的價值觀來引導受眾，使社會形成一種正確及真實的輿論環境。”

邱震海的理性，與他當年在德國留學有關。1991年，邱震海申請到同濟大學的公派名額，開始了在德國圖賓根大學博士學位的學習。從大學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德語的嚴謹、縝密、一絲不苟，訓練了他的思維，也重新架構了他的思維方式，為他日後成為一個理性的時事評論員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1997年，處於對西方迷戀後的迷茫期的邱震海決定回國，他選擇“進可攻，退可守”的香港作為跳板。在這個跳板，他也在不停地跳躍着尋找適合自己的落腳點。從學界、商界到媒體，直到2004年正式加入鳳凰衞視，邱震海終於停止了他的身份轉換。也正由於不同職業的身份轉換，使得邱震海的性格中既具備學者的沉靜、理性與縝密，又具備商界人士的雷厲風行與幹練敏捷，同時還具備新聞人的敏鋭與練達。所有這些特質，恰恰成就了做時事評論員的邱震海。

在做時事評論的同時，他也在通過書籍、文字的方式，不斷地將他的觀點二次沉澱和呈現給受眾。從《中日需要“亞洲大智慧”：邱震海論中日關係》、《訪與思——中國人成熟嗎》到《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邱震海在堅持用國際的全球視野探討現今的中國。

人口紅利危機和人才紅利危機，在你看來，怎樣才能吸引“海歸”?邱震海向《留學生》雜誌記者直言“有一些是短期的機制，或者硬件的機制。比如説我們吸引留學生的政策，給他們的待遇等等，這些東西國家現在都做得不差。現在中國缺的是其他方面的東西，就是你怎樣能吸引一個人在這裏真正長遠地發展。要留住一個人才，除了空氣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讓他覺得有發揮空間。比如一個人回來以後，他是不是會陷入官本位的體制。在外面可能是學者至上，教授至上，一個學者是真真正正可以得到尊重的。在我們這裏是官本位的體制，它逼着學者一定要去做官，或者一定要去走官本位的路線，才能拿到資源，拿到項目和經費，那久而久之，就變了。一個真正的學者，一個真正的專業工作者，他不會去，甚至他也不願去、不需要去做這樣的事情。一個會做這樣的事情，或者很擅長做這樣的事情的人，他往往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真正的學者，他會覺得，你可能會給我很多錢，但這些錢我在國外也可以拿到，我可以創造出真正的、一流的成績，而不是一天到晚在跟官場搞關係。

另外，我覺得不但要吸引留學生，還要吸引國外的一流人才到中國來工作。我們現在的境界還沒有達到在全球當中蒐羅一流人才。是我們沒錢嗎?我們錢已經有了，為什麼那些全球的一流腦袋都願意去美國，不願意到中國，那就是跟你的軟環境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