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達多吉

幼年在印度讀書，懂英文。父親幫達·列江(又名尼瑪降村，俗稱不尼江)一直從事經商，並以“幫達昌”(“幫達”地名；“昌”為藏語，即“家”的意思；“幫達昌”是以地名為家族名的稱呼)名義在印度、拉薩、康定等地設有商號。清宣統二年（1910年，藏曆第十五繞迥鐵陽狗年）二月，十三世達賴出奔印度，受不尼江供養。達賴回藏後，封不尼江為“商上”(商務官)，為達賴私人與西藏地方政府經營商業，並給予支差、免税、統購出口貨物等特權。此後，幫達昌商業發展到上海、南京、北京、成都、西寧、蘭州及印度加爾各答、噶倫堡等地。為此，西藏部分貴族大為不滿，派人將不尼江刺死。之後，達賴為追念前功，即任不尼江之子幫達多吉為藏兵如本(營長)駐守察雅，發英式馬槍500支，子彈數百箱。同時讓其接任寧靜縣交呷本（18土司之一）職務。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藏曆第十六繞迥水陰雞年）十月三十日，十三世達賴圓寂後，幫達多吉對噶廈處理土登貢培事件大為不滿，又聞言其兄幫達養壁在拉薩也有被捕的危險，因而幫達多吉在次年初起兵反叛西藏地方政府，率領察雅、寧靜民兵400餘人，夜襲駐守察雅、寧靜藏軍的兵營，監禁藏軍駐寧靜代本朗吉嶺巴和住在上鹽井的堪窮土登桑頗，並搶掠軍械及其他財物後，渡過金沙江投靠國民黨24軍馬成龍部。為達到反攻西藏之目的，幫達多吉還特去南京拜見蔣介石。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藏曆第十六繞迥水陰豬年），幫達多吉隨中央宣慰使諾那到西康省任宣慰使署宣慰組長兼地方武裝組長。在諾那提出“康人治康”的口號下，幫達多吉與駐巴塘24軍傅德銓團長發生軍事衝突，但兵力不足終告失敗。次年六月，紅軍北上路經康區時，他又在巴塘到白玉道上抗襲紅軍，也被擊潰。後經教育在紅軍於甘孜成立的博巴政府中任財政部長，積極籌集資金、柴草、羊毛等物資，支援紅軍北上抗日。紅軍離開甘孜後，幫達多吉經與巴塘駐軍交涉同意，率部到巴塘的波密從事墾殖並經營商務，自有騾馬萬餘匹，槍兩三百支往來於理塘、雲南中甸、麗江之間。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藏曆第十六繞迥火陰牛年），西康建省委員會任幫達多吉為西康第五區民團副指揮、騎兵大隊長。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藏曆第十六繞迥土陰兔年），西康省成立後改任為西康省第五區保安副司令、騎兵團長。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藏曆第十六繞迥水陽馬年），巴塘的格桑澤仁等人在康定設立“康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幫達多吉為其主要股東，在康定租房50多間，有管事20多人，有1200多頭騾馬的運輸隊和馱腳傭人130餘人，在理塘設有“幫達昌”臨時總號，在康定設有“幫達昌”分號。幫達多吉在小昌都、小幫達、然堆等地有2000餘藏克種子的土地，有佃户62户，娃子18個，合頭(俗稱外交管家)5個，內管家2個，覺本(十長)17個；有牧場兩處，犛牛440頭，羊695只，騾馬89匹。大部分土地租給農户，不管收成如何一律對半收取租糧，每年可收租4000餘藏克青稞。經商以布匹、茶葉等為主。其經營方式為：把貨物分給管家、合頭、覺本，由此再推銷給有錢户；或以實物交換等進行經營。解放前夕，其資金已達2787.13萬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幫達多吉與格達活佛等人派代表去北京向毛澤東、朱德獻旗致意，要求儘快解放康區。解放後，幫達多吉回到昌都，積極與黨和人民政府合作共事。

1951年1月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副主任；1955年9月出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處副處長。

1956年7月，根據當時複雜局勢的需要，昌都分工委決定派幫達多吉去寧靜任昌都警備區昌南臨時指揮部司令、工作團團長，對寧靜縣以普巴本、扎巴竹古、柴巴喇嘛、仲衣本為首的叛亂分子進行規勸工作。此間，他積極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對參加叛亂的人員進行耐心細緻地歸勸工作，解散叛匪組織，使社會秩序得以穩定。

1959年12月，幫達多吉任政協西藏自治區第一屆委員會副主席，1965年9月任政協西藏自治區第二屆委員會副主席；同時，還歷任昌都地區、西藏自治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另外，幫達多吉還於1952年捐給小學青稞1000鬥；於1956年將自己家的土地產出劃歸差民所有，免除絕大部分高利貸；於1959年賣給政府青稞6000鬥；於1959年5月23日，將原藏匿在家的各類槍支32支、子彈70165發、大小彈夾27個，全部上繳當地人民政府。“文化大革命”期間，幫達多吉受到衝擊和不公正的對待。

1974年，幫達多吉因患腦溢血在拉薩病故，終年68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自治區為其進行公開平反昭雪。 ^[1]